儒勒·米什莱（1798—1874）

　　法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是《法国革命史》和《法国史》。

在欧洲最高的地方

　　瑞士的恩加丁是欧洲最高的地方，在此不只可俯瞰意大利境内齐亚凡纳、科摩诸城，甚至于奥地利蒂洛尔的风光也尽收眼底。此地有上百个湖泊和三百个冰川，这大大丰富了莱茵河、阿达河，特别是应河的水源。诸川汇集，其下游即是闻名于世的多瑙河，漫漫流程七百里，注入了黑海。北方与南方的烈风穿越恩加丁，风势时常是猛烈的。东边的风由贝尔尼纳冰川直掠过来，和北方的风力旗鼓相当，或许只有西方才没有风吹过来。
　　如果你想准确地测定这座山的高度，则必须从意大利齐亚凡纳上溯科摩河至维科-索勃洛诺，在栗子林、葡萄地中间进行。如果这样，人们就得在马洛牙那十分陡峻的大坡地脚下，穿过杉树林盘旋而上，在走完杉树林子以后，还得向上攀登。最终人们终于到达险峻的峰顶，罡风时常刮来令人愁苦。猛然一回头，就看见那座雅可布天梯。
　　可是相反，每当我们从于利埃山口过来，由于我们所在的地方比较低，常常会觉得这个斜坡本身就是一座高山。西北方的西尔瓦—勃拉拿的确是一个美丽的衬庄，很干净，外观十分富饶，一排排白色的房屋在迎接着你的来临，殷勤地向你敞开了胸环。
　　三个碧绿的小湖泊，岸边嵌着落叶松，松林倒影映照水面，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很欢畅，四外诸峰壁立，予人以一派肃穆之感。这些湖泊中有两股激流经过，清澄可见底，对健康多有裨益。
　　如果以阿尔卑斯山区景物来衡量，整个场面并不大，而格局却很是匀称有致。从正面观察，圣—莫里兹游客众多的温泉浴场十分宽阔，阳光普照，朝着我们微笑。圣—莫里兹位于山腰，距于利埃山口很近，这里是一个人口十分稠密的小市镇，有不少店家与小商贩。山峦几乎俯临整个洞谷并把它分隔开来，在它的前面与后面，人们可以远眺一望无际的湖水、草地同树林。落叶杉具有那种涂抹在儿童玩具上的翠绿的色泽，令人愉悦。在这块枞树同粗硕的云杉都不能够生长的地方，竟然能觅得这片嫩绿，树木每年都要换叶子，这份青春气息几乎叫人惊叹不已。
　　但是最让人啧啧称奇的，还是它单薄的树荫底下长满了上阿尔卑斯山的稀有花卉，这里与别处一样，遍地全是草原上的雏菊。最为植物学家所珍视的是黄色的银莲花，这种花在这儿极多，车轮过处，所在全有。在一处朝东的山坡上，这些神奇的花儿在这黄昏的时分（现在是午后五六点钟）都已经照不到阳光了。它们不依靠日光映照衬托，其自身的美丽就足以令人倾倒。花枝在轻柔的淡影下显得十分神秘，朝着公路一边倾倒而去，她们好像一双双眼睛，一双双大眼睛在凝望着我们。多么动人的场景！这份异样、精致、千金难买的翠蕊奇葩竟然孤零零地开放在这片荒凉寂寞、很多普通花卉都无法到达的地方。
　　过了圣—莫里兹，峡谷越加巨大、宽阔，变得非常肃穆起来。沿湖有两、三个雅洁的村子络绎在天边出现，村子中间就是草原。一路上没有见到房屋。既无农田又无工厂。就好像人们站在里齐山的峰顶上一样，这里是一派崇高而又伟岸的岑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不过主要的不同处，是在里齐山人们能够看见阿尔卑斯的巨灵神们傲然挺立在没有人烟的草原上，能够远望西尔贝格或是琼格弗洛。在这儿，景色尽管很美，很宽广却是一种沉思默想。贝尔尼纳山的重峦叠峰，距此不远，还有无数冰川、流泉，可是人们只能够从空隙处隐约窥见。千崖翠黛全掩映在某些屏山云岭的后面。这儿无比庞大，任凭人们四处寻觅，但是却不知它在什么地方。
　　到了塞勒里那。这里的地势比起圣—莫里兹低些，一马平川，湖水蒸腾，全处在一片山岚烟景之中。萨马当的人烟比较密，可是没有邮局、法院与学校。这儿是下恩加丁首府。建筑都很整齐。许多高第豪门府邸外面都砌有堂皇富丽的石阶，并还配上了铁的或铜质的栏杆，花哨精致的大铁栅门（经常是18世纪兴建的），就像王宫。
　　大概清晨四时，我静悄悄地起了床，不一会儿我走过去，透过湿润的窗玻璃，凝望着这一地区。在不很高的岗峦之间，植被有深有浅，十分不均匀，其所受到的阳光照射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峡谷、草原与小湖以及它的树林都被笼罩在低沉的水汽下面，四处蔓延，纡徐委蛇。一切呈现出某种忧郁、肃默的神秘感觉。这是夏天，但是又不是夏天，逐渐，太阳升起来了，于是我看清楚了萨马当的位置，是在公路交叉的汇合点上，主要的那条干线顺着湖滨，从马拉雅到蒂洛尔另外有条横线，我看到它直上朋特雷哲纳，右边倚傍着连绵不断的贝尔尼纳诸峰。一些小规模的德国谷物与意大利酒类的贸易经常在这儿进行。
　　在朋特雷哲纳住下。这地方在公路线上，能够眺望罗撒格——这个著名的冰川距此不远，就在我们脚下有几道激流汇合在了一起。我們在傍晚前，大概午后四时左右出发。外面吹拂着凉爽的西风，自于利埃高地射来的一抹夕阳又让风变得暖和了些。
　　猛然间我见到了什么，感到一震。人们正在给桥栏杆盖上小木板，以免一会儿结冰、一会儿化冻的剧变使水泥开裂。这可真让人神往。我不由感叹这冰雪载途的隆冬天气真是可怕，湖水都冻得僵似岩石，真有点西伯利亚的味道。但是还不仅如此，更厉害的是，一会儿大太阳叫人想起附近的意大利。一道道强烈、酷热的光简直像斧头一样锋利，在冰雪覆盖的土地上将万物晒得爆裂开来，扫了个精光。

载望舒（1905—1950）

　　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曾留学法国，作品受象征派诗人影响，代表作包括《雨巷》《我用残损的手掌》等。

在一个边境的车站上

　　夜间十二点半从波尔图开出的急行列车，在清晨六点钟到了法兰西和西班牙的边境伊隆。在朦胧的意识中，我感到急骤的速率徐缓下来，终于静止了。有人在用法西两国语言报告着：“伊隆，大家下车！”
　　睁开睡眼向车窗外一看，呈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个像法国一切小车站一样的小车站而已。冷清清的月台，两三个似乎还未睡醒的搬运夫，几个态度很舒闲地下车去的旅客。我真不相信我已到了西班牙的边境了，但是一个声音却在更响亮地叫过来：“伊隆，大家下车！” 　　匆匆下了车，我第一个感到的就是有点寒冷。是侵晓的气冷呢，是新秋的薄寒呢，还是从比利牛斯山间夹着雾吹过来的山风？我翻起了大氅的领，提着行囊就往出口走。
　　走出这小门就是一间大敞间，里面设着一圈行李检查台和几道低木栅，此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是法兰西和西班牙的交界点，走过了这个敞间，那便是西班牙了。我把行李照别的旅客一样地放在行李检查台上，便有一个检查员来翻看了一阵，问我有什么报税的东西，接着在我的提箱上用粉笔划了一个字，便打发我走了。再走上去是护照查验处。那是一个像车站上卖票处一样的小窗洞。电灯下面坐着一个留着胡子的中年人。单看他的炯炯有光的眼睛和他手头的那本厚厚的大册子，你就会感到不安了。我把护照递给了他。他翻开来看了看里昂西班牙领事的签字，把护照上的照片看了一下，向我好奇地看了一眼，问了我一声到西班牙的目的，把我的姓名录到那本大册子中去，在护照上捺了印;接着，和我最初的印象相反地，他露出微笑来，把护照交还了我，依然微笑着对我说：“西班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到了那里你会不想回去呢。”
　　真的，西班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连这个护照查验员也有他的固有的可爱的风味。
　　这样地，经过了一重木栅，我踏上了西班牙的土地。过了这一重木栅，便好像一切都改变了：招纸，揭示牌，都用西班牙文写着，那是不用说的，就是刚才在行李检查处和搬运夫用沉浊的法国南部语音开着玩笑的工人型的男子，这时也用清朗的加斯谛略语和一个老妇人交谈起来。天气是显然地起了变化，暗沉沉的天空已澄碧起来，而在云里透出来的太阳，也驱散了刚才的薄寒，而带来了温煦。然而最明显的改变却是在时间上。在下火车的时候，我曾经向站上的时钟望过一眼：六点零一分。检查行李，验护照等事，大概要花去我半小时，那么现在至少是要六点半了吧。并不如此。在西班牙的伊隆站的时钟上，时针明明地标记着五点半。事实是西班牙的时间和法兰西的时间因为经纬度的不同而相差一小时，而当时在我的印象中，却觉得西班牙是永远比法兰西年轻一点。
　　因为是五点半，所以除了搬运夫和洒扫工役已开始活动外，车站上还是冷清清的。卖票处，行李房，兑换处，书报摊，烟店等等都没有开，旅客也疏朗朗地没有几个。这时，除了枯坐在月台的长椅上或在站上往来蹀躞以外，你是没有办法消磨时间的。到浦尔哥斯的快车要在八点二十分才开。到伊隆镇上去走一圈呢，带着行李究竟不大方便，而且说不定要走多少路。再说，这样大清早就是跑到镇上也是没有什么多大意思的。因此，把行囊散在长椅上，我便在这个边境的车站上踱起来了。
　　如果你以为这个国境的城市是一个险要的地方，扼守着重兵，活动着国际间谍，压着国家的、军事的大秘密，那么你就错误了。这只是一个消失在比利牛斯山边的西班牙的小镇而已。
　　提着筐子，筐子里盛着鸡鸭，或是肩着箱笼，三三两两地来乘第一班火车的，是头上裹着包头布的山村的老妇人，面色黝黑的农民，白了头发的老匠人，像是学徒的孩子。整个西班牙小镇的灵魂都可以在这些小小的人物身上找到。而这个小小的车站，它也何尝不是十足西班牙的呢？灰色的砖石，黯黑的木柱子，已经有点腐蚀了的洋船遮檐，贴在墙上在风中飘着的斑驳的招纸，停在车站尽头处的铁轨上的破旧的货车：这一切都向你说着西班牙的式微，安命，坚忍。熙德的西班牙，唐璜的西班牙，堂吉诃德的西班牙，大仲马或梅里美心目中的西班牙，现在都已过去了，或者竟可以说本来就没有存在过。
　　的确，西班牙的存在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一切旅行指南和游记中的西班牙，那就是说历史上的和艺术上的西班牙。这个西班牙浓厚地渲染着釉彩，充满了典型人物。在音乐上、绘画上、舞蹈上、文学上，西班牙都在这个面目之下出现于全世界，而做着它的正式代表。一般人对于西班牙的观念，也是由这个代表者而引起的。当人们提起了西班牙的时候，你立刻会想到蒲尔哥斯的大伽蓝，格拉纳达的阿拉伯故宫，斗牛，探戈舞，唐璜式的浪子，吉诃德式的梦想者，塞莱斯蒂娜式的老虔婆，卡门式的吉卜赛女子，扇子，披肩巾，罩在高冠上的遮面纱等等，而勉强西班牙人做了你的想象的受难者;而当你到了西班牙而见不到那些开着悠久的岁月的绣花的陈迹，传说中的人物，以及你心目中的西班牙固有产物的时候，你会感到失望而作“去年白雪今安在”之喟叹。然而你要知道这是最表面的西班牙，它的实际的存在是已经在一片迷茫的烟雾之中，而行将只在书史和艺术作品中赓续它的生命了。西班牙的第二个存在是更卑微一点，更穆静一点。那便是风景的西班牙。
　　的确，在整个欧罗巴洲之中，西班牙是风景最胜最多变化的国家。雄警而壮阔的安达鲁西亚，煦和而明朗的瓦伦西亚，会使人“感到心被窃获了”的清澄的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欧洲每一个国家的典型。或则草木葱茏，山川明媚;或则大山巍峨，峭壁幽深;或则古堡荒寒，困焦幽独;或则千园澄碧，百里花香……这都是能使你目不暇给，而至于留连忘返的。这是更有实际的生命，具有易解性（除非是村夫俗子）而容易取好于人的西班牙。因为它开拓了你对于自然之美的爱好之心，而使你衷心地生出一种舒徐的、悠长的、寂寥的默想来。然而最真实的，最深沉的，因而最难以受人了解的却是西班牙的第三个存在。這个存在是西班牙的底蕴，它蕴藏着整个西班牙，用一种静默的语言向你说着整个西班牙，代表着它的每日的生活，象征着它的永恒的灵魂。这个西班牙的存在是卑微至于闪避你的注意，静默至于好像绝灭。可是如果你能够留意观察，用你的小心去理解，那么你就可以把握住这个卑微而静默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些小城中。这是一个式微的、悲剧的、现实的存在，没有光荣，没有梦想。现在，你在清晨或是午后走进任何一个小城去吧。你在狭窄的小路上，在深深的平静中徘徊着。阳光从静静的闭着门的阳台上坠下来，落在一个砌着碎石的小方场。什么也不来搅扰这寂静;街坊上的叫卖声在远处寂灭了，寺院的钟声已消沉下去了。你穿过小方场，经过一个作坊，一切任何作坊，铁匠的、木匠的或羊毛匠的。你伫立一会儿，看着他们带着那一种的热心、坚忍和爱操作着;你来到一所大屋子前面：半开着的门已朽腐了，门环上满是铁锈，涂着石灰的白墙已经斑驳或生满黑霉了，从门间，你望见了里面被野草和草苔所侵占了的院子。你当然不推门进去，但是在这墙后面，在这门里面，你会感到有苦痛、沉哀或不遂的愿望静静地躺着。你再走上去，街路上依然是沉静的，一个喷泉淙淙地响着，三两只鸽子振羽作声。一个老妇扶着一个女孩佝偻着走过。寺院的钟迟迟地响起来了，又迟迟地消歇了……这就是最深沉的西班牙，它过着一个寒伧、静默、坚忍而安命的生活，但是它却具有怎样的使人充塞了深深的爱的魅力啊。而这个小小的车站呢，它可不是也将这奥秘的西班牙呈显给我们看了吗？ 　　当我在车站上来往躞蹀着的时候，我心中这样地思想着。在不知不觉之中，车站中已渐渐地有生气起来了。卖票处，兑换处，烟摊，报摊，都已陆续地开了门，从镇上来的旅客们，也开始用他们的嘈杂的语音充满了这个小小的车站了。
　　我从我的沉思中走了出来，去换了些西班牙钱，到卖票处去买了里程车票，出来买了一份昨天的《太阳报》，一包烟，然后回到安放着我的手提箱的长椅上去。
　　长椅上已有人坐着了，一个老妇人和几个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共是四个孩子。而且最大的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已经在开始一张一张地撕去那贴在我箱上的各地旅馆的贴纸了。我移开箱子坐了下来。这时候，便有两个在我看来很别致的人物出现了。
　　那是邮差、军人和京戏上所见的文官这三种人物的混合体。他们穿着绿色的制服，佩着剑，头面上却戴着像乌纱帽一般的黑色漆布做的帽子。这制服的色彩和灰暗而笼罩着阴阴的土地以及这个寒伧的小车站显着一种异样的不调和，那是不用说的;而就是在一身之上，在这制服，佩剑，和帽子之间，也表现着绝端的不一致。“这是西班牙固有的驳杂的一部分吧。”我这样想。
　　七点钟了。开到了一列火车，然而这是到桑坦德去的。火车开了，车站一时又清冷起来，要等到八点二十分呢。
　　我静穆地望着铁轨，目光随着那在初阳之下闪着光的两条铁路的线伸展过去，一直到了迷茫的天际;在那里，我的神思便飘举起来了。

斯蒂芬·茨威格（1888—1942）

　　奥地利小说家、传记作家，代表作包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昨日的世界》等。

塞维利亚的艺术与生活

　　有些城市，我决不是第一次去。我走过那些不熟悉的街道，那么到处都会勾起回忆，好像有亲切的声音在呼唤我。你会从一个姊妹城市、一幅图片、一本书、一首歌、一个梦来看到它们的面貌，因为这些城市可能像人一样，有悲伤也有欢笑，有老有少，有的咄咄逼人，有的柔和灵便，有的身体轻盈，有的精疲力竭。塞维利亚就是这样。提起这座城市，人们总会把它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联系在一起。故乡在萨尔茨堡的作曲家莫扎特，却写出了以塞维利亚为背景的不朽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用许多精美的乐谱将原本遥远的城市连结成一个温和享乐的联盟。这些城市在发展意向和行动方式上都像姊妹城市一样采取联合行动。在两个名字上体现了一种十分强大的诗的力量，因此，土里土气在它们身上倒变成了可爱和值得追求的东西，现代可恶的街道文化不会粗暴地硬挤进来，而是缓慢地适应这种时效。它们身上体现了旧贵族的方式，塔楼像侍童一样颀长高挑，大钟像娇滴滴的姑娘们的声音那样清脆。在明亮的大街上一切听起来又都很清脆，这样的城市被置放在绿树丛中，好像在微笑。只有在南方这种图景更柔和、更茂盛得多。棕榈张开绿扇子，街头全年可见，五颜六色的奇花异草源源不断地送到花园、林荫道，送进城里。音乐在两个城市都盛行，在萨尔茨堡，音乐曾两三度升华出伟大的艺术品。米歇尔·海顿的陵墓和莫扎特的摇篮似乎是这种生活的安息地。在塞维利亚虽没有诞生过莫扎特。但是条条街巷都听得见音乐，好坏都有，空中总听得到歌曲和吉他的声音。这里的生活节奏似乎很快，人们似乎心情愉快。虽然安达卢西亚地区有不少饥肠辘辘的人，但在塞维利亚，人们脸色红润，容光焕发，用许多旗帜示意，表明这里的人可能很幸福。
　　这就是西班牙的方式吗？既是，又不是。因为西班牙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单位，但是实际上分割成两个几乎机械的对立部分，这种对立又分解成一千种单独的对比。以现代化城市马德里为代表的卡斯蒂利亚地区让人心生恐惧。哪怕狂欢节的彩车巡礼，也见不到活跃的生气。豪华马车车队排满宽阔的街道，沉重地隆隆地驶过去，只听到马蹄得得的声音。车队显得呆板，庄严，合乎礼俗。有着热情眼光，穿着镶有金银边饰衣服的仆人和苏尔瓦兰的僧侣们高坐在车上，一动也不动——仿佛有一种阴影沉重地笼罩在卡斯蒂利亚的整个地方。
　　相反，如果你到了以塞维利亚为代表的安达卢西亚，你就仿佛走进了太阳地里。这种对比有如一百面镜子反光那么刺眼。你会寻找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那个快乐的小店，也渴望在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房子中发现唐·璜曾大搞艳情的那间房子。费加罗在这里唱出他那首小歌曲，哈瓦那的卡门派教士在屋里哼唱过歌谣，艺术赋予街道以极其愉快的象征。曾经名噪一时的天才人物堂·吉诃德骑着那匹忠实的瘦马还走过这里的街道哩。人们在这里不会像在托莱多一样去买匕首，而是买吉他和响板作为纪念品。塞维利亚不是西班牙的象征，而是西班牙的微笑。
　　即使斗争在这里也变成了和解。大概在5个世纪的大搏斗之后，抵御外族入侵的城墙——根据传说，它像眼睛一样在流泪——从西班牙的南部消失了。但是外来文化无时不在地影响着市民的生活。在这里，外来艺术不像在卡斯蒂利亚那样受人轻视，而是受到重视。他们最伟大的杰作是一种生活的艺术，那种推崇感官的享乐方式与安达卢西亚人快乐的生活方式取得巧妙的平衡。成百的建筑显示出和谐。清真寺变成了基督教教堂，那种引人入胜的洋葱头式清真寺穹顶如今装上了基督教大教堂的大钟，虔诚的钟声雷鸣般地向下传来。而最有意思的是建筑内部的一致。这些建筑大概都像四合院，低矮而无装饰，有平顶和方形天井。神秘和昏暗在这里却变成愉快。窗子和阳台突破了阿拉伯人的密闭式围墙，给墙里的小房间带来了明亮。油漆也锃光锃亮的，大门关得并不死，可以看得见走道里摆满了彩色上轴陶器，闪闪发光。从走道望过去能看到前院，那里有一个喷泉将发亮的泡沫喷到鲜花上，发出淅沥的响声。鲜花周围环绕着棕榈树和暗黑的灌木。这里没有一家人家穷到连朵花都没有;即使在老犹太人居住区，也是束束鲜花耀人眼目。长长的花带从阳台几乎垂到街道上，活像穿着彩色服装的士兵排队行进，穿过全城。这里仿佛展开了一块调色板，绿波涌入最贫穷的侧街小巷，到处鲜花吐艳。它们好像灶里的煤炭，烧红了自己。姑娘们的头发上插着皱叶剪秋罗和红玫瑰，显出少女的矜持和柔情。
　　妇女们完全是卧眠花丛中，她们的生活本身就像花儿一样绚丽。她们常常穿着花衣服，从老远走来，鲜艳夺目。她们的披风异彩纷呈，独具特色。清风掠过，花茎颤抖，树干婆娑。如果有人惊羡她们轻柔的步伐，就会想到弗拉门戈舞的舞姿。炽热灼人的阳光似乎从她们的眼睛里喷射出来，眼光像迅捷的闪电，在好奇的人们身上一扫而过。甚至在漠不关心的时刻，她们也显得热情，因为那眼睛闪出光辉，她们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她们的语言不是改变成歌唱，而是毫不费力地就唱起来了，她们的全部姿势，她们摇晃的步子自发地变成舞蹈。如果在最可怜的咖啡馆里看到弗拉门戈舞，就会知道奥地利剧院中的芭蕾舞的老一套姿势多么难看，多么千篇一律。这些姿势以几种滑稽哑剧般的亮相为基础，充其量还能增加一些矫揉做作。如果说弗拉门戈舞也可以算做一种艺术形式，那么也仅仅是从人体的极优美动作和节奏感中产生的。这不是腿的艺术，而是线条的弯曲，以展示人体各种优美的造型。女性的种种象征动作通过舞蹈、扇子、披风、面纱，尤其是衣服表现出来。衣服对动作起到了补充、减弱和充实完满的作用。这些跳舞的女子大多数只受过一点点训练，有些人的動作造型未免单调。但是，一旦被响板的哗啦声闹醒，这种吉卜赛舞蹈就产生出粗野的、但不是淫荡的性感，从情欲中迸发出一股动人心弦的力量，使人的血液迅速流过血管，像着魔似地摇晃起来，简直像一阵煽起的热风。这里的舞蹈由于人的作用，又回到艺术的行列，它更接近我们的感受，其中充满热情和美，展现出纯粹人性而原始的生活观。而舞蹈的伴奏和歌唱只是次要的和无价值的，大概像阿拉伯的伴唱歌曲那样单调。安达卢西亚人就喜欢它，加上些谐谑，吹嘘夸大，大大强调这激昂的瞬间。因为塞维利亚仍然有一点是唐·璜的放荡的城市，虽然不是金碧辉煌，但是宗教虔诚狂热，虽然热烈，但是在品德上并不严格。
　　塞维利亚用这种生活原料，维护着很严肃和伟大的过去。也许颜色有点苍白了，但是这里的复活节狂欢仍然是全世界闻名的。这种衣着豪华的列队和罕见的习惯已经有悠久的传统了。现代生活渐渐地渗透了进来。现在从城墙上古老的金塔还看得见好多海船乘着黄色的瓜达尔基维尔河的轻浪前进。在基拉尔达最高处，这里曾经是罗马女神招呼信徒们祈祷的地方，观众会看到一幅预料不到的景象：一座明丽的城市远远地伸进绿海之中，漂亮的花园非常壮观，一条条宽阔的街道好像悬挂在远方，人们几乎不能一窥全豹。看到调色板展示出如此丰富的色彩，人们就会知道，大画家委拉斯凯兹和卉利罗是这个城市的孩子，他们是该城之美的永恒宣布者;洛佩·德·维加的戏剧宣告了该城的历史，音乐家们则宣告该城的喜悦。这里西班牙人民养育了塞万提斯这样的诗人。他是一个快乐的人、自由民，一个智慧的嘲笑者。因为城市的馈赠如此丰厚，艺术家们自然要描摹多彩生活的喜悦，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的是事件发生的节奏和内心喜悦的快板速度。
　　在一个有奇迹的地方，为什么不该发生这样神奇的事呢？“谁没有到过塞维利亚，就没有见过奇迹。”该城贵族常常讲这句豪言壮语，频次之高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不过我们不能责备他们爱虚荣。人们如此长久地与命运周旋，并以此建造出一座城市，让它呈现出生活的面貌，这本身不就是奇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