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9年，为了配合珠穆朗玛峰的科学考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就曾派人去西藏参加雪人考察，后因西藏奴隶主叛乱而中止。1977年，中国官方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野人搜寻行动，中科院古人类所在湖北省发动了一个团的军人和25位科学家组成“鄂西北奇异动物考察队”进入神农架，10个月下来除打死7头熊外一无所获。在神农架方圆3200平方千米野人出没区内，同时考察的人有110人，每隔100米或50米一人，加上解放军和民兵配合，几百人排成一行齐头并进，连哄带赶，每天推进10千米，只要两个月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区域像篦头发一样查一遍，一般说什么大型动物也难漏逃，何况野人。然而毫无结果。于是，这场调查野人的行动宣告失败。与此同时，这次“野考”产生了中国第一批最坚定的野人怀疑派。此后，中国官方不再组织大规模的野人考察而改为悬赏。
　　在这次“野考”中，刘民壮是唯一的生物学教授。他坚信野人的存在，并且孤身一人进入深山展开调查。在官方调查结束后，他向华东师大成功申请了野人考察课题，并且带着被批准的课题，带着微薄的500元科研经费，带着一支由团员、待业青年、中学教师组成的宣称野人不存在的人形容为乌合之众的民间“野考”队再次进入迷雾重重的神农架。
　　同行的李枚，是“野考”队最坚定的成员之一。他是上海某大专学校的青年教师，在刘民壮演讲的鼓动下毅然变卖所有的家产投身于茫茫林海。
　　在深山中他们搭建了考察据点。在树桩上搭起了窝棚。棚内长年雨水淋漓，三四个人一床被子，往往互相抱着腿脚睡觉。他们互相用体温来抵御天寒地冻的高山气候。他们吃土豆、野菜，用又酸又苦的萝卜叶子烧汤喝，甚至曾经断盐三个月。他们有时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就用“野人图片展览”去赚一点钱聊以为继。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野考”人员还是认真地做好工作：听取山民口述，灌制脚印的石膏模型，收集野人毛发或粪便，进行环境考察。有时，他们灌制了一个石膏模型，便顾不得天寒地冻地将衣服脱下包着宝贝似的石膏回据点。
　　刘民壮，华东师大生物系教授。自1977年开始先后九上神农架，获野人毛发8000余根，野人脚印数百个，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野人考察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神农架》，被称为中国唯一的“野人教授”。
　　刘民壮经历的最疯狂时刻是1980年的一次“野考”大会，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大手一挥，“第一件是抓野人，第二件是种树”。并悬赏10万元抓野人，称要“发动一场抓野人的人民战争”。中科院院长方毅批示支持民间“野考”队的活动并拨款7万元。
　　刘民壮经历的最落没的时候是在他住进上海宝山区一个养老院内，他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人们的不理解而默默地死去。
　　刘民壮的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人类部主任徐永庆教授说：“他占着家里最大的房间，最大的床，床上一半是书，却把夫人赶进小房间。还在院子里搭了个棚，里面有2万多个标本，各种试验工具，在上海人看来，他就是野人。”
　　华东师大生物系前系主任李难教授曾向记者道出刘民壮性格中的非常之处。这也许是他那么执拗地从事“野考”的生理原因。“他不善于和别人相处，朋友很少，是个奇怪的人。譬如他会给生病的岳父送礼。岳父病好了，他竟会把礼物再要回来。新婚后去买柜子，就要和妻子平分付款。”
　　刘民壮的遗言是：“野人的数量比大熊猫还多，我们的考察队员16次看见野人，包括我自己……目前没有抓住。一是因为我们在明处，野人在暗处；二是绝壁限制了追捕，队员曾摔下崖去；三是领导规定不能打死野人……”
　　“……抓野人，不能操之过急……本世纪抓住野人已是万幸……重要的是保护、研究……在下个世纪，人类可以完全解开野人之谜，我有信心……国家应该组织，单枪匹马不行……可以用红外线遥感……大猩猩用200年才澄清真相……”
　　刘民壮最终没有得到陈丕显亲口宣布的10万元悬赏。现在，民间的“野考”仍在进行，其高潮似有再隔十年二十年又来一次之势。谁能拿走10万元悬赏，谁就会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