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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某些领导人落后于群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这是错误的方针。”在这种猛烈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所形成的政治气氛下,加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浪潮,像海啸一般席卷全国,仅仅几个月的功夫,合作化便骤然实现了。到1956年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了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了全国农户总数的87.8%。由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快,作法太粗,形式太简单划一,干部和群众没有经验,对于党的农村政策和自愿互利原则的执行出现了偏差,致使农业社内部的矛盾日渐增加、激烈、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一部分社员提出退社单干,把耕牛牵回家的现象。针对新的形势、新的情况,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随后,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根据中央的部署,1957年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全国农村工作的谭震林,率领一个由106人组成的工作队,来到湖南省攸县上云桥乡蹲点,开展整社运动。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从全局而言,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存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改变过快、工作过于简单粗糙等问题。这是我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失误。但就谭震林蹲点整社而言,他的深入实际的群众路线、艰苦细致的思想作风、广开言路的民主精神、团结大多数人的全局观念以及他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都是应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的。
上云桥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浪潮中,作为革命老区的攸县也匆匆忙忙于1956年底将全县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组建成为488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实现了高级合作化。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攸县和全国一样,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特别是上云桥乡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上云桥乡位于攸醴公路两侧,靠近县城,是一个丘陵地区,全乡有3913户,16757人,有水田31530亩,旱土1124亩。1952年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有党员129人,团员543人。1955年冬,全乡有5个高级农业合作社,19个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秋,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全乡合并为13个社,入社农户3852户,占全乡总户数的98.5%。由于办社时间不长,干部缺乏管理集体经济的经验,社员对集体经济组织也还不习惯,思想状况落后于经济制度的转变,农业社内部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矛盾。突出的是三大矛盾:一是社员过高过急地要求改善生活和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赶不上社员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水平落后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社员要求民主管理和社干部作风不民主,财务不公开,不能很好贯彻民主管理之间的矛盾,有些社员埋怨说:“农业社是政府办的,干部是老板,我们当长工。”三是农业社内部各方面的矛盾没有解决好。比如:大公与小公之间,穷队与富队之间,特别是中农与贫农之间的矛盾,而且由于这些矛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有的闹分社,有的闹分队,有的则提出退社单干。此外,在粮油方面社员与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由于农业合作社内部存在着上述各方面的矛盾,大大妨碍了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妨碍了农业社的巩固,妨碍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也妨碍了干部与社员、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团结。
这次,谭震林选择到上云桥乡蹲点,开展整社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谭震林是攸县人,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宝贵光阴都是在家乡度过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斗争洪流之中,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大革命时期,他在攸县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和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先后担任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为创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后来虽然走出了湖南,奔向更为宽广辽阔的天地,导演出一幕幕更加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一直都怀着对家乡深深的赤子情怀。所以说,谭震林选择自己所眷恋、所熟悉的家乡蹲点,开展整社运动,便在情理之中了。
“提民主办社的口号好”
谭震林率领工作队进驻上云桥乡后,立刻忙碌起来,他仔细听取各级干部的汇报,主持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合作社的基本情况,与大家共同协商整社的方案。
在一次中央、省委、地委、县委负责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上,谭震林提问:“大家说,我们这次整社运动的口号怎么提?”
与会者沉思了片刻,七嘴八舌地回答:
“我看就叫整风整社吧。”
“叫群众办社也可以。”
“我觉得应该叫民主办社,民主地解决农业社的内部矛盾。”
……
谭震林认真听取大家的热烈讨论,直到意见渐趋一致时,他才说道:“还是提民主办社的口号好,民主就是依靠群众,集中多数人的意见,解决矛盾,达到增强团结,齐心协力办好农业社的目的。”他顿了顿,又继续说:“以往我们搞整社,总是由派下去的干部包办代替,有的甚至片面地保护干部过关,没有发动群众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进行严肃批评。结果,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收获不大,这次民主办社,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让社员把话说尽,真正让社员群众当家作主。”
与会者纷纷赞同提民主办社的口号。随后,围绕着如何开展民主办社运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谭震林总结说:“要贯彻落实民主办社,彻底解决农业社内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达到巩固农业社,发展生产的目的,就必须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社员是农业社的主人,农业社内部的问题当然应由主人自己来解决,才能真正解决好,外来的力量不论有多大,只有通过内部力量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任何单靠外力帮助,包办代替去进行民主办社,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必须发动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亦即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才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他还强调说:“当然,放手发动群众并不是放任自流,盲目地放,而是有领导、有目的地放。目的是为了办好社,争取粮食大丰收,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离开了这个目的,或者目的性不明确,盲目地去放手发动群众,就可能出现混乱现象,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目的明确,并且经过广泛宣传教育,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就可以在基本的方面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避免混乱,不出偏差。”
5月的乡村,树木葱茏,流泉清丽。谭震林带领工作队在上云桥乡的七一、高二、株山、云西、联星等5个社先进行民主办社试点工作。谭震林经常走村串户倾听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一天早晨,他在湘潭地委副书记高臣唐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走进一栋农舍。高臣唐向主人介绍说:“这位是中央来的谭书记,来了解了解情况。”那位农民听说来的是位中央首长,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谭震林见状,上前一步,热情地握住对方的手,一块儿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拉起了家常。
“你贵姓啊?”
“我姓谭。”
“你家里有几口人啊?”
“6口,我和我婆娘、大崽3个人出工,满崽、满女还在学堂里读书。”
“家里喂了鸡鸭,养了猪没有?”
“喂了鸡,养了猪。”
“去年分了多少粮?”
“3000斤谷。”
主人一边答话,一边起身泡茶。谭震林摇摇手,阻止道:“自家人,不要客气嘛。”
谭震林的举止,还有未改的乡音,使主人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下来,越谈越火热,胆子也越发壮了,很快两人就打成一片,无话不谈。谭震林从中了解到社员群众对合作社、对干部、对国家的有关政策的真实态度和想法……
为了充分贯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谭震林还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由工作队和社干部联合组成检查组,深入群众中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二是召开各社有代表性的各种各类人物进行座谈,让他们畅所欲言,发表意见;三是组织“私访人员”,进行侧面的检查,这是最有效最好的一种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的办法。在上云桥乡开展民主办社运动期间,工作队抽调了家在该乡的机关干部职工23人,以探亲的名义回家“私访”,在运动的每一阶段中回去两三次,他们将了解的情况,及时向工作队反映。由于这些干部职工不直接参加运动,故反映的情况真实性很高,对指导运动健康发展有很大帮助。
由于谭震林耐心细致、扎实深入的工作,社员群众被很快发动起来,积极投入到民主办社运动中。
社员群众才是农业社的“老板”
谭震林在上云桥乡蹲点,开展民主办社的过程中,得出一个结论:上云桥乡社干部基本上是好的。比如:七一等5个社204个干部中,有87个是土改以来的积极分子,有40个是共产党员,有41个是青年团员,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但也有一些毛病,主要是工作作风不够民主,经济上有些问题。据七一等5个社统计,204个社干部中有25人挪用公款448元,17人占小便宜105元,4人贪污131元,工作作风不够民主的有62人,打人的5人,有22人骂过群众。他认为虽然干部这些毛病本身还不严重,但影响很坏,弄得干群关系很紧张,严重妨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对于上述不良现象,谭震林决心好好整治整治。
在一次社队干部联席会议上,谭震林问与会者:“你们说,谁是我们农业社的‘老板’?”
“是社长。”
“是书记。”
“是党支部。”
“是社委会。”
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
“不对,你们说的都不对!”谭震林摆摆手说:“农业社是农民群众自愿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老板’应该是社员群众,干部只是农业社的‘长工’,‘长工’有事要和‘老板’商量,要按照‘老板’的意见办事,可是我们有的干部把这种关系颠倒了,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忘了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总以为自己是农业社的‘老板’,独断专行,有事不和社员群众商量,农业社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社里有多少收入,要开支一些什么,社员群众不知道,或者没有经过社员讨论,而是干部说了算,少数干部学了旧保长、旧甲长的坏作风,开口骂人,甚至打人,经济上手脚不干净,社员怎么会没有意见呢?”
这时,会场上鸦雀无声,有人面带笑容,有人颌首沉思,也有人羞愧地低下了头。
谭震林进一步教育干部,强调密切干群关系的重要性,督促干部把密切联系群众,改善干群关系,全心全意为社员群众服务,落实到行动中去。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谭震林热情帮助他们“主动下楼”,让他们在社员大会上公开检讨,放下包袱,积极工作,争取群众谅解。他常说:“我们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不跌跤子是不可能的,翻个筋头有什么了不起,爬起来再干嘛。”对那些对干部抱有成见的社员群众,谭震林也耐心说服教育:“对干部不能因为有一点缺点错误就认为他的一切工作都错了,世界上哪有百分之百的好事,孔明最聪明,不是也失了街亭?”
当时,七一农业社有一个社干部在工作中喜欢包揽大权,遇事不和社员商量,主观办事,搞强迫命令,甚至打骂社员,严重脱离群众,引起了社员的强烈不满。谭震林多次上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有次与他谈话长达5个钟头,这个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诚恳地在群众中检讨了自己的缺点错误,重新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工作更加积极了。
为了改善和密切干部与社员群众的关系,谭震林要求工作队自始至终贯彻执行依靠、团结、教育、提高干部的方针,围绕这一方针采取了3项措施:一是工作队对待社干部热情相待、开诚布公、治病救人,既不包庇,又不回避,吸收他们参加工作队的会议,一起商量研究工作。群众反映的问题,都一一与他们见面。二是分清是非是保护提高干部积极性的关键所在,社员群众对社干部提出的批评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有些不全面、不够正确的甚至是恶意的。只有分清是非,才能使干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三是工作队起模范作用,带动社干部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过去干部不参加生产,工作队一下去,就脱鞋下田,社干部也照样脱鞋下田。这样群众高兴了,干群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有了调查研究才能有发言权”
谭震林非常重视改进农业社的经营管理,他认为: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是直接关系到社里增加生产,社员增加收入的大问题。必须把改进农业社的经营管理作为民主办社运动的中心任务来抓紧抓好。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从七一等5个农业社所征集的社员群众的1287条意见中,属于经营管理方面的有413条,若加上财务则占了总意见数的60%左右,问题涉及到社长、管委会成员、生产队队长、保管员等89人。社员群众反映5个社长4人有贪污行为,10个副社长有8人手脚不干净。针对这些意见,谭震林告诫工作队队员一方面要防止把道听途说当事实,另一方面又要处理好群众意见,做到项项有着落,件件有交代。同时,他率领工作队深入实际,发动社员群众对这些意见逐一查实,妥善处理解决。例如:“牛肉事件”与“鸭子官司”这两件高二农业社社员群众反映较大的问题,就是在谭震林的关心下,亲自出马,调查研究,使真相大白的。
1956年冬,高二农业社死了54头耕牛,社干部把一半的生牛肉加工成熟牛肉全部出卖,但是在账面上反映的熟牛肉的重量只有生牛肉的一半。于是,社员们认为社干部贪污了卖牛肉的钱,议论纷纷,意见很大。谭震林听了汇报以后,立即带领工作队去该社。那天,正巧社里又死了一头耕牛,这是摸清事实真相的好时机。谭震林马上叫一个工作队队员割了两斤生牛肉,当众煮熟过秤,当时围观的社员群众很多,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干部、社员的心里都惴惴不安,紧盯着工作队队员手中的那杆秤。
“一斤整。”工作队队员声音响亮地报出了称的结果,熟牛肉的重量正好是生牛肉重量的一半!人们立即议论开来:“原来牛肉煮熟了会蚀这么多的秤哦,看来我们冤枉了人。”
谭震林笑容满面地看着大家说:“看来凡事都要调查研究,只有调查研究才能有发言权嘛。”
兴奋的人群还没有散去,又有人在高声说:“我们社还有一桩‘鸭子官司’,调查研究咯个法子蛮灵光的,是不是也判断一下‘鸭子官司’啊?”
谭震林向身旁的社干部询问“鸭子官司”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社管委会有个干部,曾挑了93只麻鸭到县城去卖,卖的结果比原来的少了11斤,社员们认为这个干部贪污了11斤鸭钱。这个干部则认为鸭子是先天从田里赶上岸过的秤,鸭毛沾了水,关了一夜,要排泄,出卖前又晒了半天,当然会少秤。社员们却坚持认为:少秤也不会少这么多。于是,这件事成了社员与干部之间一桩没有定论的“官司”。
明白了事情原委,谭震林轻松地说:“这件事好办嘛,我们再试验它一次。”
工作队队员和社管委会干部一起,从田里抓了一只鸭子称好,关了一夜,第二天再称,鸭子少了二两,而那个干部的93只鸭子只少了10斤,平均每只蚀1.9两,还不到二两。事实真相澄清了,那个干部所谓“贪污”的罪名被洗清了。
高二社的“牛肉事件”和“鸭子官司”这两桩风波的平息,使得社员们的心里亮堂了,干部们的心里舒畅了。谭震林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受到了人们的称颂。
“牛肉事件”的顺利解决,却给了谭震林极大的震动,引起他深深的思考。一个200户百来头牛的农业社,死了一半50多头耕牛,这是什么原因?生产还怎么发展?谭震林又深入到社员群众当中去摸情况,从中发现该社耕牛折价偏低,耕牛管理也不妥善,饲养户嫌工分少而不负责,漫不经心,造成耕牛冻死、饿死、病死或者伤残致死。为此,他把爱护耕牛问题作为民主办社,加强经营管理的重点之一,制定了护养耕牛的具体措施,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与此同时,谭震林还举一反三,以“牛肉事件”作为突破口,联系到农业社在其它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召开生产经验丰富的老农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上中农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然后集中起来,分类排队,研究方案;交群众充分讨论修改,最后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达到改进耕牛管理的目的。为了进一步改进农业社的经营管理,谭震林还要求农业社进行五年计划的规划,经过社员群众充分讨论,对农、林、渔、牧、副业等作出全面规划。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勤劳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
要从中农中吸收恰当人选任社干部
随着民主整社运动的深入开展,谭震林发现农业社内部的一种错误倾向,那就是团结中农的工作做的不够好,富裕中农,上中农在农业社内受到歧视。他从实际调查中了解到:在上云桥乡13个农业社中,上中农入社头一年有60%的户比入社前增加了收入,40%左右收入减少,一些严重减少收入或者原来自发倾向比较严重的中农,对农业社存在不满情绪,出工消极,经常发牢骚、讲怪话、骂干部,一有机会就闹退社,成为农业社内动荡、不稳定的因素。而县、乡、社各级领导似乎并不重视这一问题。谭震林却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关系到执行党的阶级政策的大问题。他在一次县、乡、社干部联席会议上说:“狭隘的阶级观点使我们与中农、与一般知识分子的矛盾加深了,但是对于这些缺点,不仅县委不敢批评,连地委也不敢批评,怕搞不好就是立场问题。八大的决议我们学过了,应该懂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道理了。可我们有些同志却仍然不懂得。”他强调:“教育社员、干部贯彻民主办社的方针,不仅要贯彻自愿互利的政策,克服揩中农的油的错误倾向,在经济问题上不能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且要重视富裕中农、上中农提出的正确意见,要尊重他们的民主权利。不仅要注意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也要看到他们有耕作技术,有经营管理经验和勤俭治家的精神。要吸收他们当中恰当的人选当代表、任社干部。”
谭震林对于团结上中农采取的做法:一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农业社的优越性,分清是非,肯定并发挥他们的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育克服其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二是在政治上尊重中农民主权利,代表、社委、监委中,都要有适当比例的中农代表参加领导,代表主要应当是那些对经营管理有意见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中农,因为他们具有较大的代表性。三是贯彻互利互惠政策,解决生产资料入社手续不清的问题,逐户核对账目,遗漏的补上,未作价的公平合理作价,应该还的部分予以偿还,应给租金的按规定给予租金。四是对于减少收入过大,使生活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的中农,在经济上作适当的照顾。
谭震林纠正了上云桥乡的农业社在执行阶级政策上的偏差,使中农看到了农业社的光明前景,也看到了自己充满希望的未来,思想情绪好转了,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
当选为社代会副主任的上中农周平生无限感慨地说:“过去工作队从未进过我家的门,当代表也从来没有我的分。这次不仅工作队进过我的屋,还让我当了副主任,我一定坚决搞好办社工作。”
由于贯彻落实了党的阶级政策,七一等5个农业社闹退社的21户中农,经过妥善安排之后,只剩下2户还在动摇、观望,而绝大多数中农,和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一起,共同走上依靠农业社集体致富的康庄大道。
还有些人,就是那些被打倒了的地主、富农以及和尚、道士等等,对他们怎么办?谭震林也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亲自主持召开地主、富农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农业社、对农业生产的意见。此举,当时有不少人捏着一把汗,谭震林却坦然地说:“地主、富农、和尚、道士在新社会都要改造成为新人,怎么能不找他们开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呢?古人说,兼听则明嘛!对地富反坏或者反动军官的家属,要作具体分析,把他们和反动分子本人区别开来对待。”
随着农业社内部各种矛盾的妥善处理和解决,一种新型的、健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伴随着广阔田野里茁壮成长的禾苗而悄然萌芽,大家和谐相处,齐心协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努力奋斗。
1957年6月中旬,谭震林返回北京后,即为《农村工作通讯》1957年第10期撰写了长达1万余字的文章,题为《整社的关键是贯彻群众路线——攸县上云桥乡整社工作的一些基本经验》。他还向中央写了在攸县蹲点的报告,向陈云写了有关攸县农业、林业、手工业、各种经营的报告。6月29日,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了谭震林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这对于当时解决全国农业社普遍存在的问题,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根据中央的部署,1957年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全国农村工作的谭震林,率领一个由106人组成的工作队,来到湖南省攸县上云桥乡蹲点,开展整社运动。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从全局而言,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存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改变过快、工作过于简单粗糙等问题。这是我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失误。但就谭震林蹲点整社而言,他的深入实际的群众路线、艰苦细致的思想作风、广开言路的民主精神、团结大多数人的全局观念以及他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都是应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的。
上云桥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浪潮中,作为革命老区的攸县也匆匆忙忙于1956年底将全县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组建成为488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实现了高级合作化。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攸县和全国一样,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特别是上云桥乡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上云桥乡位于攸醴公路两侧,靠近县城,是一个丘陵地区,全乡有3913户,16757人,有水田31530亩,旱土1124亩。1952年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有党员129人,团员543人。1955年冬,全乡有5个高级农业合作社,19个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秋,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全乡合并为13个社,入社农户3852户,占全乡总户数的98.5%。由于办社时间不长,干部缺乏管理集体经济的经验,社员对集体经济组织也还不习惯,思想状况落后于经济制度的转变,农业社内部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矛盾。突出的是三大矛盾:一是社员过高过急地要求改善生活和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赶不上社员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水平落后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社员要求民主管理和社干部作风不民主,财务不公开,不能很好贯彻民主管理之间的矛盾,有些社员埋怨说:“农业社是政府办的,干部是老板,我们当长工。”三是农业社内部各方面的矛盾没有解决好。比如:大公与小公之间,穷队与富队之间,特别是中农与贫农之间的矛盾,而且由于这些矛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有的闹分社,有的闹分队,有的则提出退社单干。此外,在粮油方面社员与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由于农业合作社内部存在着上述各方面的矛盾,大大妨碍了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妨碍了农业社的巩固,妨碍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也妨碍了干部与社员、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团结。
这次,谭震林选择到上云桥乡蹲点,开展整社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谭震林是攸县人,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宝贵光阴都是在家乡度过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斗争洪流之中,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大革命时期,他在攸县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和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先后担任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为创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后来虽然走出了湖南,奔向更为宽广辽阔的天地,导演出一幕幕更加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一直都怀着对家乡深深的赤子情怀。所以说,谭震林选择自己所眷恋、所熟悉的家乡蹲点,开展整社运动,便在情理之中了。
“提民主办社的口号好”
谭震林率领工作队进驻上云桥乡后,立刻忙碌起来,他仔细听取各级干部的汇报,主持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合作社的基本情况,与大家共同协商整社的方案。
在一次中央、省委、地委、县委负责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上,谭震林提问:“大家说,我们这次整社运动的口号怎么提?”
与会者沉思了片刻,七嘴八舌地回答:
“我看就叫整风整社吧。”
“叫群众办社也可以。”
“我觉得应该叫民主办社,民主地解决农业社的内部矛盾。”
……
谭震林认真听取大家的热烈讨论,直到意见渐趋一致时,他才说道:“还是提民主办社的口号好,民主就是依靠群众,集中多数人的意见,解决矛盾,达到增强团结,齐心协力办好农业社的目的。”他顿了顿,又继续说:“以往我们搞整社,总是由派下去的干部包办代替,有的甚至片面地保护干部过关,没有发动群众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进行严肃批评。结果,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收获不大,这次民主办社,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让社员把话说尽,真正让社员群众当家作主。”
与会者纷纷赞同提民主办社的口号。随后,围绕着如何开展民主办社运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谭震林总结说:“要贯彻落实民主办社,彻底解决农业社内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达到巩固农业社,发展生产的目的,就必须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社员是农业社的主人,农业社内部的问题当然应由主人自己来解决,才能真正解决好,外来的力量不论有多大,只有通过内部力量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任何单靠外力帮助,包办代替去进行民主办社,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必须发动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亦即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才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他还强调说:“当然,放手发动群众并不是放任自流,盲目地放,而是有领导、有目的地放。目的是为了办好社,争取粮食大丰收,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离开了这个目的,或者目的性不明确,盲目地去放手发动群众,就可能出现混乱现象,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目的明确,并且经过广泛宣传教育,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就可以在基本的方面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避免混乱,不出偏差。”
5月的乡村,树木葱茏,流泉清丽。谭震林带领工作队在上云桥乡的七一、高二、株山、云西、联星等5个社先进行民主办社试点工作。谭震林经常走村串户倾听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一天早晨,他在湘潭地委副书记高臣唐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走进一栋农舍。高臣唐向主人介绍说:“这位是中央来的谭书记,来了解了解情况。”那位农民听说来的是位中央首长,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谭震林见状,上前一步,热情地握住对方的手,一块儿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拉起了家常。
“你贵姓啊?”
“我姓谭。”
“你家里有几口人啊?”
“6口,我和我婆娘、大崽3个人出工,满崽、满女还在学堂里读书。”
“家里喂了鸡鸭,养了猪没有?”
“喂了鸡,养了猪。”
“去年分了多少粮?”
“3000斤谷。”
主人一边答话,一边起身泡茶。谭震林摇摇手,阻止道:“自家人,不要客气嘛。”
谭震林的举止,还有未改的乡音,使主人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下来,越谈越火热,胆子也越发壮了,很快两人就打成一片,无话不谈。谭震林从中了解到社员群众对合作社、对干部、对国家的有关政策的真实态度和想法……
为了充分贯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谭震林还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由工作队和社干部联合组成检查组,深入群众中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二是召开各社有代表性的各种各类人物进行座谈,让他们畅所欲言,发表意见;三是组织“私访人员”,进行侧面的检查,这是最有效最好的一种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的办法。在上云桥乡开展民主办社运动期间,工作队抽调了家在该乡的机关干部职工23人,以探亲的名义回家“私访”,在运动的每一阶段中回去两三次,他们将了解的情况,及时向工作队反映。由于这些干部职工不直接参加运动,故反映的情况真实性很高,对指导运动健康发展有很大帮助。
由于谭震林耐心细致、扎实深入的工作,社员群众被很快发动起来,积极投入到民主办社运动中。
社员群众才是农业社的“老板”
谭震林在上云桥乡蹲点,开展民主办社的过程中,得出一个结论:上云桥乡社干部基本上是好的。比如:七一等5个社204个干部中,有87个是土改以来的积极分子,有40个是共产党员,有41个是青年团员,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但也有一些毛病,主要是工作作风不够民主,经济上有些问题。据七一等5个社统计,204个社干部中有25人挪用公款448元,17人占小便宜105元,4人贪污131元,工作作风不够民主的有62人,打人的5人,有22人骂过群众。他认为虽然干部这些毛病本身还不严重,但影响很坏,弄得干群关系很紧张,严重妨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对于上述不良现象,谭震林决心好好整治整治。
在一次社队干部联席会议上,谭震林问与会者:“你们说,谁是我们农业社的‘老板’?”
“是社长。”
“是书记。”
“是党支部。”
“是社委会。”
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
“不对,你们说的都不对!”谭震林摆摆手说:“农业社是农民群众自愿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老板’应该是社员群众,干部只是农业社的‘长工’,‘长工’有事要和‘老板’商量,要按照‘老板’的意见办事,可是我们有的干部把这种关系颠倒了,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忘了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总以为自己是农业社的‘老板’,独断专行,有事不和社员群众商量,农业社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社里有多少收入,要开支一些什么,社员群众不知道,或者没有经过社员讨论,而是干部说了算,少数干部学了旧保长、旧甲长的坏作风,开口骂人,甚至打人,经济上手脚不干净,社员怎么会没有意见呢?”
这时,会场上鸦雀无声,有人面带笑容,有人颌首沉思,也有人羞愧地低下了头。
谭震林进一步教育干部,强调密切干群关系的重要性,督促干部把密切联系群众,改善干群关系,全心全意为社员群众服务,落实到行动中去。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谭震林热情帮助他们“主动下楼”,让他们在社员大会上公开检讨,放下包袱,积极工作,争取群众谅解。他常说:“我们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不跌跤子是不可能的,翻个筋头有什么了不起,爬起来再干嘛。”对那些对干部抱有成见的社员群众,谭震林也耐心说服教育:“对干部不能因为有一点缺点错误就认为他的一切工作都错了,世界上哪有百分之百的好事,孔明最聪明,不是也失了街亭?”
当时,七一农业社有一个社干部在工作中喜欢包揽大权,遇事不和社员商量,主观办事,搞强迫命令,甚至打骂社员,严重脱离群众,引起了社员的强烈不满。谭震林多次上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有次与他谈话长达5个钟头,这个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诚恳地在群众中检讨了自己的缺点错误,重新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工作更加积极了。
为了改善和密切干部与社员群众的关系,谭震林要求工作队自始至终贯彻执行依靠、团结、教育、提高干部的方针,围绕这一方针采取了3项措施:一是工作队对待社干部热情相待、开诚布公、治病救人,既不包庇,又不回避,吸收他们参加工作队的会议,一起商量研究工作。群众反映的问题,都一一与他们见面。二是分清是非是保护提高干部积极性的关键所在,社员群众对社干部提出的批评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有些不全面、不够正确的甚至是恶意的。只有分清是非,才能使干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三是工作队起模范作用,带动社干部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过去干部不参加生产,工作队一下去,就脱鞋下田,社干部也照样脱鞋下田。这样群众高兴了,干群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有了调查研究才能有发言权”
谭震林非常重视改进农业社的经营管理,他认为: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是直接关系到社里增加生产,社员增加收入的大问题。必须把改进农业社的经营管理作为民主办社运动的中心任务来抓紧抓好。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从七一等5个农业社所征集的社员群众的1287条意见中,属于经营管理方面的有413条,若加上财务则占了总意见数的60%左右,问题涉及到社长、管委会成员、生产队队长、保管员等89人。社员群众反映5个社长4人有贪污行为,10个副社长有8人手脚不干净。针对这些意见,谭震林告诫工作队队员一方面要防止把道听途说当事实,另一方面又要处理好群众意见,做到项项有着落,件件有交代。同时,他率领工作队深入实际,发动社员群众对这些意见逐一查实,妥善处理解决。例如:“牛肉事件”与“鸭子官司”这两件高二农业社社员群众反映较大的问题,就是在谭震林的关心下,亲自出马,调查研究,使真相大白的。
1956年冬,高二农业社死了54头耕牛,社干部把一半的生牛肉加工成熟牛肉全部出卖,但是在账面上反映的熟牛肉的重量只有生牛肉的一半。于是,社员们认为社干部贪污了卖牛肉的钱,议论纷纷,意见很大。谭震林听了汇报以后,立即带领工作队去该社。那天,正巧社里又死了一头耕牛,这是摸清事实真相的好时机。谭震林马上叫一个工作队队员割了两斤生牛肉,当众煮熟过秤,当时围观的社员群众很多,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干部、社员的心里都惴惴不安,紧盯着工作队队员手中的那杆秤。
“一斤整。”工作队队员声音响亮地报出了称的结果,熟牛肉的重量正好是生牛肉重量的一半!人们立即议论开来:“原来牛肉煮熟了会蚀这么多的秤哦,看来我们冤枉了人。”
谭震林笑容满面地看着大家说:“看来凡事都要调查研究,只有调查研究才能有发言权嘛。”
兴奋的人群还没有散去,又有人在高声说:“我们社还有一桩‘鸭子官司’,调查研究咯个法子蛮灵光的,是不是也判断一下‘鸭子官司’啊?”
谭震林向身旁的社干部询问“鸭子官司”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社管委会有个干部,曾挑了93只麻鸭到县城去卖,卖的结果比原来的少了11斤,社员们认为这个干部贪污了11斤鸭钱。这个干部则认为鸭子是先天从田里赶上岸过的秤,鸭毛沾了水,关了一夜,要排泄,出卖前又晒了半天,当然会少秤。社员们却坚持认为:少秤也不会少这么多。于是,这件事成了社员与干部之间一桩没有定论的“官司”。
明白了事情原委,谭震林轻松地说:“这件事好办嘛,我们再试验它一次。”
工作队队员和社管委会干部一起,从田里抓了一只鸭子称好,关了一夜,第二天再称,鸭子少了二两,而那个干部的93只鸭子只少了10斤,平均每只蚀1.9两,还不到二两。事实真相澄清了,那个干部所谓“贪污”的罪名被洗清了。
高二社的“牛肉事件”和“鸭子官司”这两桩风波的平息,使得社员们的心里亮堂了,干部们的心里舒畅了。谭震林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受到了人们的称颂。
“牛肉事件”的顺利解决,却给了谭震林极大的震动,引起他深深的思考。一个200户百来头牛的农业社,死了一半50多头耕牛,这是什么原因?生产还怎么发展?谭震林又深入到社员群众当中去摸情况,从中发现该社耕牛折价偏低,耕牛管理也不妥善,饲养户嫌工分少而不负责,漫不经心,造成耕牛冻死、饿死、病死或者伤残致死。为此,他把爱护耕牛问题作为民主办社,加强经营管理的重点之一,制定了护养耕牛的具体措施,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与此同时,谭震林还举一反三,以“牛肉事件”作为突破口,联系到农业社在其它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召开生产经验丰富的老农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上中农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然后集中起来,分类排队,研究方案;交群众充分讨论修改,最后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达到改进耕牛管理的目的。为了进一步改进农业社的经营管理,谭震林还要求农业社进行五年计划的规划,经过社员群众充分讨论,对农、林、渔、牧、副业等作出全面规划。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勤劳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
要从中农中吸收恰当人选任社干部
随着民主整社运动的深入开展,谭震林发现农业社内部的一种错误倾向,那就是团结中农的工作做的不够好,富裕中农,上中农在农业社内受到歧视。他从实际调查中了解到:在上云桥乡13个农业社中,上中农入社头一年有60%的户比入社前增加了收入,40%左右收入减少,一些严重减少收入或者原来自发倾向比较严重的中农,对农业社存在不满情绪,出工消极,经常发牢骚、讲怪话、骂干部,一有机会就闹退社,成为农业社内动荡、不稳定的因素。而县、乡、社各级领导似乎并不重视这一问题。谭震林却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关系到执行党的阶级政策的大问题。他在一次县、乡、社干部联席会议上说:“狭隘的阶级观点使我们与中农、与一般知识分子的矛盾加深了,但是对于这些缺点,不仅县委不敢批评,连地委也不敢批评,怕搞不好就是立场问题。八大的决议我们学过了,应该懂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道理了。可我们有些同志却仍然不懂得。”他强调:“教育社员、干部贯彻民主办社的方针,不仅要贯彻自愿互利的政策,克服揩中农的油的错误倾向,在经济问题上不能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且要重视富裕中农、上中农提出的正确意见,要尊重他们的民主权利。不仅要注意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也要看到他们有耕作技术,有经营管理经验和勤俭治家的精神。要吸收他们当中恰当的人选当代表、任社干部。”
谭震林对于团结上中农采取的做法:一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农业社的优越性,分清是非,肯定并发挥他们的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育克服其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二是在政治上尊重中农民主权利,代表、社委、监委中,都要有适当比例的中农代表参加领导,代表主要应当是那些对经营管理有意见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中农,因为他们具有较大的代表性。三是贯彻互利互惠政策,解决生产资料入社手续不清的问题,逐户核对账目,遗漏的补上,未作价的公平合理作价,应该还的部分予以偿还,应给租金的按规定给予租金。四是对于减少收入过大,使生活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的中农,在经济上作适当的照顾。
谭震林纠正了上云桥乡的农业社在执行阶级政策上的偏差,使中农看到了农业社的光明前景,也看到了自己充满希望的未来,思想情绪好转了,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
当选为社代会副主任的上中农周平生无限感慨地说:“过去工作队从未进过我家的门,当代表也从来没有我的分。这次不仅工作队进过我的屋,还让我当了副主任,我一定坚决搞好办社工作。”
由于贯彻落实了党的阶级政策,七一等5个农业社闹退社的21户中农,经过妥善安排之后,只剩下2户还在动摇、观望,而绝大多数中农,和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一起,共同走上依靠农业社集体致富的康庄大道。
还有些人,就是那些被打倒了的地主、富农以及和尚、道士等等,对他们怎么办?谭震林也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亲自主持召开地主、富农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农业社、对农业生产的意见。此举,当时有不少人捏着一把汗,谭震林却坦然地说:“地主、富农、和尚、道士在新社会都要改造成为新人,怎么能不找他们开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呢?古人说,兼听则明嘛!对地富反坏或者反动军官的家属,要作具体分析,把他们和反动分子本人区别开来对待。”
随着农业社内部各种矛盾的妥善处理和解决,一种新型的、健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伴随着广阔田野里茁壮成长的禾苗而悄然萌芽,大家和谐相处,齐心协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努力奋斗。
1957年6月中旬,谭震林返回北京后,即为《农村工作通讯》1957年第10期撰写了长达1万余字的文章,题为《整社的关键是贯彻群众路线——攸县上云桥乡整社工作的一些基本经验》。他还向中央写了在攸县蹲点的报告,向陈云写了有关攸县农业、林业、手工业、各种经营的报告。6月29日,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了谭震林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这对于当时解决全国农业社普遍存在的问题,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