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在北京寓所给四位弟弟写了一封信，说起一件往事：道光十七年，已经两次落榜的曾国藩，准备第三次参加道光十八年的会试。尽管曾家在当地是个家境还算殷实的小地主，但前两次会试已经几乎花光了家中的钱，于是只能去族人和亲戚朋友家借贷。朱家、王家一分钱都不愿意借，他只好走到栗江找同族的伯叔辈曾希六。曾希六是一个做买卖的人，他和自己的伙计陈体元将钱借给了曾国藩，曾国藩才得以进京赶考，并在第二年的会试中考得进士，进了翰林院，从此平步青云。
　　现在曾国藩发达了，当然到了报恩的时候。帮着曾希六与陈体元在朝廷捐一个官衔—当然没有实权，但对生意人来说，官衔是某种保护伞。曾国藩垫钱在京中替二人办理，办理完毕后将执照寄回家，并告诉弟弟们，即使曾、陈两人还给曾家捐官的钱不足额，曾家也应先将官职执照给两人。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人情练达、知恩图报的人，对社会各种明规则、潜规则十分娴熟。这件事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举人进京会试的艰难。
　　从隋朝正式开始科举取士，到1905年满清罢科举，1400多年内，中国的士子进京赶考，其交通方式与通信方式未有根本的改进。一个人哪怕取得了去首都考进士的资格，其进京之路也是十分艰险的，家庭需要承担繁重的盘缠，路途中有不可知的风险。而且，清帝国幅员辽阔，京师又在版图偏东北的北京，经济和文化中心又转移到南方，南方人才多于北方，因此也就普遍增加了举人们进京赶考的难度。
　　在几个朝代中，宋代的版图是最狭小的。就以北宋全盛时期而言，北部燕云十六州及以北是契丹统治，西北陕北部分地区和甘肃大部分地区是西夏领土，西南的云南是大理国。而首都汴梁从军事角度来看是难守易攻，不是做首都的理想城市。但若以帝国之间人员来往、财物转运而言，却是很合适的地区，汴梁处在帝国版图的中心，且有数条河流汇集，水运方便。因此，几个朝代中，宋代士子进京赶考的成本是最低的。
　　在清代，帝国的进士大多出自江浙、福建、广东、四川、两湖地区。南方诸省和西北边疆地区的举人和到北京应试，路上的行程少者一个月，多者三个多月。清乾隆之前，考期定在农历二月，乾隆十年（1745年）改为农历三月，算是给偏远地区举子们的一种照顾。如进京最艰难的云南，乡试一旦出榜，及第的举人要想参加第二年春天在北京的会试，必须马上打点行装，在初冬就得出发，否则赶不上会试了。因此，云南等偏远省份的举人进京会试，往往要在途中的旅店里过大年。
　　这对应试者来说，是财力考验，也是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考验。举人进京赶考，被称为“公车”应试，顾名思义是可以使用官府驿站的车马。到了清代，“公车”待遇货币化了，对赶考的举人，官府根据其路途分别发给三两至三十两银子的路费。这些钱对漫长的旅途花费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如果途中患病那就风险更大花费更巨。
　　曾国藩的家乡湖南湘乡，距离北京约两千来公里，和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相比，尚属并不偏远的地区，可那时后北京到湖南，要走一个多月。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北京儿子家小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回湘。曾国藩收到父亲到湖南报平安的家信后，欣喜地回信道：“诸悉祖父母大人康强，家中老幼平安，诸弟读书发奋，并喜父亲出京一路顺畅，自京至省，仅三十馀日，真极神速。”
　　北京到湖南，走了三十多天竟然算得上神速。曾氏如此说决非虚言，道光二十七年，他的四弟曾国潢从北京回湘，坐船过洞庭湖遇到风暴，耽搁时日，到长沙用了七十多天。
　　在科举时代，连捷者—即前一年乡试中举、第二年会试考中进士的举子，是极少数的幸运儿。曾国藩考了三次高中，已属于考运很好的了。多数人要考许多次，三年一回再加上增加的恩科，有些人从二十多岁考到五六十岁。这花费的银钱以及路上消磨的时光，真是很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