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ew on Tomb Stone Carving in Nan Dynasty
by Shen Li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雕塑的环境观，对当今公共景观雕塑的规划、设计、制作等，应当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与陵墓总体建制的形成，其“依山而建”、“藏风得水”的环境观，表明南朝陵墓石刻造型形成与生态环境不可分割的互为因素。墓葬礼制规定下的南朝陵墓石刻造型，其墓葬建制的设计理念、空间形制、尺度的确立等等，充分显示出传统生态观念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风水；南朝陵墓雕刻；环境；传统生态观
Abstract: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ew on Chinese traditional sculptures is somehow edificatory to the programming, design and making of public landscape sculptures nowadays. The formation of tomb stone carving along the ceremony road and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total mausoleum in Nan Dynasty，as well as it’s environment view such as “building along mountains” and “geomantic omen”, all show that the form of tomb stone carv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inseparate factors. The design idea, special form and establishment of scale of tomb stone carving in Nan Dynasty, which obeyed the funeral etiquette system, show tradit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ew.
Key words:ecology, geomantic omen, tomb stone carving in Nan Dynasty, tradit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ew
“生态学”这一概念，1866年由海克尔（Haeckel）首次提出。作为一门学科，生态学的研究逐渐得到广泛的延伸及前所未有的发展。仅与雕塑艺术发生关联的就有：园林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环境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生态美学、生态雕塑等等。事实上，在悠久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古代雕塑，其设计、规划、制作的整体过程，无一不是与生态环境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对我们现代雕塑艺术的创造及建设，提供了直接而形象的传统借鉴，为此，本文仅就与南朝陵墓雕刻互为依存的生态环境因素，进行简要的探索分析。
纵观南朝各个时期帝王的陵寝建制，从选址到后期的建造，无一不体现出与环境息息相关的设计理念。中国古代历来讲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尤其表现在丧葬建制之中。我们现代人讲到的选择环境，正如古人所称之看 “风水”。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导致选择葬地更是要选择让死去的人能够安息的风水宝地。刘沛林在《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一书中说道：“古人选择葬地，是希望选择一个‘有生气’和‘能藏风得水’的理想生态环境。”1同时又体现出家族后人祭祖传世的宝地。朱子转引《地理人子须知》：“葬之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以子孙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2
作为“生态环境”的风水，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有了选择环境的意识，卜宅、相宅、图宅，成为商周时期选择居住环境的形式。秦汉时期，通过长期对环境选择的实践积累，已初步形成风水观的理论酝酿。《汉书·艺文志》中，列在术数五行类和形法类里的《堪舆金匮》（十四卷）和《宫宅地形》（二十卷）两部书的内容，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考证》中认为是“说风水方位之书”。3六朝时期，风水学成为风水理论形成的重要阶段。汉宝德先生称：“自汉代流行的钠音五行基本上是数的推衍，并未涉及于形，严格来说，还不能称为风水。到了六朝，南朝的地理环境，山水形式，把乘生气的观念具体化了，站在山头上，俯视丘陵起伏的原野，感到万马奔腾，大自然的气势万千，所以‘邱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地有吉气，土随而起’，这样生动的想象就产生了”。4因此，也产生了如郭璞《葬书》这样由丧葬而选择环境的理论书籍，《葬书》成为古代风水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六朝时期帝王陵寝选址的基本要素，想必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东晋王朝建都建康，选择葬地仍遵循古代风水学观念，注但江南水土与西晋洛阳地貌有很大区别。江南地区的南京、丹阳地区，属“宁镇山脉的丘陵地带，雨量较多，土地卑湿，木质葬具易于朽烂，故在可能的情况下，葬地多选择较高的地方”。5由于江南地形环境的限制，依山而建的墓葬，并不一定方向完全朝南，而是根据山势确定最佳的葬址。显示出顺应自然选择方向的灵活性。
罗宗真先生在《六朝考古》的《葬法和布局》一章中，谈到东晋恭帝陵处于南京附近海拔80m墓葬距地9m的富贵山麓；南京栖霞山甘家巷梁萧秀墓处于海拔73m距地10m的洼子山麓；江苏丹阳市胡桥乡仙塘湾修安陵，处于海拔100m距地高25m的鹤仙坳山麓。这些“墓地埋葬棺椁的方向，既有向南，也有向北和向东的，主要取决于适当的地形，并非取决于方向”。6南朝陵墓选择葬地，依山而建，但一般在丘陵地带，海拔并不是很高，墓室位置选定在山腰偏低处，墓室方向依据山形走向而定，胡桥乡仙塘湾齐景帝修安陵，葬地选址为一半圆形山坳，山岗平缓，陵前地带开阔，以人的心理体验分析，此处既能够抵挡西北风的侵袭，又不至于有压抑堵塞之感。“按照中国地理位置来说，在西、西北、北、东北四个方向有刚烈之风，中国风水学称之为大刚风，在这些方位有山屏护自然有利于安居乐业，这正是一个半圆环。”7修安陵与周围环境可为是“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墓室定位于山峦环绕的缓坡之中，周围逶迤延绵的山丘，“以其护卫区穴，不使风吹，环保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如云青龙蜿蜒，白虎驯服”8之势。
确定陵寝墓室的具体位置，也是南朝陵墓建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选择墓室位置，正是古人“风水学”中的寻“穴”。寻“穴” 的原则，如《葬书》中：“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引乎地中为生气”的理论原则。不仅是“观察有生气的山川形势的准则，大自然围护‘穴’的局面，就是中国人为去世者寻葬地，为在世者求宅地的理想环境”。9仙塘湾齐宣帝修安陵墓室，在海拔100m高度的山麓间，位于北面山峦高度的中部偏下方，就环境的定位而言，既可“藏风”，又能 “得水”。由于山势生态环境的制约，墓室的方向并不是完全向南，而是向南偏东23度。这样的定位，应当是依照“夫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而知其聚也。葬者原其起，乘其止……势来形止是为全气”，10“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顺其自然的“天人和一”的丧葬观念，使墓地选择在一片山峦环抱之中，依附于自然山水的理想境界。
神道的功能性决定着陵墓石刻的方向、尺寸、前后的距离，以及受制于周围环境的各种因素。陵寝方位的确定，自然有其中国传统生态学即风水观念的主导地位，然而，作为墓室之上的神道及其石刻，与陵墓的周边环境却有着最直接的呼应关系。山水环境的地形地貌对决定神道石刻的尺度和神道的布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依据现有考古研究的资料，比较南朝宋、齐、梁、陈各个时期的石刻环境，整体上讲，齐、陈帝陵墓葬选择与山水地貌融合的最为密切，石刻与环境的互融关系把握得比较准确，仍以丹阳市胡桥乡仙塘坳齐景帝修安陵为例，其陵墓石刻与墓葬距离为510m，墓室与石兽间神道呈弯曲状延伸，完全按照山体地势婉转，神道的弯曲，虽没有导致石刻与墓室神道方位的一致性，然而，从石刻正面审视，仍旧与墓室形成一条中线。石刻一定的高度与背依的山体前后呼应呵护着中心的墓室，石刻与山体之生态环境达到了理想中的和谐，石刻正面形成了最佳的视觉效果，表现出最理想的总体环境设计。丹阳水经山佚名墓11虽然选址在水经山东北向，但与周围环境及其与水经山麓之间的呼应关系，方位及距离感均选择得非常适宜。从早期拍摄的资料显示，石兽周围群山环抱、叠峦起伏，与石兽造型动势相互呼应，整体上呈现出一气呵成的视觉场景。在此，石兽与山麓的距离感尤为重要，距离太远，群山环抱而生的气场，则可能会因远离而失散；距离太近，又有可能由于其山的高耸而感到压抑。从现代审美角度理解，太近的距离，则会因为失去空间的节奏感，显示不出石兽最佳的审美效果。因此，即便是在同一环境中，具体位置的确定，并不是随意的安排定位，应是考虑到多方面的生态环境因素而最后确定的。
位于江苏丹阳三城巷梁代帝王陵寝，均建立在相对平缓的旷野之上。从当前陵墓石刻遗存的现象中，我们发现其“风水学”的选址理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天人合一”的丧葬观念，在这里被理解为与大地共存的设计理念。同时，在平展的田野中，更可以显示出陵寝石刻的气势及雄姿，隐含着梁代帝王不可一世的精神风范。如果说齐陈帝陵及其石刻突出的是融于自然山水之中的风水学选址观念“隐”的一面，梁帝王陵墓及其石刻则在融合的基础上又表现出“露”的倾向。梁帝陵整齐规范的排列样式，显示出整体规模的非凡气势，同时，与更远之处的水经山形成遥相呼应的更为广大的生态审美意义。
神道石刻的排列次序，神道的尺度要求，与礼制规范不可分离。罗宗真先生认为：“陵园的规模、神道石刻的种类大小，还是封土的高低以及玄宫建筑结构等都有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明显反映出墓主生前身份的等级差别”。12按照罗先生的说法，位于南京附近的梁临川王萧宏墓神道约1000m，宽（两石柱间距离）18.9m。而丹阳梁文帝建陵神道宽34.5m，石刻之间距离约为6m左右，以上面数字推算，神道应当为1825m左右。这种严格的等级规定，从实际运用的角度也应具有一定的原因，由于皇帝和臣民之间，其上陵祭拜的人数和规模均不尽相同，所表现的尺度及赋予人们的心理感受也同样相距甚远。可以想象，在皇陵神道石刻与玄宫之间有一段较为宽阔的场面和距离，这种祭祀膜拜的场面就会更为壮观。而石刻与玄宫之间空间距离的设计，实际上也是臣民上陵祭祀过程中的一种静穆而崇敬的心理因素的体现。从陵墓形制整体规划的角度，石刻尺度以及与玄宫之间的间距确定，其造型形式和尺度间距本身就促成了人们祭祀时的心理状态，这其中还包含有生理、心理、视觉审美等等的诸多因素。
从上述篇节中，我们简要梳理了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与陵墓总体形制以及与陵墓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此表明南朝陵墓石刻造型形成与生态环境不可分割的互为因素，南朝陵墓石刻造型是在墓葬礼制规定的前提之下完成造型的设计并进行实施的。但墓葬建制的设计理念、空间形制、尺度的确立等等，给我们显示出传统生态观念的指导意义，对我们当代雕塑事业的发展，尤其对公共景观雕塑的规划、设计、制作等等，应当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
（第12届“中国雕塑论坛”论文选登）
参考文献：
1 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三联书店，1995:48
2 汉宝德.风水与环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5
3 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三联书店，1995:43
4 汉宝德.风水与环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26
5 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4:343
6 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85
7 亢亮.风水与建筑.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80
8 缪希雍.葬经翼,引自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三联书店，1995:80
9 汉宝德.风水与环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39
10 郭璞《葬书》，《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318册，第8、9页
11 朱希祖,林树中,罗宗真,曾木川宽等专家认为或疑为后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墓
12 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91
注 《世说新语·术解》：“晋明帝解占冢宅，闻郭璞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帝问，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问耳。’”
by Shen Li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雕塑的环境观，对当今公共景观雕塑的规划、设计、制作等，应当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与陵墓总体建制的形成，其“依山而建”、“藏风得水”的环境观，表明南朝陵墓石刻造型形成与生态环境不可分割的互为因素。墓葬礼制规定下的南朝陵墓石刻造型，其墓葬建制的设计理念、空间形制、尺度的确立等等，充分显示出传统生态观念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风水；南朝陵墓雕刻；环境；传统生态观
Abstract: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ew on Chinese traditional sculptures is somehow edificatory to the programming, design and making of public landscape sculptures nowadays. The formation of tomb stone carving along the ceremony road and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total mausoleum in Nan Dynasty，as well as it’s environment view such as “building along mountains” and “geomantic omen”, all show that the form of tomb stone carv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inseparate factors. The design idea, special form and establishment of scale of tomb stone carving in Nan Dynasty, which obeyed the funeral etiquette system, show tradit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ew.
Key words:ecology, geomantic omen, tomb stone carving in Nan Dynasty, tradit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ew
“生态学”这一概念，1866年由海克尔（Haeckel）首次提出。作为一门学科，生态学的研究逐渐得到广泛的延伸及前所未有的发展。仅与雕塑艺术发生关联的就有：园林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环境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生态美学、生态雕塑等等。事实上，在悠久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古代雕塑，其设计、规划、制作的整体过程，无一不是与生态环境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对我们现代雕塑艺术的创造及建设，提供了直接而形象的传统借鉴，为此，本文仅就与南朝陵墓雕刻互为依存的生态环境因素，进行简要的探索分析。
纵观南朝各个时期帝王的陵寝建制，从选址到后期的建造，无一不体现出与环境息息相关的设计理念。中国古代历来讲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尤其表现在丧葬建制之中。我们现代人讲到的选择环境，正如古人所称之看 “风水”。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导致选择葬地更是要选择让死去的人能够安息的风水宝地。刘沛林在《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一书中说道：“古人选择葬地，是希望选择一个‘有生气’和‘能藏风得水’的理想生态环境。”1同时又体现出家族后人祭祖传世的宝地。朱子转引《地理人子须知》：“葬之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以子孙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2
作为“生态环境”的风水，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有了选择环境的意识，卜宅、相宅、图宅，成为商周时期选择居住环境的形式。秦汉时期，通过长期对环境选择的实践积累，已初步形成风水观的理论酝酿。《汉书·艺文志》中，列在术数五行类和形法类里的《堪舆金匮》（十四卷）和《宫宅地形》（二十卷）两部书的内容，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考证》中认为是“说风水方位之书”。3六朝时期，风水学成为风水理论形成的重要阶段。汉宝德先生称：“自汉代流行的钠音五行基本上是数的推衍，并未涉及于形，严格来说，还不能称为风水。到了六朝，南朝的地理环境，山水形式，把乘生气的观念具体化了，站在山头上，俯视丘陵起伏的原野，感到万马奔腾，大自然的气势万千，所以‘邱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地有吉气，土随而起’，这样生动的想象就产生了”。4因此，也产生了如郭璞《葬书》这样由丧葬而选择环境的理论书籍，《葬书》成为古代风水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六朝时期帝王陵寝选址的基本要素，想必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东晋王朝建都建康，选择葬地仍遵循古代风水学观念，注但江南水土与西晋洛阳地貌有很大区别。江南地区的南京、丹阳地区，属“宁镇山脉的丘陵地带，雨量较多，土地卑湿，木质葬具易于朽烂，故在可能的情况下，葬地多选择较高的地方”。5由于江南地形环境的限制，依山而建的墓葬，并不一定方向完全朝南，而是根据山势确定最佳的葬址。显示出顺应自然选择方向的灵活性。
罗宗真先生在《六朝考古》的《葬法和布局》一章中，谈到东晋恭帝陵处于南京附近海拔80m墓葬距地9m的富贵山麓；南京栖霞山甘家巷梁萧秀墓处于海拔73m距地10m的洼子山麓；江苏丹阳市胡桥乡仙塘湾修安陵，处于海拔100m距地高25m的鹤仙坳山麓。这些“墓地埋葬棺椁的方向，既有向南，也有向北和向东的，主要取决于适当的地形，并非取决于方向”。6南朝陵墓选择葬地，依山而建，但一般在丘陵地带，海拔并不是很高，墓室位置选定在山腰偏低处，墓室方向依据山形走向而定，胡桥乡仙塘湾齐景帝修安陵，葬地选址为一半圆形山坳，山岗平缓，陵前地带开阔，以人的心理体验分析，此处既能够抵挡西北风的侵袭，又不至于有压抑堵塞之感。“按照中国地理位置来说，在西、西北、北、东北四个方向有刚烈之风，中国风水学称之为大刚风，在这些方位有山屏护自然有利于安居乐业，这正是一个半圆环。”7修安陵与周围环境可为是“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墓室定位于山峦环绕的缓坡之中，周围逶迤延绵的山丘，“以其护卫区穴，不使风吹，环保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如云青龙蜿蜒，白虎驯服”8之势。
确定陵寝墓室的具体位置，也是南朝陵墓建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选择墓室位置，正是古人“风水学”中的寻“穴”。寻“穴” 的原则，如《葬书》中：“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引乎地中为生气”的理论原则。不仅是“观察有生气的山川形势的准则，大自然围护‘穴’的局面，就是中国人为去世者寻葬地，为在世者求宅地的理想环境”。9仙塘湾齐宣帝修安陵墓室，在海拔100m高度的山麓间，位于北面山峦高度的中部偏下方，就环境的定位而言，既可“藏风”，又能 “得水”。由于山势生态环境的制约，墓室的方向并不是完全向南，而是向南偏东23度。这样的定位，应当是依照“夫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而知其聚也。葬者原其起，乘其止……势来形止是为全气”，10“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顺其自然的“天人和一”的丧葬观念，使墓地选择在一片山峦环抱之中，依附于自然山水的理想境界。
神道的功能性决定着陵墓石刻的方向、尺寸、前后的距离，以及受制于周围环境的各种因素。陵寝方位的确定，自然有其中国传统生态学即风水观念的主导地位，然而，作为墓室之上的神道及其石刻，与陵墓的周边环境却有着最直接的呼应关系。山水环境的地形地貌对决定神道石刻的尺度和神道的布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依据现有考古研究的资料，比较南朝宋、齐、梁、陈各个时期的石刻环境，整体上讲，齐、陈帝陵墓葬选择与山水地貌融合的最为密切，石刻与环境的互融关系把握得比较准确，仍以丹阳市胡桥乡仙塘坳齐景帝修安陵为例，其陵墓石刻与墓葬距离为510m，墓室与石兽间神道呈弯曲状延伸，完全按照山体地势婉转，神道的弯曲，虽没有导致石刻与墓室神道方位的一致性，然而，从石刻正面审视，仍旧与墓室形成一条中线。石刻一定的高度与背依的山体前后呼应呵护着中心的墓室，石刻与山体之生态环境达到了理想中的和谐，石刻正面形成了最佳的视觉效果，表现出最理想的总体环境设计。丹阳水经山佚名墓11虽然选址在水经山东北向，但与周围环境及其与水经山麓之间的呼应关系，方位及距离感均选择得非常适宜。从早期拍摄的资料显示，石兽周围群山环抱、叠峦起伏，与石兽造型动势相互呼应，整体上呈现出一气呵成的视觉场景。在此，石兽与山麓的距离感尤为重要，距离太远，群山环抱而生的气场，则可能会因远离而失散；距离太近，又有可能由于其山的高耸而感到压抑。从现代审美角度理解，太近的距离，则会因为失去空间的节奏感，显示不出石兽最佳的审美效果。因此，即便是在同一环境中，具体位置的确定，并不是随意的安排定位，应是考虑到多方面的生态环境因素而最后确定的。
位于江苏丹阳三城巷梁代帝王陵寝，均建立在相对平缓的旷野之上。从当前陵墓石刻遗存的现象中，我们发现其“风水学”的选址理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天人合一”的丧葬观念，在这里被理解为与大地共存的设计理念。同时，在平展的田野中，更可以显示出陵寝石刻的气势及雄姿，隐含着梁代帝王不可一世的精神风范。如果说齐陈帝陵及其石刻突出的是融于自然山水之中的风水学选址观念“隐”的一面，梁帝王陵墓及其石刻则在融合的基础上又表现出“露”的倾向。梁帝陵整齐规范的排列样式，显示出整体规模的非凡气势，同时，与更远之处的水经山形成遥相呼应的更为广大的生态审美意义。
神道石刻的排列次序，神道的尺度要求，与礼制规范不可分离。罗宗真先生认为：“陵园的规模、神道石刻的种类大小，还是封土的高低以及玄宫建筑结构等都有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明显反映出墓主生前身份的等级差别”。12按照罗先生的说法，位于南京附近的梁临川王萧宏墓神道约1000m，宽（两石柱间距离）18.9m。而丹阳梁文帝建陵神道宽34.5m，石刻之间距离约为6m左右，以上面数字推算，神道应当为1825m左右。这种严格的等级规定，从实际运用的角度也应具有一定的原因，由于皇帝和臣民之间，其上陵祭拜的人数和规模均不尽相同，所表现的尺度及赋予人们的心理感受也同样相距甚远。可以想象，在皇陵神道石刻与玄宫之间有一段较为宽阔的场面和距离，这种祭祀膜拜的场面就会更为壮观。而石刻与玄宫之间空间距离的设计，实际上也是臣民上陵祭祀过程中的一种静穆而崇敬的心理因素的体现。从陵墓形制整体规划的角度，石刻尺度以及与玄宫之间的间距确定，其造型形式和尺度间距本身就促成了人们祭祀时的心理状态，这其中还包含有生理、心理、视觉审美等等的诸多因素。
从上述篇节中，我们简要梳理了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与陵墓总体形制以及与陵墓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此表明南朝陵墓石刻造型形成与生态环境不可分割的互为因素，南朝陵墓石刻造型是在墓葬礼制规定的前提之下完成造型的设计并进行实施的。但墓葬建制的设计理念、空间形制、尺度的确立等等，给我们显示出传统生态观念的指导意义，对我们当代雕塑事业的发展，尤其对公共景观雕塑的规划、设计、制作等等，应当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
（第12届“中国雕塑论坛”论文选登）
参考文献：
1 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三联书店，1995:48
2 汉宝德.风水与环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5
3 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三联书店，1995:43
4 汉宝德.风水与环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26
5 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4:343
6 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85
7 亢亮.风水与建筑.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80
8 缪希雍.葬经翼,引自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三联书店，1995:80
9 汉宝德.风水与环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39
10 郭璞《葬书》，《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318册，第8、9页
11 朱希祖,林树中,罗宗真,曾木川宽等专家认为或疑为后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墓
12 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91
注 《世说新语·术解》：“晋明帝解占冢宅，闻郭璞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帝问，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问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