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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两年兵的张学波，复员回家以后，就去本村小学当了教师。
张学波当兵前，连小学三年级也没有上完。考虑到张学波的文化水平，嬴南村小学校长王若嬴让他教一年级的语文课。几天以后，王若嬴去听张学波上课。张学波在教学生学汉字“tǎ（塔）”时，竟然拼出了一个“楼”字。因为课本上那“宝塔”一词的右边，画着一幅延安宝塔的图画，张学波把那图画看成是一座楼了，所以，学生们也都异口同声地，跟着他将楼读成了“tǎ”。
那节课没有听完，校长王若嬴就拂袖而去。他一定要把张学波打发回家，这样教下去，那不是误人子弟嘛。但是，张学波却哭着不肯走，说，这才来到学校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撵回家，以后他就是捂着狗皮也出不了大门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央求王若嬴好歹看在他舅舅的面子上，让他在学校教完了这半年再走。张学波的舅舅是公社干部杨永胜，张学波能来小学当老师，就是他舅舅给嬴南村大队书记王务德打的一通电话。
王若嬴就去大队找王务德，说，坚决不能让学波那孩子上课了，还把“tǎ（塔）楼”的事说了。王务德的女儿王兰芳那时正上四年级，那天她也正好站在他父亲的旁边，虽然她学习也跟不上趟儿，但听了王若嬴的话，也不禁大笑了起来，一直笑得直不起腰来。王务德也念过几天书，也觉得这着实有点荒唐，但又碍于杨永胜的面子，就和王若嬴商量着，让张学波在学校里当了一名校工。
当了校工的张学波，从此就有了一个外号，叫“tǎ（塔）楼”。
张学波知道自己教不了课，就好好干起了校工。他每天早晨总是早早地来到学校，先点着煤炭炉子烧上水，然后就去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就去侍弄伙房后边的那块小菜地。菜地拾掇得差不多了，各办公室的暖壶也都灌满了，学生和老师这才陆陆续续走进学校。
张学波复员回家时，除了带回来了一只马蹄表，还带回来了一台收音机，他每天早晨都要打开收音机听着收音机里的时间对表，因此，那马蹄表尽管一停不停啪嗒啪嗒地走了四五年，一直没有一分钟的误差。马蹄表上有一只大公鸡，随着秒表啪嗒啪嗒地走动，那大公鸡的头也一抬一低，一抬一低，很好玩。课间，常有学生去看那只表，伙房太小，张学波就拿到外边让学生们看。学生们看着表，都觉得很好奇，那只大公鸡成天抬头低头，从来也不停一停，它累不累？但时间长了，学生们也就不觉得好奇了。张学波在菜地里干活的时候，就把他那只马蹄表放在地头上，在伙房烧水时，就把马蹄表放在伙房东边的窗台上或者靠北墙的那张小桌子上。
四五年级的大学生经常和张学波闹着玩，说着他上课时闹的一些笑话，有时还嘻嘻哈哈地喊出张学波的外号。都是一个村的，甚至还是街坊邻居，张学波听了，也只是咧咧嘴笑一笑，有时听见学生说起来没完没了，或者说的过头了，他要么坐在那里举举手做出一个要打人的样子，要么就是把脖子上当啷着的哨子拿在手里做出要吹的样子。学生们都知道张学波不会打人，但都害怕他吹哨子，他一吹哨子，就要忙不迭地向教室里跑，但是，不到上课的时间张学波是绝对不会吹哨子的。
张学波的外号一开始叫“tǎ（塔）楼”，后来又演变成了“哈喽”。之所以演变成“哈喽”，完全是因为在村东门口开理发店的徐红芹。徐红芹小时候曾经在东北哈尔滨的亲戚家住过一段时间，回来后说话就有些撇腔。一天晚上，公社电影队的老李来村里演电影，下午放了学，小学生们就直接从学校跑到放电影的场子上去占窝。那时，理发店里没人来理发，徐红芹正站在理发店的门口，等小学生们跑过理发店门口，她就问今晚演啥电影。小学生们早就知道了演啥，其中一个就一边跑一边喊：“《激战无名川》！”徐红芹听见了，愣了一下，就撇着腔说：“啥？鸡蛋五毛三？昨天才四毛五一斤，才两天就涨钱了？涨到五毛三了？”正在这时，她看见校工张学波走了过来，就又问道：“哈喽，你说说这鸡蛋怎么就涨钱了呢？都五毛三了！”张学波听了，自是一头雾水，而小学生们却都哈哈大笑了起来。从那以后，张学波的外号就由“tǎ（塔）楼”变成了“哈喽”。
那外号传得很快，以致传到了张学波未婚妻的耳朵里，亲事还差一点儿吹了。
张学波的未婚妻是马泉公社马泉村的，和嬴南村隔着二十几里路。那年夏天的一天，嬴南村科技队队长王务来和保管张信堂，去赶马泉集买喷雾器。那天是星期天，王務来的儿子王建昌和张信堂的儿子张学举也跟着去了。王建昌和张学举都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七岁八岁正是狗也嫌的年纪，一路上，两个人就像脱缰的野马，不走人路，专门在沟边地沿上蹦跶，要么就从麦地里岔。马泉集的农具市场很大，各种各样的农具都有，那些农具都是马泉合作社摆出来的，以方便社员们挑选购买。卖喷雾器的在农具市场的最西头，他们过去以后，很快就选好了两台，可是，等付钱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带去的钱还差了七块。人家又不赊，回去拿，路又太远，来回有五十多里路，小麦现在正需要打药，不敢耽误一天工夫，那可都是给全大队培育的优良麦种。王务来和张信堂没办法，就打算找找认识的人先借借，可两个人又都想不起这附近有什么认识的人来，也想不起村子里谁家在这附近村里有亲戚。
事情也是凑巧。正在他俩着急的时候，看见从南边桥上过来了一个青年妇女，张信堂认得那妇女，那是张学波今年春节后才定了亲的对象。张学波是张信堂近支的一个侄子，虽然不在一个胡同里住，但两家还是一个家堂，定亲后还请她来家里吃了一次饭，张信堂只知道她姓耿，但不知道叫啥名字。那小耿也认出了张信堂，就走过来说：“你不是俺叔？快上俺家里来坐坐。”张信堂说：“不去了，还要急着赶回去。”并说出了来买喷雾器钱不够的事。小耿非要让他们到家里喝碗茶不行。看到小耿真心实意的样子，他们就没再说别的，而且也真是渴了。那喷雾器摊子原来就摆在了小耿家的大门口。走进小耿的家，小耿就拿出十块钱来给了张信堂，让他们先坐坐，她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张信堂和王务来喝了几茶壶水，看见小耿还没有回来，就要走。他们刚站起来，就看见一个男人从大门口走了进来，说：“晌午了，哪儿能让你们走？亲家来到大门口了，不吃口饭就走，这要传到嬴南村，还不让人笑话死我。” 听话音这是小耿的父亲了。紧接着小耿也提着大包小包走进了大门口。一会儿小耿的母亲和妹妹也回家了。原来，那个卖喷雾器的售货员就是小耿的妹妹。小耿的妹妹不好意思地朝他们笑了笑，就和姐姐到厨房忙活去了。小耿的父亲是马泉大队的大队长，很健谈。说话间，小耿和妹妹已将满满一桌菜摆了上来，罐头、香肠、猪头肉等，大都是现成的。两个小孩子见那么多好吃的，很高兴，狼吞虎咽地吃饱了就到大门外边去玩。小耿怕他们跑远了，就也跟着出了大门。小耿问他俩叫什么名字，上几年级了，谁教他们等，拐弯抹角就问到了她的对象张学波。开始时，两个小孩子还矜持着，但当她问到张学波时，两个小孩子就“tǎ（塔）楼”“哈喽”起来了。张学波在课堂上说“tǎ（塔）楼”的时候，这两个小孩子还没上学，他们并不知道这“tǎ（塔）楼”的来历，只是听着大学生说他们也说。小耿听得摸不着南北，只是被两个孩子 “哈喽”“tǎ（塔）喽” 地逗笑了。
麦收以后，按当地的风俗，张学波割了一刀肉，买了两瓶嬴水白干、两条咸鱼、两个罐头，去马泉大队看望岳父岳母，顺便再把未婚妻领回来住几天。虽然生产队对社员出工抓得很紧，但定了亲的妇女麦收以后去婆家住几天，还是允许的。那天吃了午饭，张学波和小耿两个人就一前一后走出了马泉村。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向前走，小耿一会儿就说到了王建昌和张学举那两个小孩子上去了。小耿说，那天，那两个小孩子真能逗，一会儿“tǎ（塔）楼”一会儿“哈喽”的，问张学波是不是教他们上课，还问这“tǎ（塔）楼”“哈喽”是咋回事？张学波开始还笑眯眯地听着，但听着听着脸就腾地一下子红了，一直红到了脖子根。
到嬴南村的第二天，小耿就知道了张学波不再当教师了，而成了一个校工，也知道了他不当教师就是因为这个“tǎ（塔）楼”。小耿当天下午就跑回了娘家。其实，当校工也不错，只是给老师们烧烧水，到了上下课的时间吹吹哨子，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和站讲台的老师记一样多的工分，有一样多的补助，而且还比站讲台轻松多了。可小耿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场，哭完了就对父母提出坚决要退婚，说四姨奶奶骗她，好歹她也是个高中生，当时就看中了他是个教师，原来连个“塔”“楼”都不分。小耿的四姨奶奶是泉河村的，是张学波母亲的大妗子，也是这桩亲事的媒人。
退婚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嬴南村。才定了的亲事就吹了，这可是个大事。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张学波的舅舅杨永胜就买了好酒好烟，去找到马泉公社的一位姓韩的副主任一起去了小耿家。杨永胜许诺，一是保证两年之内弄个煤矿正式工人的指标让外甥去当工人；二是今年国庆节就把婚事办了，结婚以后就安排小耿在嬴南村小学里当教师。嬴南村小学的那个校长王若嬴虽然难说话，但用谁不用谁当教师，是大队书记说了算的。
张学波的亲事差一点散了的事，王若嬴还是听学校里的老师王莲香说的。偌大个嬴南村没有王莲香不知道的事，她知道的事也从来没有过夜的。王若嬴听说这件事以后，心里就觉得有点对不起张学波，这亲事真要是散了，张学波往后找对象就难了，真要是找不到对象，孤儿寡母的，他还不落下一辈子的埋怨。王若嬴看着张学波还年轻，人也憨厚老实，打那以后，一有空就教他汉语拼音，从a、o、e开始教。但张学波还不如黑瞎子掰棒子，黑瞎子掰棒子，到了地头胳肢窝里还能剩下一个，可张学波到头来是一个也记不住。看着他每次都学得一头汗水，比推着满满两篓子圈粪爬黄土岭还累，王若嬴就不再教他汉语拼音了，转而又教他九九歌，可是，那九九歌他背了俩月也背不下来，而且有时正背着“三七二十一”，一下子又“五七八十四”了。王若嬴觉得张学波在他跟前可能太紧张，就让他抽空到班里和学生一起学，但张学波一次也没有去。
张学波学文化不行，但种地炒菜做饭却是一把好手，而且还会炒花生、炸油条、打火烧。尤其是那炒花生，从外表上看，一个糊的也没有，就像是没有炒过的一样，但一捏开，简直酥得不行。学校西边原来有一堆碎石瓦片，张学波就清理出来刨出了一块二厘大小的菜地，地虽然不大，但他埯上的芸豆、架起的黄瓜、种上的白菜都有模有样，逢上级领导来学校检查工作或者老师们凑份子攒穷，也不用找人帮忙，张学波很快就能做出来七八个菜，而且做出的菜真正是色香味俱全。面食也不用出去买，张学波就去学校西边校长王若嬴家的小南屋里挖来一瓢面。吃馒头？张学波能左右开弓，两只手一块揉，一只手里揉着一个馒头；吃面条？他擀出的面条不软不硬厚薄均匀宽窄适度，看着就让人眼馋。面条擀完了馒头揉完了，那可真叫利索，面光盆光手光，真正的“三光”。酒喝完了，那边要饭，这里热腾腾的馒头或者面条就端上来了。张学波说，他在部队时干的就是炊事员。
王莲香经常和张学波开玩笑：“学波，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就托生成了个带把子的？”
结婚以后，张学波的妻子小耿就去嬴南村小学当了教师。小耿来学校不久，杨永胜就给张学波弄来了个煤矿工人的指标。但张学波他娘不让他下煤矿，说当了几年兵，这好歹回来了，不能再去干那个埋了没死的活。杨永胜没有办法，就把张学波安排到了公社驻地东边不远的温家埠铁矿当了临时工，每个月三十七块五毛钱。张学波他娘不知道这铁矿也得下井，就同意了。
去铁矿上班不久，张学波就推着一辆小推车来到了学校，小车子的一边拴着一个大铁圈，像水车的转轮那么大。张学波说：“这是点。我走了，不能让王校长满学校转着吹哨子。就把这个点挂在王校长办公室门前的老槐树上，以后，上学放学上课下课就打点。”那个点，是张学波用他第一个月的工资买来的。那天，老师们七手八脚把点挂起来，用点锤子一敲，那声音还真是响亮清脆。那从点上发出来的“当——当——”的声音，就像打着颤一样，一圈一圈飞向了校园的角角落落。那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全村的人都能聽到，以致各生产队的队长在喊社员上坡时，就常常喊着：“学校里都打起床点了，还赖在炕上不起！”
那时，村里人家很少有表，他们估算时间，有时是听鸡叫，有时是听挂在墙上的洋戏匣子，有时是眯起眼来看看天上的日头。但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吃了晚饭头一挨着枕头就打起呼噜来，早晨听不见鸡叫也是常有的事，而挂在墙上的洋戏匣子也是三天两头不响，不是谁家屋檐下的电线断了，就是自家屋门口的地线露了出来，就是响的时候也是嗤嗤啦啦的。那当当当当的清脆的点声，不但是学生们的钟点，也成了全村人的钟点。
张学波去温家埠铁矿第三年冬天的一个上午，矿上突然有两个人来学校找耿秀芬老师，说张学波出了点小事故，要她跟他们去一趟。原来，前一天下午下班时，张学波和几个下班的工友一起坐罐车从井下上来，那罐车不知道怎么的，突然晃荡了起来。当罐车升到二十多米高的时候，站在罐车边上的张学波突然从罐车里摔了出来……耿秀芬跟那两个人赶到县医院时，张学波已经快不行了。
耿秀芬把耳朵凑在张学波的嘴上，听见他断断续续地说：“秀芬，我一直想给咱嬴南村小学买个电铃，把那个点换了，矿上的小学就有电铃。我这就走了，你可一定替我买个电铃，要买自动的，不用拉就……”话没有说完，张学波就咽了气。
给丈夫做完了一七的第二天，耿秀芬就从抚恤金里拿出一笔钱，去县城买来了一套全自动电铃。
张学波去世以后，他的母亲每天以泪洗面，视线就渐渐模糊了。前几年，张学波的妻子小耿退休了，退休不久，小耿要去城里给自己的女儿看孩子。小耿放心不下婆婆，要把婆婆也一块带到城里去，可婆婆说啥也不肯去。
自从村小学合并到邻村的学区小学以后，新上任的村两委要把原来的村小学划成宅基地，那棵挂着点的老槐树由于碍事也要刨掉。早已退休的王若嬴找到村干部，坚决要求把那棵古槐树留下来。村委领导采纳了王若嬴的建议。王若嬴拿出自己的积蓄，请来了两名石匠，在老槐树周围垒起了护栏。那护栏四边的石板上都雕刻着很精致的图案，其中一幅是一个中年男人推着一辆小推车走进学校大门，那小推车的一边就放着这个点。
二十几年过去了，那点和电铃还挂在那棵古槐树上。那敲点的点锤子也在，有的时候，在护栏石上坐久了的王若嬴，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拿起点锤子敲一下那点，那点发出的声音，依旧很响很清脆，全村的人都能听到。
张学波当兵前，连小学三年级也没有上完。考虑到张学波的文化水平，嬴南村小学校长王若嬴让他教一年级的语文课。几天以后，王若嬴去听张学波上课。张学波在教学生学汉字“tǎ（塔）”时，竟然拼出了一个“楼”字。因为课本上那“宝塔”一词的右边，画着一幅延安宝塔的图画，张学波把那图画看成是一座楼了，所以，学生们也都异口同声地，跟着他将楼读成了“tǎ”。
那节课没有听完，校长王若嬴就拂袖而去。他一定要把张学波打发回家，这样教下去，那不是误人子弟嘛。但是，张学波却哭着不肯走，说，这才来到学校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撵回家，以后他就是捂着狗皮也出不了大门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央求王若嬴好歹看在他舅舅的面子上，让他在学校教完了这半年再走。张学波的舅舅是公社干部杨永胜，张学波能来小学当老师，就是他舅舅给嬴南村大队书记王务德打的一通电话。
王若嬴就去大队找王务德，说，坚决不能让学波那孩子上课了，还把“tǎ（塔）楼”的事说了。王务德的女儿王兰芳那时正上四年级，那天她也正好站在他父亲的旁边，虽然她学习也跟不上趟儿，但听了王若嬴的话，也不禁大笑了起来，一直笑得直不起腰来。王务德也念过几天书，也觉得这着实有点荒唐，但又碍于杨永胜的面子，就和王若嬴商量着，让张学波在学校里当了一名校工。
当了校工的张学波，从此就有了一个外号，叫“tǎ（塔）楼”。
张学波知道自己教不了课，就好好干起了校工。他每天早晨总是早早地来到学校，先点着煤炭炉子烧上水，然后就去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就去侍弄伙房后边的那块小菜地。菜地拾掇得差不多了，各办公室的暖壶也都灌满了，学生和老师这才陆陆续续走进学校。
张学波复员回家时，除了带回来了一只马蹄表，还带回来了一台收音机，他每天早晨都要打开收音机听着收音机里的时间对表，因此，那马蹄表尽管一停不停啪嗒啪嗒地走了四五年，一直没有一分钟的误差。马蹄表上有一只大公鸡，随着秒表啪嗒啪嗒地走动，那大公鸡的头也一抬一低，一抬一低，很好玩。课间，常有学生去看那只表，伙房太小，张学波就拿到外边让学生们看。学生们看着表，都觉得很好奇，那只大公鸡成天抬头低头，从来也不停一停，它累不累？但时间长了，学生们也就不觉得好奇了。张学波在菜地里干活的时候，就把他那只马蹄表放在地头上，在伙房烧水时，就把马蹄表放在伙房东边的窗台上或者靠北墙的那张小桌子上。
四五年级的大学生经常和张学波闹着玩，说着他上课时闹的一些笑话，有时还嘻嘻哈哈地喊出张学波的外号。都是一个村的，甚至还是街坊邻居，张学波听了，也只是咧咧嘴笑一笑，有时听见学生说起来没完没了，或者说的过头了，他要么坐在那里举举手做出一个要打人的样子，要么就是把脖子上当啷着的哨子拿在手里做出要吹的样子。学生们都知道张学波不会打人，但都害怕他吹哨子，他一吹哨子，就要忙不迭地向教室里跑，但是，不到上课的时间张学波是绝对不会吹哨子的。
张学波的外号一开始叫“tǎ（塔）楼”，后来又演变成了“哈喽”。之所以演变成“哈喽”，完全是因为在村东门口开理发店的徐红芹。徐红芹小时候曾经在东北哈尔滨的亲戚家住过一段时间，回来后说话就有些撇腔。一天晚上，公社电影队的老李来村里演电影，下午放了学，小学生们就直接从学校跑到放电影的场子上去占窝。那时，理发店里没人来理发，徐红芹正站在理发店的门口，等小学生们跑过理发店门口，她就问今晚演啥电影。小学生们早就知道了演啥，其中一个就一边跑一边喊：“《激战无名川》！”徐红芹听见了，愣了一下，就撇着腔说：“啥？鸡蛋五毛三？昨天才四毛五一斤，才两天就涨钱了？涨到五毛三了？”正在这时，她看见校工张学波走了过来，就又问道：“哈喽，你说说这鸡蛋怎么就涨钱了呢？都五毛三了！”张学波听了，自是一头雾水，而小学生们却都哈哈大笑了起来。从那以后，张学波的外号就由“tǎ（塔）楼”变成了“哈喽”。
那外号传得很快，以致传到了张学波未婚妻的耳朵里，亲事还差一点儿吹了。
张学波的未婚妻是马泉公社马泉村的，和嬴南村隔着二十几里路。那年夏天的一天，嬴南村科技队队长王务来和保管张信堂，去赶马泉集买喷雾器。那天是星期天，王務来的儿子王建昌和张信堂的儿子张学举也跟着去了。王建昌和张学举都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七岁八岁正是狗也嫌的年纪，一路上，两个人就像脱缰的野马，不走人路，专门在沟边地沿上蹦跶，要么就从麦地里岔。马泉集的农具市场很大，各种各样的农具都有，那些农具都是马泉合作社摆出来的，以方便社员们挑选购买。卖喷雾器的在农具市场的最西头，他们过去以后，很快就选好了两台，可是，等付钱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带去的钱还差了七块。人家又不赊，回去拿，路又太远，来回有五十多里路，小麦现在正需要打药，不敢耽误一天工夫，那可都是给全大队培育的优良麦种。王务来和张信堂没办法，就打算找找认识的人先借借，可两个人又都想不起这附近有什么认识的人来，也想不起村子里谁家在这附近村里有亲戚。
事情也是凑巧。正在他俩着急的时候，看见从南边桥上过来了一个青年妇女，张信堂认得那妇女，那是张学波今年春节后才定了亲的对象。张学波是张信堂近支的一个侄子，虽然不在一个胡同里住，但两家还是一个家堂，定亲后还请她来家里吃了一次饭，张信堂只知道她姓耿，但不知道叫啥名字。那小耿也认出了张信堂，就走过来说：“你不是俺叔？快上俺家里来坐坐。”张信堂说：“不去了，还要急着赶回去。”并说出了来买喷雾器钱不够的事。小耿非要让他们到家里喝碗茶不行。看到小耿真心实意的样子，他们就没再说别的，而且也真是渴了。那喷雾器摊子原来就摆在了小耿家的大门口。走进小耿的家，小耿就拿出十块钱来给了张信堂，让他们先坐坐，她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张信堂和王务来喝了几茶壶水，看见小耿还没有回来，就要走。他们刚站起来，就看见一个男人从大门口走了进来，说：“晌午了，哪儿能让你们走？亲家来到大门口了，不吃口饭就走，这要传到嬴南村，还不让人笑话死我。” 听话音这是小耿的父亲了。紧接着小耿也提着大包小包走进了大门口。一会儿小耿的母亲和妹妹也回家了。原来，那个卖喷雾器的售货员就是小耿的妹妹。小耿的妹妹不好意思地朝他们笑了笑，就和姐姐到厨房忙活去了。小耿的父亲是马泉大队的大队长，很健谈。说话间，小耿和妹妹已将满满一桌菜摆了上来，罐头、香肠、猪头肉等，大都是现成的。两个小孩子见那么多好吃的，很高兴，狼吞虎咽地吃饱了就到大门外边去玩。小耿怕他们跑远了，就也跟着出了大门。小耿问他俩叫什么名字，上几年级了，谁教他们等，拐弯抹角就问到了她的对象张学波。开始时，两个小孩子还矜持着，但当她问到张学波时，两个小孩子就“tǎ（塔）楼”“哈喽”起来了。张学波在课堂上说“tǎ（塔）楼”的时候，这两个小孩子还没上学，他们并不知道这“tǎ（塔）楼”的来历，只是听着大学生说他们也说。小耿听得摸不着南北，只是被两个孩子 “哈喽”“tǎ（塔）喽” 地逗笑了。
麦收以后，按当地的风俗，张学波割了一刀肉，买了两瓶嬴水白干、两条咸鱼、两个罐头，去马泉大队看望岳父岳母，顺便再把未婚妻领回来住几天。虽然生产队对社员出工抓得很紧，但定了亲的妇女麦收以后去婆家住几天，还是允许的。那天吃了午饭，张学波和小耿两个人就一前一后走出了马泉村。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向前走，小耿一会儿就说到了王建昌和张学举那两个小孩子上去了。小耿说，那天，那两个小孩子真能逗，一会儿“tǎ（塔）楼”一会儿“哈喽”的，问张学波是不是教他们上课，还问这“tǎ（塔）楼”“哈喽”是咋回事？张学波开始还笑眯眯地听着，但听着听着脸就腾地一下子红了，一直红到了脖子根。
到嬴南村的第二天，小耿就知道了张学波不再当教师了，而成了一个校工，也知道了他不当教师就是因为这个“tǎ（塔）楼”。小耿当天下午就跑回了娘家。其实，当校工也不错，只是给老师们烧烧水，到了上下课的时间吹吹哨子，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和站讲台的老师记一样多的工分，有一样多的补助，而且还比站讲台轻松多了。可小耿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场，哭完了就对父母提出坚决要退婚，说四姨奶奶骗她，好歹她也是个高中生，当时就看中了他是个教师，原来连个“塔”“楼”都不分。小耿的四姨奶奶是泉河村的，是张学波母亲的大妗子，也是这桩亲事的媒人。
退婚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嬴南村。才定了的亲事就吹了，这可是个大事。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张学波的舅舅杨永胜就买了好酒好烟，去找到马泉公社的一位姓韩的副主任一起去了小耿家。杨永胜许诺，一是保证两年之内弄个煤矿正式工人的指标让外甥去当工人；二是今年国庆节就把婚事办了，结婚以后就安排小耿在嬴南村小学里当教师。嬴南村小学的那个校长王若嬴虽然难说话，但用谁不用谁当教师，是大队书记说了算的。
张学波的亲事差一点散了的事，王若嬴还是听学校里的老师王莲香说的。偌大个嬴南村没有王莲香不知道的事，她知道的事也从来没有过夜的。王若嬴听说这件事以后，心里就觉得有点对不起张学波，这亲事真要是散了，张学波往后找对象就难了，真要是找不到对象，孤儿寡母的，他还不落下一辈子的埋怨。王若嬴看着张学波还年轻，人也憨厚老实，打那以后，一有空就教他汉语拼音，从a、o、e开始教。但张学波还不如黑瞎子掰棒子，黑瞎子掰棒子，到了地头胳肢窝里还能剩下一个，可张学波到头来是一个也记不住。看着他每次都学得一头汗水，比推着满满两篓子圈粪爬黄土岭还累，王若嬴就不再教他汉语拼音了，转而又教他九九歌，可是，那九九歌他背了俩月也背不下来，而且有时正背着“三七二十一”，一下子又“五七八十四”了。王若嬴觉得张学波在他跟前可能太紧张，就让他抽空到班里和学生一起学，但张学波一次也没有去。
张学波学文化不行，但种地炒菜做饭却是一把好手，而且还会炒花生、炸油条、打火烧。尤其是那炒花生，从外表上看，一个糊的也没有，就像是没有炒过的一样，但一捏开，简直酥得不行。学校西边原来有一堆碎石瓦片，张学波就清理出来刨出了一块二厘大小的菜地，地虽然不大，但他埯上的芸豆、架起的黄瓜、种上的白菜都有模有样，逢上级领导来学校检查工作或者老师们凑份子攒穷，也不用找人帮忙，张学波很快就能做出来七八个菜，而且做出的菜真正是色香味俱全。面食也不用出去买，张学波就去学校西边校长王若嬴家的小南屋里挖来一瓢面。吃馒头？张学波能左右开弓，两只手一块揉，一只手里揉着一个馒头；吃面条？他擀出的面条不软不硬厚薄均匀宽窄适度，看着就让人眼馋。面条擀完了馒头揉完了，那可真叫利索，面光盆光手光，真正的“三光”。酒喝完了，那边要饭，这里热腾腾的馒头或者面条就端上来了。张学波说，他在部队时干的就是炊事员。
王莲香经常和张学波开玩笑：“学波，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就托生成了个带把子的？”
结婚以后，张学波的妻子小耿就去嬴南村小学当了教师。小耿来学校不久，杨永胜就给张学波弄来了个煤矿工人的指标。但张学波他娘不让他下煤矿，说当了几年兵，这好歹回来了，不能再去干那个埋了没死的活。杨永胜没有办法，就把张学波安排到了公社驻地东边不远的温家埠铁矿当了临时工，每个月三十七块五毛钱。张学波他娘不知道这铁矿也得下井，就同意了。
去铁矿上班不久，张学波就推着一辆小推车来到了学校，小车子的一边拴着一个大铁圈，像水车的转轮那么大。张学波说：“这是点。我走了，不能让王校长满学校转着吹哨子。就把这个点挂在王校长办公室门前的老槐树上，以后，上学放学上课下课就打点。”那个点，是张学波用他第一个月的工资买来的。那天，老师们七手八脚把点挂起来，用点锤子一敲，那声音还真是响亮清脆。那从点上发出来的“当——当——”的声音，就像打着颤一样，一圈一圈飞向了校园的角角落落。那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全村的人都能聽到，以致各生产队的队长在喊社员上坡时，就常常喊着：“学校里都打起床点了，还赖在炕上不起！”
那时，村里人家很少有表，他们估算时间，有时是听鸡叫，有时是听挂在墙上的洋戏匣子，有时是眯起眼来看看天上的日头。但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吃了晚饭头一挨着枕头就打起呼噜来，早晨听不见鸡叫也是常有的事，而挂在墙上的洋戏匣子也是三天两头不响，不是谁家屋檐下的电线断了，就是自家屋门口的地线露了出来，就是响的时候也是嗤嗤啦啦的。那当当当当的清脆的点声，不但是学生们的钟点，也成了全村人的钟点。
张学波去温家埠铁矿第三年冬天的一个上午，矿上突然有两个人来学校找耿秀芬老师，说张学波出了点小事故，要她跟他们去一趟。原来，前一天下午下班时，张学波和几个下班的工友一起坐罐车从井下上来，那罐车不知道怎么的，突然晃荡了起来。当罐车升到二十多米高的时候，站在罐车边上的张学波突然从罐车里摔了出来……耿秀芬跟那两个人赶到县医院时，张学波已经快不行了。
耿秀芬把耳朵凑在张学波的嘴上，听见他断断续续地说：“秀芬，我一直想给咱嬴南村小学买个电铃，把那个点换了，矿上的小学就有电铃。我这就走了，你可一定替我买个电铃，要买自动的，不用拉就……”话没有说完，张学波就咽了气。
给丈夫做完了一七的第二天，耿秀芬就从抚恤金里拿出一笔钱，去县城买来了一套全自动电铃。
张学波去世以后，他的母亲每天以泪洗面，视线就渐渐模糊了。前几年，张学波的妻子小耿退休了，退休不久，小耿要去城里给自己的女儿看孩子。小耿放心不下婆婆，要把婆婆也一块带到城里去，可婆婆说啥也不肯去。
自从村小学合并到邻村的学区小学以后，新上任的村两委要把原来的村小学划成宅基地，那棵挂着点的老槐树由于碍事也要刨掉。早已退休的王若嬴找到村干部，坚决要求把那棵古槐树留下来。村委领导采纳了王若嬴的建议。王若嬴拿出自己的积蓄，请来了两名石匠，在老槐树周围垒起了护栏。那护栏四边的石板上都雕刻着很精致的图案，其中一幅是一个中年男人推着一辆小推车走进学校大门，那小推车的一边就放着这个点。
二十几年过去了，那点和电铃还挂在那棵古槐树上。那敲点的点锤子也在，有的时候，在护栏石上坐久了的王若嬴，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拿起点锤子敲一下那点，那点发出的声音，依旧很响很清脆，全村的人都能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