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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国务院宣布全国不放假,“革命化春节”一直持续到1979年。
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他当时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该过年了,还要搞下去吗?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进入高潮。“一月夺权风暴”席卷而来,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最闹心的是,连春节也过不成了。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18岁的上海玻璃机器厂青年工人章仁兴正是发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第一人。这封“革命造反派来信”在媒体刊登后,章仁兴在厂里大出风头。2009年冬天,在章仁兴家中,他向记者生平第一次披露了这个秘密:其实,这封信不是他写的。
“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出炉
1967年伊始,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人们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而一度,人们只知道“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作为“老造反”,潘国平文革时红极一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章仁兴算是厂里较早追随潘国平造反的一批人了。“工总司”成立那天,章仁兴跟厂里的人去看热闹,热血沸腾,当场参加了造反队,而且当即扔下自行车,跟着队伍爬上火车进京讨说法,见证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了态。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倡议书写道:“我到底要不要回乡呢?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乡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决定呢?我想,我是个革命工人,又是个造反队员,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章仁兴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厂里小有名气的造反队员,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乡探母,这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厂里是不多的,这就使得他成为春节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革了春节的命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今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章仁兴记得,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他们厂的造反派都去了,200多人坐了四辆卡车。刘其舜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春节前不久,刘其舜被造反派一纸借令借调去当了工人记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写任何报道。反正上面有统一稿件,凑凑热闹就行了。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通知说:工资一律按正常日期发放,不得提前;确有困难者,提前发放的最多不能超过本人全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凡提前发放工资的款项,银行一律拒绝支付。上海人民公社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机构,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用‘串联补贴’‘生活补贴’‘活动经费’等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的阴谋”宣布,他们以前的签字许愿一律作废。
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革命化春节”不但破了春节这个“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观园、大市场、大喇叭”的最大“四旧”,还解决了夺权后的新政权面临的现实困难。仅以“春运”而言,上海夺权后,全国来串联的“革命群众”多达数十万人,单水上运输预计就有40万人次,团体登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50%,这对于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而言压力可想而知。
而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新华社,该报道指出:为了让大小金门等岛的同胞及蒋军官兵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1967年12月,印尼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当地华人在户外公开庆祝春节,因为这些信仰和习俗,“能影响人民的心理、思想和道德,因而阻挠人民的正常发展”。该禁令于2000年被解除。
中国的“年”是在文革后复苏的。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
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09年第45期)B⑤
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他当时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该过年了,还要搞下去吗?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进入高潮。“一月夺权风暴”席卷而来,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最闹心的是,连春节也过不成了。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18岁的上海玻璃机器厂青年工人章仁兴正是发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第一人。这封“革命造反派来信”在媒体刊登后,章仁兴在厂里大出风头。2009年冬天,在章仁兴家中,他向记者生平第一次披露了这个秘密:其实,这封信不是他写的。
“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出炉
1967年伊始,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人们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而一度,人们只知道“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作为“老造反”,潘国平文革时红极一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章仁兴算是厂里较早追随潘国平造反的一批人了。“工总司”成立那天,章仁兴跟厂里的人去看热闹,热血沸腾,当场参加了造反队,而且当即扔下自行车,跟着队伍爬上火车进京讨说法,见证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了态。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倡议书写道:“我到底要不要回乡呢?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乡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决定呢?我想,我是个革命工人,又是个造反队员,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章仁兴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厂里小有名气的造反队员,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乡探母,这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厂里是不多的,这就使得他成为春节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革了春节的命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今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章仁兴记得,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他们厂的造反派都去了,200多人坐了四辆卡车。刘其舜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春节前不久,刘其舜被造反派一纸借令借调去当了工人记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写任何报道。反正上面有统一稿件,凑凑热闹就行了。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通知说:工资一律按正常日期发放,不得提前;确有困难者,提前发放的最多不能超过本人全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凡提前发放工资的款项,银行一律拒绝支付。上海人民公社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机构,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用‘串联补贴’‘生活补贴’‘活动经费’等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的阴谋”宣布,他们以前的签字许愿一律作废。
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革命化春节”不但破了春节这个“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观园、大市场、大喇叭”的最大“四旧”,还解决了夺权后的新政权面临的现实困难。仅以“春运”而言,上海夺权后,全国来串联的“革命群众”多达数十万人,单水上运输预计就有40万人次,团体登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50%,这对于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而言压力可想而知。
而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新华社,该报道指出:为了让大小金门等岛的同胞及蒋军官兵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1967年12月,印尼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当地华人在户外公开庆祝春节,因为这些信仰和习俗,“能影响人民的心理、思想和道德,因而阻挠人民的正常发展”。该禁令于2000年被解除。
中国的“年”是在文革后复苏的。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
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09年第45期)B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