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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和关怀东北抗联。他十分注意总结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的经验教训，曾高度评价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对其主要领导人给予肯定和关怀，并多次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斗争作出重要指示。本文选取几件与东北抗日联军相关的毛泽东手迹，通过讲述它们的历史背景和内容，回顾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关注。
1936：“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
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
1936年元旦，在黄土高原凛冽的寒风中，在那“四壁简陋、空无所有”（斯诺语）的窑洞里，毛泽东在给朱德的电报中写道：“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提到东北抗日斗争。
随着遵义会议的召开和长征的胜利结束，从九一八事变起就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最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领导东北抗战；在中央苏区就一直关注东北抗战的毛泽东，更加牵挂着在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的同胞和同志。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军事决议，正式确立了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东征山西、绥远、察哈尔直接与日军作战；同时加紧发展东北游击战争以资配合的方针。受党中央的委派，陈云、陈潭秋、邓发、曾山、滕代远、孔原、潘汉年等同志，主持或参加了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组建了以陈云为核心的满洲问题委员会，领导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贯彻执行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方针，以井冈山、中央苏区和长征经验为指导，结合实际扩大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1935年起，东北抗日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根据地的格局基本形成，据日本方面公布的数据，这一年东北抗日武装共毙伤俘日本侵略军54766人，为九一八之后四年来最高。
1936年2月2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由杨松（吴平）起草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提出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五项政治纲领。此后，东北各抗日武装陆续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7月，以杨靖宇、王德泰为正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总政治部主任（王德泰牺牲后续任副总司令）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正式组建，下辖第一、第二两军共六个师，总兵力最高达到一万余人。
也是在1936年，杨靖宇深刻洞察全国形势，敏锐地认识到“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和先锋”。他率领战友们义无反顾、敢于担当，把坚持东北抗战和支援华北抗日斗争结合起来，于6月和11月两次组织西征，7月15日在本溪、抚顺交界的摩天岭战斗中歼灭日军140余人。一度挺进至沈阳、抚顺、辽阳一线，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进一步凸现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意义，在抗联第一路军的猛烈打击下，“整个南满地区的敌伪统治被动摇，伪满首都‘新京’受震动”。在与主力红军遥相呼应之际，杨靖宇特作《西征胜利歌》一首，表达抗联战士“中国红军，已到察绥，眼看要出关，西征大军，夹击日匪，快快来会面”的殷切向往，抒发“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的坚定信念。
了解了这一切，就不难想象，“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这句话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毛泽东不能自已的兴奋和激情。
1936年7月16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东北抗日联军发动群众的经验，指出：“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在8月10日给上海救国会的信中，毛泽东盛赞东北抗日联军的贡献，这就是：“敌人损失了十余万生命与数万万金钱。而且相当牵制了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本部的进攻。”
1937：亲笔签署的杨靖宇任命书
“中共中央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这是杨靖宇担任的党内最高职务。1937年12月13日，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率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因在前线未参加会议）等全体政治局委员，亲笔签署了筹备七大和任命杨靖宇的决议。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举行，受党中央委托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会上报告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对杨靖宇的贡献和能力作了高度评价，赞誉他是最好的东北干部、东北人民心目中的“诸葛孔明”。12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组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杨靖宇被任命为25位委员之一，和他一起担任这个职务的，有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有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有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有新四军暨南方三年游击战主要领导人项英、陈毅。在1945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13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彭真外均为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56年举行党的八大一次会议时，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仍在工作的16人中，有11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
1938年后，杨靖宇被党中央指定为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的消息传入东北，东北抗日联军一直以“中共中央委员”为杨靖宇的最高职务，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编印的绝密文件《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1938年和1939年中，都称杨靖宇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东北党最高领袖”。认为“杨靖宇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资格……按照所谓党军一元化，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适应在关内之长期抗日全民战争，配备准战时体制之新阵容，将关内外形成一个整体，向广泛强化扩大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迈进”。日本法西斯的自供，从反面证实了杨靖宇出任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一职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意义。
1939：“小部亦可造成相持”
1939年6月10日和13日，毛泽东先后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以后被统一命名为《反投降提纲》，这是继《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后，毛泽东又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抗日战争的重要著作，也是毛泽东又一次论述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著作。 1939：“小部亦可造成相持”
1939年6月10日和13日，毛泽东先后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以后被统一命名为《反投降提纲》，这是继《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后，毛泽东又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抗日战争的重要著作，也是毛泽东又一次论述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著作。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和危险，而东北恰恰是抗战全局中敌强我弱态势最为明显和悬殊的薄弱环节，在东北，抗日联军已完全失去同党中央的组织联系，不可能收到任何具体指示，更不能得到内地的直接支援，只能以数万战士的血肉之躯，同50万日本“关东军”（1938年数字）和大批伪军苦战；而饥寒冻饿的困苦，甚至较战斗伤亡更为惨烈；在全国，无论是汪伪政府公开“承认”伪满，还是蒋介石“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础的说法”的谬论，都预示着东北将最终成为妥协投降的牺牲品。
然而，即便在如此寇深祸急的危难时刻，毛泽东仍然以他的睿智，满怀着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坚定信心。在《反投降提纲》中，毛泽东不但指明了东北抗战的必胜前途，而且以在艰难苦斗中的东北抗日联军作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榜样，这就是：“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
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还指出了相持阶段在东北地区的表现，指明了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这就是：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迎来了历史的新纪元。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起草《共同纲领》的周保中，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跟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身感受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豪迈，亲眼看见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这一天，所有百战余生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同志们，在各自所在的地区，迎接了自己用热血苦斗换来的激动人心的时刻，随即又同战友和人民一起，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
烽火硝烟已经远去，但这些手迹，连同它们承载的厚重历史，仍旧使人们感慨万千。
（编辑 王 兵）
（作者是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936：“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
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
1936年元旦，在黄土高原凛冽的寒风中，在那“四壁简陋、空无所有”（斯诺语）的窑洞里，毛泽东在给朱德的电报中写道：“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提到东北抗日斗争。
随着遵义会议的召开和长征的胜利结束，从九一八事变起就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最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领导东北抗战；在中央苏区就一直关注东北抗战的毛泽东，更加牵挂着在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的同胞和同志。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军事决议，正式确立了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东征山西、绥远、察哈尔直接与日军作战；同时加紧发展东北游击战争以资配合的方针。受党中央的委派，陈云、陈潭秋、邓发、曾山、滕代远、孔原、潘汉年等同志，主持或参加了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组建了以陈云为核心的满洲问题委员会，领导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贯彻执行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方针，以井冈山、中央苏区和长征经验为指导，结合实际扩大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1935年起，东北抗日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根据地的格局基本形成，据日本方面公布的数据，这一年东北抗日武装共毙伤俘日本侵略军54766人，为九一八之后四年来最高。
1936年2月2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由杨松（吴平）起草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提出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五项政治纲领。此后，东北各抗日武装陆续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7月，以杨靖宇、王德泰为正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总政治部主任（王德泰牺牲后续任副总司令）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正式组建，下辖第一、第二两军共六个师，总兵力最高达到一万余人。
也是在1936年，杨靖宇深刻洞察全国形势，敏锐地认识到“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和先锋”。他率领战友们义无反顾、敢于担当，把坚持东北抗战和支援华北抗日斗争结合起来，于6月和11月两次组织西征，7月15日在本溪、抚顺交界的摩天岭战斗中歼灭日军140余人。一度挺进至沈阳、抚顺、辽阳一线，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进一步凸现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意义，在抗联第一路军的猛烈打击下，“整个南满地区的敌伪统治被动摇，伪满首都‘新京’受震动”。在与主力红军遥相呼应之际，杨靖宇特作《西征胜利歌》一首，表达抗联战士“中国红军，已到察绥，眼看要出关，西征大军，夹击日匪，快快来会面”的殷切向往，抒发“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的坚定信念。
了解了这一切，就不难想象，“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这句话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毛泽东不能自已的兴奋和激情。
1936年7月16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东北抗日联军发动群众的经验，指出：“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在8月10日给上海救国会的信中，毛泽东盛赞东北抗日联军的贡献，这就是：“敌人损失了十余万生命与数万万金钱。而且相当牵制了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本部的进攻。”
1937：亲笔签署的杨靖宇任命书
“中共中央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这是杨靖宇担任的党内最高职务。1937年12月13日，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率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因在前线未参加会议）等全体政治局委员，亲笔签署了筹备七大和任命杨靖宇的决议。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举行，受党中央委托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会上报告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对杨靖宇的贡献和能力作了高度评价，赞誉他是最好的东北干部、东北人民心目中的“诸葛孔明”。12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组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杨靖宇被任命为25位委员之一，和他一起担任这个职务的，有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有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有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有新四军暨南方三年游击战主要领导人项英、陈毅。在1945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13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彭真外均为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56年举行党的八大一次会议时，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仍在工作的16人中，有11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
1938年后，杨靖宇被党中央指定为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的消息传入东北，东北抗日联军一直以“中共中央委员”为杨靖宇的最高职务，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编印的绝密文件《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1938年和1939年中，都称杨靖宇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东北党最高领袖”。认为“杨靖宇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资格……按照所谓党军一元化，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适应在关内之长期抗日全民战争，配备准战时体制之新阵容，将关内外形成一个整体，向广泛强化扩大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迈进”。日本法西斯的自供，从反面证实了杨靖宇出任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一职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意义。
1939：“小部亦可造成相持”
1939年6月10日和13日，毛泽东先后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以后被统一命名为《反投降提纲》，这是继《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后，毛泽东又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抗日战争的重要著作，也是毛泽东又一次论述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著作。 1939：“小部亦可造成相持”
1939年6月10日和13日，毛泽东先后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以后被统一命名为《反投降提纲》，这是继《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后，毛泽东又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抗日战争的重要著作，也是毛泽东又一次论述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著作。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和危险，而东北恰恰是抗战全局中敌强我弱态势最为明显和悬殊的薄弱环节，在东北，抗日联军已完全失去同党中央的组织联系，不可能收到任何具体指示，更不能得到内地的直接支援，只能以数万战士的血肉之躯，同50万日本“关东军”（1938年数字）和大批伪军苦战；而饥寒冻饿的困苦，甚至较战斗伤亡更为惨烈；在全国，无论是汪伪政府公开“承认”伪满，还是蒋介石“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础的说法”的谬论，都预示着东北将最终成为妥协投降的牺牲品。
然而，即便在如此寇深祸急的危难时刻，毛泽东仍然以他的睿智，满怀着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坚定信心。在《反投降提纲》中，毛泽东不但指明了东北抗战的必胜前途，而且以在艰难苦斗中的东北抗日联军作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榜样，这就是：“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
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还指出了相持阶段在东北地区的表现，指明了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这就是：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迎来了历史的新纪元。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起草《共同纲领》的周保中，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跟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身感受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豪迈，亲眼看见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这一天，所有百战余生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同志们，在各自所在的地区，迎接了自己用热血苦斗换来的激动人心的时刻，随即又同战友和人民一起，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
烽火硝烟已经远去，但这些手迹，连同它们承载的厚重历史，仍旧使人们感慨万千。
（编辑 王 兵）
（作者是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