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阎宗临先生的名字和学术是在阅读了《阎宗临作品》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欧洲文化史论》《中西交通史》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当时的心情，诚如北京大学教授高毅在读这些书时所说：“阎宗临，何许人也？随手拿起书翻了翻，没想到这一翻，就久久没有放下，直至粗粗细细地把三本书浏览了一遍，才长舒一口气。我感到了一种震撼：原来中国人也能写这样的世界史！”（《邂逅阎宗临》，《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3期）正是这种内心的震撼，促使我结合自己的专业，对阎宗临的著作做了进一步的研讨，写了《阎宗临和他的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讨》2009年第1期）等文章。但是，在研读阎宗临的著作时，我内心也有一种疑惑，总在问阎宗临，何许人也？他的学历和人生经历如何？为什么能写出如此优秀的著作？为什么这样一位大师级的学者却籍籍无名？直至最近读了阎守诚著的《阎宗临传》（三晋出版社2014年版），不仅解除了我心中的疑惑，而且也使我深受感动和感悟。在我读过的学者传记中，《阎宗临传》绝对称得上是一部富有特色的上乘之作。
　　首先，《阎宗临传》写出了传主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写出了一位学者的人生经历与时代变化的互动关系。
　　阎宗临1904年6月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小山村的普通农民家庭，靠给学校做杂工，在家乡读完中学。20岁时来到北京，在国风报社做校对。1925年底，在朋友帮助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里昂做工三年后，进入瑞士弗里堡大学文学哲学院学习。1933年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回国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授。次年，重返弗里堡大学任中国文化课教授，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在12年间，阎宗临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富有的家财，就靠自己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刻苦学习，自强不息，终于从山村走到北京，从中国走到欧洲，从一个打工者成为学有专长的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创造了人生的奇迹。
　　1937年7月，阎宗临与梁佩云女士在瑞士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原本可以开始新的、美好的生活。但抗战的爆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新婚蜜月未满，他们就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谢绝了校长和师友的一再挽留，毅然选择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参加抗战，展现了他们纯真的爱国之情。抗战八年，阎宗临在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无锡国专任教授。1944年曾在桂东逃难一年。在此期间，阎宗临先后有了五个孩子，仅靠一点工资为生，生活过得很拮据，逃难时更是艰难困苦。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教学与写作，由此体现了阎宗临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自传统文化积淀的家国情怀。他们深感近百年来民族与国家所受的屈辱，他们最大的诉求就是民族兴旺，国家富强。在他们心中，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存亡远远重于个人的荣辱安危。
　　抗战胜利后，1946年，阎宗临应聘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并于1948年任历史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主任。1949年，钱穆邀请他赴台湾，阎宗临谢绝了。他也谢绝了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而是接受了赵宗复、张友渔到山西大学的邀请，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回归故乡后的漫长岁月，阎宗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由于他的政治态度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人处世又善良、朴实、平和，因此，在政治运动中基本是有惊无险，安然无恙的。但在“文革”中却未能幸免，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揪出，拖着病体挨批斗，劳动改造，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长期因病卧床，于1978年10月病逝。
　　阎宗临在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既有与他们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通过《阎宗临传》，我对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遭遇与命运有了新的、更深入的了解。
　　《阎宗临传》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传主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加以评议，使读者对他的学术道路和贡献有所了解。
　　阎宗临年轻时是“文学青年”，写过小说、散文和文艺评论，在北京曾参加文学社团“狂飙社”，并在高长虹的带领下多次拜访鲁迅。在瑞士时，和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有长期的接触，深得罗兰“家长兼导师”般的关爱。阎宗临在青年时代能亲聆东西方两位文学大师的教诲，是难得的机遇，对他的成长有重要的影响。
　　阎宗临的博士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以及回国后在广西写的一系列清初传教士与清廷关系的文章，都是以传教士的活动为切入点，探寻中国与欧洲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以及对各自历史演进的作用，这些论著是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饶宗颐先生曾指出：“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辄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重。”为什么阎宗临会走上这样一条异于同时代大多数学人的治学道路呢？《阎宗临传》告诉我们：阎宗临读书的弗里堡大学是一所天主教大学，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和瑞士求学期间，曾受到一些天主教人士的帮助，他自己也于1931年加入天主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据此，我们便不难理解阎宗临从传教士入手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了。
　　在抗战时期，阎宗临的研究主要在欧洲的文化。早在1939年，阎宗临就发表了《抗战与文化》一文，从文化史观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必胜的观点。他还结合欧洲各国各地区的文化特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对欧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研究，其成果集中体现在桂林出版的《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和《欧洲文化史论要》两部专著中。
　　在国内战争时期，阎宗临在中山大学主要讲授《欧洲史》等课程，并写了《欧洲史要义》和《希腊罗马史》两部书稿，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欧洲历史的见解。
　　1949年之后，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历史观。阎宗临在欧洲学习形成的文化史观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他所熟悉的传教士研究、文化史研究都成为研究的“禁区”。因此，阎宗临对自己过去的研究既不宣扬，也不批判，保持了沉默。沉默就意味着保留，在当时是一种既明智又无奈的态度。他把自己的研究转向西北史地，主要是很少有人关注的中国与中亚、西亚的关系。他写的文章很少，而且都发表在山西的刊物（有的还是内部刊物），慢慢就变得“籍籍无名”了。在“文革”中，不能写文章，只能搞点翻译。《阎宗临传》在总结了他各个时期的研究后指出：阎宗临的治学之路是“由文学而文化，由文化而历史，由历史而西北史地，最后落脚于翻译。可见研究的范围是越来越窄了”。 　　幸运的是，在21世纪学术多元化的新时代里，阎宗临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得以重新出版。以《阎宗临作品》3卷为据，从1936年到1949年的13年的作品，占全部作品的70%，1949年后29年的作品，只占30%。阎宗临的学术成就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大师级的学者”。高毅教授深有感慨地说：“须知阎宗临所专的文化史，正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史学的主潮，而如果当初中国有学术多元的宽松环境，能够允许阎宗临在中国史学界拉起一面文化史学派的大旗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界又该平添多少神气？”
　　《阎宗临传》的作者阎守诚是阎宗临的儿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儿子为父亲作传，字里行间自然有一份旁人无法具有的亲情，儿子与父亲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使作者可以从更细微、更亲近的角度去观察父亲，加之作者文字流畅平实，娓娓道来，使这本传记读来充满亲情，亲切感人。阎宗临的师友，有些是文化名人，如梁漱溟、熊十力、巨赞法师、饶宗颐、朱谦之等，阎守诚得以从小和他们接触，传记中提及的见闻，也很有意义。
　　但是，阎守诚作为历史学家，在给父亲写传时并没有感情用事，而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根据资料来说话，力求真实可信，没有任何矫饰造作，溢美虚夸。为此，作者在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同时，还曾循着父亲生活的踪迹探访，去过他出生的小山村，重走了在广西逃难走过的地方，到了父亲读书、生活过的法国、瑞士等地，有了亲临其境的感悟。作者这种求实的精神，可以从一件小事看出：在“文革”中，作者听母亲说：她与父亲结婚时，教皇庇护十一世打过贺电，并讲述了贺电的由来。母亲自然不会信口开河，但作者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件事，在弗里堡大学找到了报道此事的刊物，还找到一位了解此事的老神父，才将这件事写在传记里。
　　阎守诚在写作传记时用的是第一人称，他不仅对阎宗临的学术进行了梳理，而且对其经历和遇到的问题也都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作出了精当的分析，有许多发人深省的地方。抗战时期，阎宗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认真教学和研究，所以如此，作者说：这是因为阎宗临那一代的爱国知识分子，是把文化视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国土沦丧，可以收复，文化沦丧，民族就会灭亡。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传承、捍卫、光大中华民族的文化，为战后国家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这种认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热爱，对真理和智慧的不懈追求。爱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上的杰出贡献是抗战伟大胜利的一部分，可惜我们今天总结和研究得还不够。
　　应该指出的是：阎守诚从1994年开始整理父亲的学术成果，至今已20年了。先后出版了《阎宗临史学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阎宗临作品》3卷，如今又写了《阎宗临传》，使这位沉寂多年的史学大师的治学与为人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恢复了他应有的学术地位，这是中国史学界令人欣喜的一件事，也是他对学术事业的贡献。今年恰逢阎宗临先生诞辰110周年，我想，《阎宗临传》的出版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