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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边境一带的几个屯子里，87岁的徐维刚是仅存的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但在中国生活80多年后，俄语对他而言显得陌生而遥远，大部分时间，他安静地叼着旱烟，偶尔开口，一口浓重东北的大茬子味。
在一张2010年7月的“户籍证明”上，徐维刚的苏联名被泽成特维申果·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户类型”一栏写着“无国籍”。这是目前唯一能证明徐维刚身份的东西。
“大清洗”和肃反运动
徐维刚生于1924年。此前的几年，是苏联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几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人取得了政权。1924年，苏联的缔造者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掌权。很快，一场“大清洗”开始了。
有学术资料称，俄侨“第一浪潮”出现在上世纪20—30年代，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大批知识分子被迫逃亡西方和中国。
“我奶奶一家，是被列宁老爷子赶走的。”徐维刚的二侄子徐福海很小的时候就听说，奶奶葛金丽娜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全家都是军人。战争中，葛金丽娜的丈夫战死了。“大清洗”开始后，有着贵族身份的葛金丽娜把1岁多的徐维刚兜在裙子里，小心翼翼地从冰封的江面上走过，流落到毗邻的中国。
那时，正赶上大批IU东人闯关东至东三省。很快，葛金丽娜找了个姓徐的山东人，在江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安了家。“那个山东人，就是我们的爷爷。”徐福胜说。尽管已经是俄罗斯移民的第三代，徐福胜还是长了张酷似俄罗斯人的脸——蓝灰色的眼睛、络腮胡子，硕大的鼻孔里甚至能塞进一个一元钱的硬币。
更多的苏联人在上世纪30年代初来到中国。
早在沙俄统治时期，逊克县兵团村王金财的父亲就在对岸做生意。几年后，他跟一个苏联女人结了婚，住在离中俄边境90公里的地方。“大概到1930年的时候，苏联那边的空气呼吸着不那么自由了，各方面限制也比较多。”王金财说，那是斯大林时期，也是1934年苏联肃反运动前期。
为了保命，王金财的父亲赶着马爬犁，拉着妻子和大儿子跑回中尉。
山东平度人苗平章在苏联做买卖时，娶了当地一个叫沃丽嘎的姑娘，几年后，生了四个儿子。苗平章的儿子苗中林说，他的家当时就住在江边的屯子，“中国人都喜欢在江边住，情况不妙就赶紧往回跑。苏联成立后，开始搞土地革命，搞入社，所有财产都得归公。大家一看吃亏啊，就拖家带口跑回来了。”到中国后，茁中林一家落户在了逊克县宏疆村，，
根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梅利霍夫给出的数字，在中国，俄侨人数最多时达40万人。20世纪20年代有10万人返回苏联，另有10万人离开中国去往美国。而今，徐维刚所在的逊克县宏疆村，全村165户，混血的占75户，264个人。
回不去的家
苗中林记忆中的宏蠊村曾经是一个被笑声和歌声包围着的地方。
“以前屯子里有21个苏联老太太，中国话都说不利索。每个礼拜，老太太们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苗中林说，到后来，屯子里的中国人嫌烦，就搬到了绊子场一带，这才有了现在的逊克县城。
再多的欢声笑语电无法消除那些有关家和血统的记忆。宏疆村的村民回忆说，当年，村里的苏联老人想家了，就蹲在地里哭。夏天，江丽上有苏联的船驶过时，一些女孩子站在岸边眼巴巴地瞅着，气得直跺脚，埋怨母亲把她们带到了中国。
1933年3月，日军侵华关东军占领了逊克。此时对移居中国的俄侨而言，窄窄的黑龙江水俨然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
日本警察队就驻在边疆村，除一名日本队长外，其余都是汉奸。“有人想往苏联跑，被抓住，给揍死了。”苗中林说。宏描村村民袁广荣的姑姑16岁时逃回了苏联，那一年，日军正占领着东北。“当刚家里逼婚，非让我姑姑嫁给一个姓董的混血老头。成亲前一天，我姑姑跑去苏联了。
上世纪90年代，袁广荣的姑姑到中国寻亲。袁广荣这才得知，姑姑刚到苏联，就被当地警方抓住，以为是对岸驻守的H军派去的特务。蹲了两年大狱后，被送到莫斯科。
“特务村”
徐福胜记得，文化大革命时，褴个屯子里将近30户人，只有四户纯正的中国人，其他全成了“苏修特务”，宏辎村也一度成了“特务村”。那一年，徐福胜13岁。
没滇过太多书的徐福胜到现在都不知道具体什么叫“苏修特务”，但他知道家里的大人成了特务，自己也跟着成了“特务崽子，别人拿你就不当玩意”。徐福胜端起碗，猛喝了几口酒，显然，他不愿意回忆那段日子。
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交恶，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徐福胜等村民们对两国问的冲突一无所知，他们的日子过得乏善可陈——夏秋两季，播利，收获；漫长的冬季里，最大的乐趣就是喝酒。
“大概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吧，就那么一下子，俺们就全成特务了。”宏鹱村村民徐月娥记得，当时村里所有的混血人都挨了整，被造反派逼着承认是苏修特务。不听话的人就被带到大街上游行。“他们问我们电台在哪?我们哪知道啊?就只能编，说电台长得跟烧火的炉子一样。造反派又问，是怎么跟那头联系的?我们就继续编，说那头一划火柴，我们就看见了。你说隔着条江，谁能看得到啊?”
边疆村的苗中林记得，当时屯子里有个叫李荣贵的，母亲是俄罗斯人，“文革”前，李被打成“苏特”。批斗的时候，造反派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个近100斤的驱动轮，后面的造反派踹一脚，驱动轮晃两晃，脖子上的血直往下淌。
袁广荣的二哥由于在抗日战争后，迎接过入境苏联红军，因此更是成了“特务头子”。造反派说他家藏了坦克，把房前房后挖了个遍，连个轮子都没看见。“我哥进去的时候穿件白布衫，出来的时候，白布衫成红的了。
“我是中国人”
那些血肉模糊的陈年旧事就像长在心里，随着时日的流逝，反而更加疯狂地生长。
几十年后，当年13岁的徐福胜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娶了个中国媳妇，小儿子还没找对象。“有我这个爹活着一天，他就甭寻思找什么外国女人、混血女人，门儿都没有。”徐福胜重重地放下盛满酒的碗，再次瞪圆了灰蓝色的眼睛。
和宏疆村大多数混m人家一样，徐福胜兄弟几个一心想要断了自家俄罗斯民族的血统。
1995年，徐福胜的弟弟徐福河幸运地娶了东北姑娘彭桂茹，生下了儿子徐然。已经是第四代移民了，徐然的相貌依然非常俄罗斯。但徐福胜坚信，只要一代一代地找纯种的中国人结婚生子，血统和容貌一定会变过来。
村民徐月娥也叮嘱长若一张俄罗斯面孔的女儿，“一定得嫁个中国人”。徐月娥认为，这是为下一代着想。“这几十年下来，总觉得会受歧视。就算家里两口子吵架，对方都会说，你个‘二毛子’如何如何。这话我们听够了，不想让后代再听了。”
徐福胜最听不得的就是别人指手画胸J地管他们叫“二毛子”，“谁说这话给我听见了，我就冲上去问他，凭啥说我是‘二毛子’，我不服!我是中国人!’’除了黄头发、蓝眼睛，徐福胜一家没有一点儿像俄罗斯人的地方。
“那啥，我给你唱个俄罗斯民歌。”徐福胜清了清嗓子，开唱起来，“四个萝I、剁吧剁吧，没有了花椒大料，倒点儿醋，酸不拉唧，你就喝了吧??”调是《喀秋莎》的调，词却被改成了东北话。
如今在整个宏疆村，几乎找不到一个会说俄语的人。村里的“音乐家”袁广荣拉得一手漂亮的二胡曲《赛马》，抱起手风琴，却难以拉出一支完拦的俄罗斯歌曲。
宏疆村村支部书记袁新波说，尽管被黑龙江省命名为省级“俄罗斯民族村”，但村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俄罗斯的民俗。
边疆村的苗中林跟母亲学过唱苏联歌，跳苏联舞。抗美援朝的时候，他进了部队文工团，在朝鲜待了三年。如今80多岁了，苗中林还记得些舞步，兴起时，两只脚轻巧地挪着小碎步。“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会做些列巴花，现在断了，没人会做了，全都断了。”
屯子里的“中国人”和对岸的联系也断得差不多了。袁广军记得，那次寻亲之后，姑贴一家倒是又来过，他也带着家人去过三次俄罗斯，但人走茶凉，现在也没了联系。
“准还敢联系，都怕后遗症，怕冉来一次运动。”年逾八旬的苗中林说。
(选自《嘹望东方周刊》)
在一张2010年7月的“户籍证明”上，徐维刚的苏联名被泽成特维申果·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户类型”一栏写着“无国籍”。这是目前唯一能证明徐维刚身份的东西。
“大清洗”和肃反运动
徐维刚生于1924年。此前的几年，是苏联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几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人取得了政权。1924年，苏联的缔造者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掌权。很快，一场“大清洗”开始了。
有学术资料称，俄侨“第一浪潮”出现在上世纪20—30年代，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大批知识分子被迫逃亡西方和中国。
“我奶奶一家，是被列宁老爷子赶走的。”徐维刚的二侄子徐福海很小的时候就听说，奶奶葛金丽娜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全家都是军人。战争中，葛金丽娜的丈夫战死了。“大清洗”开始后，有着贵族身份的葛金丽娜把1岁多的徐维刚兜在裙子里，小心翼翼地从冰封的江面上走过，流落到毗邻的中国。
那时，正赶上大批IU东人闯关东至东三省。很快，葛金丽娜找了个姓徐的山东人，在江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安了家。“那个山东人，就是我们的爷爷。”徐福胜说。尽管已经是俄罗斯移民的第三代，徐福胜还是长了张酷似俄罗斯人的脸——蓝灰色的眼睛、络腮胡子，硕大的鼻孔里甚至能塞进一个一元钱的硬币。
更多的苏联人在上世纪30年代初来到中国。
早在沙俄统治时期，逊克县兵团村王金财的父亲就在对岸做生意。几年后，他跟一个苏联女人结了婚，住在离中俄边境90公里的地方。“大概到1930年的时候，苏联那边的空气呼吸着不那么自由了，各方面限制也比较多。”王金财说，那是斯大林时期，也是1934年苏联肃反运动前期。
为了保命，王金财的父亲赶着马爬犁，拉着妻子和大儿子跑回中尉。
山东平度人苗平章在苏联做买卖时，娶了当地一个叫沃丽嘎的姑娘，几年后，生了四个儿子。苗平章的儿子苗中林说，他的家当时就住在江边的屯子，“中国人都喜欢在江边住，情况不妙就赶紧往回跑。苏联成立后，开始搞土地革命，搞入社，所有财产都得归公。大家一看吃亏啊，就拖家带口跑回来了。”到中国后，茁中林一家落户在了逊克县宏疆村，，
根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梅利霍夫给出的数字，在中国，俄侨人数最多时达40万人。20世纪20年代有10万人返回苏联，另有10万人离开中国去往美国。而今，徐维刚所在的逊克县宏疆村，全村165户，混血的占75户，264个人。
回不去的家
苗中林记忆中的宏蠊村曾经是一个被笑声和歌声包围着的地方。
“以前屯子里有21个苏联老太太，中国话都说不利索。每个礼拜，老太太们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苗中林说，到后来，屯子里的中国人嫌烦，就搬到了绊子场一带，这才有了现在的逊克县城。
再多的欢声笑语电无法消除那些有关家和血统的记忆。宏疆村的村民回忆说，当年，村里的苏联老人想家了，就蹲在地里哭。夏天，江丽上有苏联的船驶过时，一些女孩子站在岸边眼巴巴地瞅着，气得直跺脚，埋怨母亲把她们带到了中国。
1933年3月，日军侵华关东军占领了逊克。此时对移居中国的俄侨而言，窄窄的黑龙江水俨然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
日本警察队就驻在边疆村，除一名日本队长外，其余都是汉奸。“有人想往苏联跑，被抓住，给揍死了。”苗中林说。宏描村村民袁广荣的姑姑16岁时逃回了苏联，那一年，日军正占领着东北。“当刚家里逼婚，非让我姑姑嫁给一个姓董的混血老头。成亲前一天，我姑姑跑去苏联了。
上世纪90年代，袁广荣的姑姑到中国寻亲。袁广荣这才得知，姑姑刚到苏联，就被当地警方抓住，以为是对岸驻守的H军派去的特务。蹲了两年大狱后，被送到莫斯科。
“特务村”
徐福胜记得，文化大革命时，褴个屯子里将近30户人，只有四户纯正的中国人，其他全成了“苏修特务”，宏辎村也一度成了“特务村”。那一年，徐福胜13岁。
没滇过太多书的徐福胜到现在都不知道具体什么叫“苏修特务”，但他知道家里的大人成了特务，自己也跟着成了“特务崽子，别人拿你就不当玩意”。徐福胜端起碗，猛喝了几口酒，显然，他不愿意回忆那段日子。
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交恶，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徐福胜等村民们对两国问的冲突一无所知，他们的日子过得乏善可陈——夏秋两季，播利，收获；漫长的冬季里，最大的乐趣就是喝酒。
“大概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吧，就那么一下子，俺们就全成特务了。”宏鹱村村民徐月娥记得，当时村里所有的混血人都挨了整，被造反派逼着承认是苏修特务。不听话的人就被带到大街上游行。“他们问我们电台在哪?我们哪知道啊?就只能编，说电台长得跟烧火的炉子一样。造反派又问，是怎么跟那头联系的?我们就继续编，说那头一划火柴，我们就看见了。你说隔着条江，谁能看得到啊?”
边疆村的苗中林记得，当时屯子里有个叫李荣贵的，母亲是俄罗斯人，“文革”前，李被打成“苏特”。批斗的时候，造反派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个近100斤的驱动轮，后面的造反派踹一脚，驱动轮晃两晃，脖子上的血直往下淌。
袁广荣的二哥由于在抗日战争后，迎接过入境苏联红军，因此更是成了“特务头子”。造反派说他家藏了坦克，把房前房后挖了个遍，连个轮子都没看见。“我哥进去的时候穿件白布衫，出来的时候，白布衫成红的了。
“我是中国人”
那些血肉模糊的陈年旧事就像长在心里，随着时日的流逝，反而更加疯狂地生长。
几十年后，当年13岁的徐福胜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娶了个中国媳妇，小儿子还没找对象。“有我这个爹活着一天，他就甭寻思找什么外国女人、混血女人，门儿都没有。”徐福胜重重地放下盛满酒的碗，再次瞪圆了灰蓝色的眼睛。
和宏疆村大多数混m人家一样，徐福胜兄弟几个一心想要断了自家俄罗斯民族的血统。
1995年，徐福胜的弟弟徐福河幸运地娶了东北姑娘彭桂茹，生下了儿子徐然。已经是第四代移民了，徐然的相貌依然非常俄罗斯。但徐福胜坚信，只要一代一代地找纯种的中国人结婚生子，血统和容貌一定会变过来。
村民徐月娥也叮嘱长若一张俄罗斯面孔的女儿，“一定得嫁个中国人”。徐月娥认为，这是为下一代着想。“这几十年下来，总觉得会受歧视。就算家里两口子吵架，对方都会说，你个‘二毛子’如何如何。这话我们听够了，不想让后代再听了。”
徐福胜最听不得的就是别人指手画胸J地管他们叫“二毛子”，“谁说这话给我听见了，我就冲上去问他，凭啥说我是‘二毛子’，我不服!我是中国人!’’除了黄头发、蓝眼睛，徐福胜一家没有一点儿像俄罗斯人的地方。
“那啥，我给你唱个俄罗斯民歌。”徐福胜清了清嗓子，开唱起来，“四个萝I、剁吧剁吧，没有了花椒大料，倒点儿醋，酸不拉唧，你就喝了吧??”调是《喀秋莎》的调，词却被改成了东北话。
如今在整个宏疆村，几乎找不到一个会说俄语的人。村里的“音乐家”袁广荣拉得一手漂亮的二胡曲《赛马》，抱起手风琴，却难以拉出一支完拦的俄罗斯歌曲。
宏疆村村支部书记袁新波说，尽管被黑龙江省命名为省级“俄罗斯民族村”，但村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俄罗斯的民俗。
边疆村的苗中林跟母亲学过唱苏联歌，跳苏联舞。抗美援朝的时候，他进了部队文工团，在朝鲜待了三年。如今80多岁了，苗中林还记得些舞步，兴起时，两只脚轻巧地挪着小碎步。“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会做些列巴花，现在断了，没人会做了，全都断了。”
屯子里的“中国人”和对岸的联系也断得差不多了。袁广军记得，那次寻亲之后，姑贴一家倒是又来过，他也带着家人去过三次俄罗斯，但人走茶凉，现在也没了联系。
“准还敢联系，都怕后遗症，怕冉来一次运动。”年逾八旬的苗中林说。
(选自《嘹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