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年一次的新加坡大选选情前所未有的激烈，新加坡民主进一步走向成熟。良性的竞争可推动政治的健康发展，而这正是民主的意义所在
46岁的黄文强，出生在新加坡国家独立的1965年。按他的话说，恰好一脚踩在第二代新加坡人——“65后世代”的开端。
第十二届新加坡国会大选的次日早上，这位“65后”喝着咖啡，一边翻看着手中那一大叠《联合早报》。
早报的头版用加黑的印刷体写道：在国家独立以来最激烈的一届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虽以81比6的国会议席取胜，其60.41%的得票率却为历史最低，而反对党则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再次当选的执政党领导人、政府总理李显龙在凌晨3点20分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历史的分水岭”，人民行动党“听到了民众的心声”。
而政治评论家也在欢呼：新加坡民主正走向成熟。
激情与理性
5月7日投票日当天晚上，新加坡全国仿佛进入另一个时区，数十万民众彻夜不眠，等待着一个个选区的投票结果。
本次大选之所以前所未有地牵动人心，很大程度是因为在全部27个选区、87个国会议席中，仅有资政李光耀所在的单个选区的5个议席没有出现反对党的挑战。在榜鹅东单选区，甚至出现三个政党竞争一个议席的激烈场面。
和许多新加坡人一样，黄文强当晚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凌晨4点，眼中透着倦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次参加大选投票是在1986年，但是连续几届的投票，他都在选票上每个候选党派后头画了“叉”，主动让自己的选票作废。“实在不知道该选谁，”黄文强坦言。他这个年纪的新加坡人，见识过执政党的严厉。他的父母，也都曾经担心说错话而惹麻烦。
而如今，新加坡已然是另一种模样，民众的参与热情也前所未有的高涨。在新加坡的地铁车厢里，随处可见年轻人用iPhone在社交网络和新闻网站上搜索集会照片。投票日那天，新加坡国家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不断插入来自社交网络的评论，民众对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评论尺度极大。而在博客、论坛和社交网络上，各种严苛的评论更是随处可见。
在黄文强家中，在投票支持谁这个问题上，一家人出现了意见分歧。黄文强最终支持执政党，而他的夫人和舅舅却把选票投给了反对派。
黄文强一家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在过去五年里，他的两个孩子都窜到了小学和中学的毕业班，补习费用花掉他每月4000新币（约合20000多元人民币）当中的三分之一。他的妻子每天向他念叨地铁变得越来越拥挤，快退休的舅舅也常常抱怨子女买不起价格飞涨的组屋。
由于妻子和舅舅最近常去听反对党的演讲，他们也学会了像反对党一样质疑：为何内阁成员的高额工资仍在上涨，而自己的工资和家中老人的退休金却总是不够用？为什么新加坡迈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国会和政府要职近50年来却几乎都由一个声音控制？
新加坡选民很清楚，六个反对党中真正有实力的竞选人，“十个指头数都还有剩”，但这并不阻碍民众对政治制衡的信心。5月4日傍晚，虽然下着大雨，人们还是冒雨在泥泞的草地上听完主要反对党——工人党的演讲。许多不属于该选区的选民也专程赶来，两腿沾满泥点走回家。
一对50年代生的林姓新加坡夫妇告诉记者，他们投票选出的执政党的部长们，这些年离民众越来越远，身段和工资一样变得越来越高不可攀。
他们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上世纪70年代，初入社会的他们拿着1000新币的工资，住上价值10万新币的组屋；而40年后，他们的子女拿着不到3000新币，却要负担50万新币而同等面积的组屋。
正是在这种抱怨声中，从选举提名日直到投票日，新加坡人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执政党和六大反对党在各自群众大会的辩论之中。
尽管选情前所未有地激烈，但人民行动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依然牢固。黄文强经过一番纠结，最终做出了和家人不一样的选择，坚持把选票投给了已经当政了46年的人民行动党。他想通过投票来肯定执政党的成绩，表明自己确实认为国家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的新加坡最需要的是平稳，是理性。带着激情支持一个政党并不难，但懂得了平稳和理性，这样的新加坡才能更民主。”他说。
从MM Lee到PM Lee
如今的新加坡民众，已经习惯性地将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昵称为“MM Lee”（Mentor Minister Lee的缩写，意为李资政），而把他的儿子、新加坡的第三代领导人李显龙称为“PM Lee”（Prime Minister Lee，意为李总理）。
在新加坡百姓的语境之中，不难听出从“MM”到“PM”，意味着执政党从“威权”到“柔性”的政策演进，也反映了新加坡社会的变化。而在此次大选中，呼吁执政党转型的声音，也前所未有地响亮。
大选前刚刚从执政党议员席位上隐退的前政务部长曾士生认为，按照李光耀资政在上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的设计，新加坡的国家制度要充分培养民众的独立思考、社会参与和监督能力。惟其如此，民众才觉得政府“有信用”。
但在本次大选初期，人民行动党，尤其是李资政的强硬表态，让民众对执政党有种“脱离了时代”的观感。
当时，在一方力保、一方强攻的阿裕尼选区选战正酣，这位资深政治家却公开表示，如果工人党候选人赢了，阿裕尼的居民就得去承受结果。而投票支持反对党的选民会用未来五年的时间反思，并对自己所做的事“深深后悔”。
“我也肯定，他们将付出代价。”87岁的“MM Lee”说。
此番说话，不难令人联想到李光耀担任总理时期的标志性言论：“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要”。
然而，在新加坡新一代选民眼中，曾经立下建国伟业的李资政这一表态，显得过于高傲，彰显家长式作风。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则认为，现在这个时期的新加坡，已经不同于李光耀的时代。“现在的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已经十分开明，因此，政治上也需要开放。此前，执政党也一直为不同政见的声音留出空间，然而在这次选举期间，社会的参与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社会的变化更快，社会参与的要求也就更多。”郑永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执政党对“MM”言论的挽救，也印证了执政党的关切。
在5月3日的群众大会上，总理李显龙为执政党近五年的一些政策失误向民众道歉，并且还指出，李资政是有话直说的强硬领导风格，这是个不同世代的人之间的差别。
“MM是MM，我是我的团队，MM过去有话直说的强硬式领导风格已不合时宜，因此我们的团队会以人们所能接受的方式去治理国家。”李显龙罕见地采用柔软的方式为父亲、也为执政党解困。
而李光耀在剩下的竞选时间里也淡出了公众的视野，直到大选过后的5月9日走访其所在选区丹戎巴葛时，他才再次露面并向民众表示，执行党会坐下来仔细检讨和分析当中的原因，调整政策。
曾士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开国期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主要依靠党内的力量更新换代，而从上世纪70年代起，执政党认识到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于是开始从党外人士、甚至反对党中的精英人群中挑选人才，定向培养。四十年来，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新加坡制度的良好运作，一直尝试着更大程度的开放。
民主成人礼
作为反对派，工人党在此次大选中的历史性突破令人深思。
1957年创建的工人党，曾产生新加坡独立以来第一位反对党议员惹耶勒南。然而，和另一位著名的反对党人士徐顺全相似，惹耶勒南在1981年当选国会议员后，屡次遭到人民行动党以法律追究，因言治罪。
而在每场国会会议的电视直播中，新加坡民众总是看到，反对党代表在关键议程中没有表决权。
“民主制，是新加坡源于英国议会制度的政治传承。但是，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已经让人们看出它的停滞、倒退。”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工人党在竞选中屡屡批评执政党在上届政府中的失误，比如2010年6月著名的乌节路上50年不遇的水涝，以及制造爆炸案的恐怖分子马士沙拉末在2008年2月的越狱。反对党指出，正是由于执政党组成的政府的施政，没有受到真正反对党的良性制衡，才酿成这一个个的失误。
在阿裕尼选区获胜后，工人党秘书长、资深反对党议员刘程强表示，阿裕尼选民做出了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他们是要告诉行动党政府，要使新加坡的民主更成熟。
实际上，总理李显龙在2009年5月提出对新加坡国会进行政治改革，目的就是使新加坡的政治“更加平衡”。不过，他也一再强调，任何改变都不应削弱新加坡长期以来取得成功的根本元素，即有效率的政府和稳定的政治局势。
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执政党通过掌握政治资源和掌控规则来确保局势不至于脱控。因此，人民行动党既是规则制定者，也是游戏参与者，有时还兼任裁判。
大选每五年举行一次，而几乎每次选举之前，选民们都需要弄清楚自己原来所在的选区还在不在。这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在每届选举前都会在国会中利用其多数席位，重新划分选区，将往届反对党得票较高的区域划分到执政党占绝对优势的选区之内。
本次选举中，选情最激烈的阿裕尼选区虽然最终被工人党拿下，但选举之前，这一选区位于西北部的一片居民还是被划入了李显龙总理所在的宏茂桥区。
而新加坡民众也早已习惯人民行动党多年以来“胡萝卜加大棒”的执政方式。选民中始终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大选中不投票给PAP（人民行动党的英文缩写），在申请各种福利时，往往会受阻。
这种说法虽然限于坊间，而且没有人可以拿出证据，但每届选举之前，人民行动党在拉票时都会将翻新公共住房和选票挂钩，却是不争的事实。
《联合早报》前任副总编辑吴元华认为，五年之后的选举，还会有更多年轻人加入选民的群体，同时也会有更多“65后世代”陆续退休。届时，新加坡人对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选择，将出现更多的博弈。
民主政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尽管存在缺陷，但新加坡人正沿着更优质民主的方向努力。正如《海峡时报》前总编辑林廷龙所说的那样，不论这次选举的结果如何，新加坡政治体系正在逐步走向成熟。“新加坡虽然独立了46年，但今年终于庆祝21岁的成人礼。”★
46岁的黄文强，出生在新加坡国家独立的1965年。按他的话说，恰好一脚踩在第二代新加坡人——“65后世代”的开端。
第十二届新加坡国会大选的次日早上，这位“65后”喝着咖啡，一边翻看着手中那一大叠《联合早报》。
早报的头版用加黑的印刷体写道：在国家独立以来最激烈的一届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虽以81比6的国会议席取胜，其60.41%的得票率却为历史最低，而反对党则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再次当选的执政党领导人、政府总理李显龙在凌晨3点20分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历史的分水岭”，人民行动党“听到了民众的心声”。
而政治评论家也在欢呼：新加坡民主正走向成熟。
激情与理性
5月7日投票日当天晚上，新加坡全国仿佛进入另一个时区，数十万民众彻夜不眠，等待着一个个选区的投票结果。
本次大选之所以前所未有地牵动人心，很大程度是因为在全部27个选区、87个国会议席中，仅有资政李光耀所在的单个选区的5个议席没有出现反对党的挑战。在榜鹅东单选区，甚至出现三个政党竞争一个议席的激烈场面。
和许多新加坡人一样，黄文强当晚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凌晨4点，眼中透着倦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次参加大选投票是在1986年，但是连续几届的投票，他都在选票上每个候选党派后头画了“叉”，主动让自己的选票作废。“实在不知道该选谁，”黄文强坦言。他这个年纪的新加坡人，见识过执政党的严厉。他的父母，也都曾经担心说错话而惹麻烦。
而如今，新加坡已然是另一种模样，民众的参与热情也前所未有的高涨。在新加坡的地铁车厢里，随处可见年轻人用iPhone在社交网络和新闻网站上搜索集会照片。投票日那天，新加坡国家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不断插入来自社交网络的评论，民众对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评论尺度极大。而在博客、论坛和社交网络上，各种严苛的评论更是随处可见。
在黄文强家中，在投票支持谁这个问题上，一家人出现了意见分歧。黄文强最终支持执政党，而他的夫人和舅舅却把选票投给了反对派。
黄文强一家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在过去五年里，他的两个孩子都窜到了小学和中学的毕业班，补习费用花掉他每月4000新币（约合20000多元人民币）当中的三分之一。他的妻子每天向他念叨地铁变得越来越拥挤，快退休的舅舅也常常抱怨子女买不起价格飞涨的组屋。
由于妻子和舅舅最近常去听反对党的演讲，他们也学会了像反对党一样质疑：为何内阁成员的高额工资仍在上涨，而自己的工资和家中老人的退休金却总是不够用？为什么新加坡迈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国会和政府要职近50年来却几乎都由一个声音控制？
新加坡选民很清楚，六个反对党中真正有实力的竞选人，“十个指头数都还有剩”，但这并不阻碍民众对政治制衡的信心。5月4日傍晚，虽然下着大雨，人们还是冒雨在泥泞的草地上听完主要反对党——工人党的演讲。许多不属于该选区的选民也专程赶来，两腿沾满泥点走回家。
一对50年代生的林姓新加坡夫妇告诉记者，他们投票选出的执政党的部长们，这些年离民众越来越远，身段和工资一样变得越来越高不可攀。
他们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上世纪70年代，初入社会的他们拿着1000新币的工资，住上价值10万新币的组屋；而40年后，他们的子女拿着不到3000新币，却要负担50万新币而同等面积的组屋。
正是在这种抱怨声中，从选举提名日直到投票日，新加坡人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执政党和六大反对党在各自群众大会的辩论之中。
尽管选情前所未有地激烈，但人民行动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依然牢固。黄文强经过一番纠结，最终做出了和家人不一样的选择，坚持把选票投给了已经当政了46年的人民行动党。他想通过投票来肯定执政党的成绩，表明自己确实认为国家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的新加坡最需要的是平稳，是理性。带着激情支持一个政党并不难，但懂得了平稳和理性，这样的新加坡才能更民主。”他说。
从MM Lee到PM Lee
如今的新加坡民众，已经习惯性地将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昵称为“MM Lee”（Mentor Minister Lee的缩写，意为李资政），而把他的儿子、新加坡的第三代领导人李显龙称为“PM Lee”（Prime Minister Lee，意为李总理）。
在新加坡百姓的语境之中，不难听出从“MM”到“PM”，意味着执政党从“威权”到“柔性”的政策演进，也反映了新加坡社会的变化。而在此次大选中，呼吁执政党转型的声音，也前所未有地响亮。
大选前刚刚从执政党议员席位上隐退的前政务部长曾士生认为，按照李光耀资政在上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的设计，新加坡的国家制度要充分培养民众的独立思考、社会参与和监督能力。惟其如此，民众才觉得政府“有信用”。
但在本次大选初期，人民行动党，尤其是李资政的强硬表态，让民众对执政党有种“脱离了时代”的观感。
当时，在一方力保、一方强攻的阿裕尼选区选战正酣，这位资深政治家却公开表示，如果工人党候选人赢了，阿裕尼的居民就得去承受结果。而投票支持反对党的选民会用未来五年的时间反思，并对自己所做的事“深深后悔”。
“我也肯定，他们将付出代价。”87岁的“MM Lee”说。
此番说话，不难令人联想到李光耀担任总理时期的标志性言论：“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要”。
然而，在新加坡新一代选民眼中，曾经立下建国伟业的李资政这一表态，显得过于高傲，彰显家长式作风。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则认为，现在这个时期的新加坡，已经不同于李光耀的时代。“现在的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已经十分开明，因此，政治上也需要开放。此前，执政党也一直为不同政见的声音留出空间，然而在这次选举期间，社会的参与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社会的变化更快，社会参与的要求也就更多。”郑永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执政党对“MM”言论的挽救，也印证了执政党的关切。
在5月3日的群众大会上，总理李显龙为执政党近五年的一些政策失误向民众道歉，并且还指出，李资政是有话直说的强硬领导风格，这是个不同世代的人之间的差别。
“MM是MM，我是我的团队，MM过去有话直说的强硬式领导风格已不合时宜，因此我们的团队会以人们所能接受的方式去治理国家。”李显龙罕见地采用柔软的方式为父亲、也为执政党解困。
而李光耀在剩下的竞选时间里也淡出了公众的视野，直到大选过后的5月9日走访其所在选区丹戎巴葛时，他才再次露面并向民众表示，执行党会坐下来仔细检讨和分析当中的原因，调整政策。
曾士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开国期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主要依靠党内的力量更新换代，而从上世纪70年代起，执政党认识到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于是开始从党外人士、甚至反对党中的精英人群中挑选人才，定向培养。四十年来，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新加坡制度的良好运作，一直尝试着更大程度的开放。
民主成人礼
作为反对派，工人党在此次大选中的历史性突破令人深思。
1957年创建的工人党，曾产生新加坡独立以来第一位反对党议员惹耶勒南。然而，和另一位著名的反对党人士徐顺全相似，惹耶勒南在1981年当选国会议员后，屡次遭到人民行动党以法律追究，因言治罪。
而在每场国会会议的电视直播中，新加坡民众总是看到，反对党代表在关键议程中没有表决权。
“民主制，是新加坡源于英国议会制度的政治传承。但是，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已经让人们看出它的停滞、倒退。”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工人党在竞选中屡屡批评执政党在上届政府中的失误，比如2010年6月著名的乌节路上50年不遇的水涝，以及制造爆炸案的恐怖分子马士沙拉末在2008年2月的越狱。反对党指出，正是由于执政党组成的政府的施政，没有受到真正反对党的良性制衡，才酿成这一个个的失误。
在阿裕尼选区获胜后，工人党秘书长、资深反对党议员刘程强表示，阿裕尼选民做出了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他们是要告诉行动党政府，要使新加坡的民主更成熟。
实际上，总理李显龙在2009年5月提出对新加坡国会进行政治改革，目的就是使新加坡的政治“更加平衡”。不过，他也一再强调，任何改变都不应削弱新加坡长期以来取得成功的根本元素，即有效率的政府和稳定的政治局势。
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执政党通过掌握政治资源和掌控规则来确保局势不至于脱控。因此，人民行动党既是规则制定者，也是游戏参与者，有时还兼任裁判。
大选每五年举行一次，而几乎每次选举之前，选民们都需要弄清楚自己原来所在的选区还在不在。这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在每届选举前都会在国会中利用其多数席位，重新划分选区，将往届反对党得票较高的区域划分到执政党占绝对优势的选区之内。
本次选举中，选情最激烈的阿裕尼选区虽然最终被工人党拿下，但选举之前，这一选区位于西北部的一片居民还是被划入了李显龙总理所在的宏茂桥区。
而新加坡民众也早已习惯人民行动党多年以来“胡萝卜加大棒”的执政方式。选民中始终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大选中不投票给PAP（人民行动党的英文缩写），在申请各种福利时，往往会受阻。
这种说法虽然限于坊间，而且没有人可以拿出证据，但每届选举之前，人民行动党在拉票时都会将翻新公共住房和选票挂钩，却是不争的事实。
《联合早报》前任副总编辑吴元华认为，五年之后的选举，还会有更多年轻人加入选民的群体，同时也会有更多“65后世代”陆续退休。届时，新加坡人对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选择，将出现更多的博弈。
民主政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尽管存在缺陷，但新加坡人正沿着更优质民主的方向努力。正如《海峡时报》前总编辑林廷龙所说的那样，不论这次选举的结果如何，新加坡政治体系正在逐步走向成熟。“新加坡虽然独立了46年，但今年终于庆祝21岁的成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