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努斯下课了，这位因创造小额贷款神话获得包括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内一系列国际性荣誉的孟加拉国人，日前被一家高级法院裁定必须依照孟加拉国央行的指令离职退休，辞去该国乡村银行董事总经理职务。尽管尤努斯上诉到最高法院，但外界认为，他翻盘的几率已微乎其微。
　　孟加拉国央行表示，他们是在“公事公办”：这个职务的最高服务年限是60岁，而尤努斯已经年满70，早该退休，且1999年乡村银行再次聘用尤努斯时“未向央行履行必要手续”。
　　但在尤努斯看来，“公事公办”的背后，是执政党的政治策略。支持尤努斯的人认为，由于成功推广农村小额贷款，尤努斯在贫困的孟加拉国农村拥有广泛人气，仅通过小额借贷持有乡村银行股权的农民就超过800万。加上他也曾在2007年组织政党，扬言要介入政治，甚至参选总理，以對付政府和政治门阀的腐败，因此和现任总理哈西娜及执政党孟加拉人民联盟关系紧张。他们认为，央行找借口排挤尤努斯，一是为了打击政敌，二是为了争夺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控制权，三是尤努斯和哈西娜两个政治大人物的“私人恩怨”。
　　各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依据：央行的规定的确存在，尤努斯超龄也是事实，对此尤努斯本人也并不否认，因此曾在早些时候建议改任董事长；政府对尤努斯不满，并寻机争夺乡村银行控制权也不假，否则完全可用更体面的办法解决此事（如依照尤努斯请求改任董事长，或授予荣誉职务），而无需用这种极端方法，甚至还要补上一句“尤努斯必须完全离开乡村银行”。
　　从尤努斯1976年成立乡村银行，第一次在吉大港JOBRA村将自己口袋里的27美元借给42名从事篾匠副业的妇女，并获利0.02美元以来，“穷人银行”、“脱贫捷径”等一系列有关小额贷款的神话便不胫而走。自成立至今，乡村银行的借款人已达850万之多，放贷总额超过51亿美元。这一模式被当作农村扶贫的经典模式，推广到印度、东南亚、东亚、非洲、拉美，甚至美国农村，吸引了许多效仿者和赞助者。尤纳斯本人则凭借着这一扶贫神话，获得了一系列国际殊荣，甚至被一些贫穷的国家及其民众视作“扶贫救世主”。
　　然而世上本没有神话，更没有救世主。早在尤努斯获奖前就有研究者发现，印度和孟加拉的小额贷款并未让农村和农民脱贫，由于只顾放贷、收贷，却缺乏对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必要培训、指导，许多借贷者将借来的钱用于购买各种物品，或直接改善生活，结果到期难以还贷，原本就本小利薄的小额贷款发放机构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逼债，造成一系列问题，在一些地方甚至引发负债者自杀。而被称作“尤努斯天敌”的丹麦记者汤姆•海内曼更是在去年推出的《深陷小额债务》影片中指出，由于盲目借贷，却无法获得稳定的经营回报，许多借贷者不得不在借贷到期后“拆房子卖地”，最终不少农民非但未曾脱贫，反倒比原来还要贫困，这其中甚至包括最初借尤努斯钱的42名妇女中的一些人。
　　不论政府管理或尤努斯等人自行管理，“穷人的银行”都是网点密布、机构庞杂臃肿、运营成本很高的架构，这迫使经营者“不论官或私”不得不提高利率，并采用一切手段逼债，以维持小额信贷银行的周转。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倚靠他个人的国际影响，曾一度赢得大量海外、尤其是北欧的捐赠，但随着问题的暴露而渐渐枯竭，其它信贷机构的资金来源更无保障，演变到今天的局面势在必然。
　　各国政府和尤努斯都不约而同反对用“穷人银行”的本金套利生息。尤努斯曾不止一次说过，将小额贷款变成高利润、高增长的行业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最终将会伤及穷人。因为这将滋生一批只知道赚钱的小额贷款公司，这些公司不会担心他们的贷款是否会伤害他们贫穷的客户。
　　很显然，尤努斯也好，政府和小额信贷管理局也罢，他们都不是天使或神仙，虽然说着合乎正确原则的话，但做的却是不符合小额贷款借贷者利益的事——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小额贷款本身没有错，关键在于，仅仅让原本借不到钱的贫困农民借得到钱，并不能改善其生存状态。他们不但要能借到钱，还必须学会怎样让这些钱尽快“生钱”，并最终可以摆脱小额贷款，实现财政自给。这就需要尽可能低廉的信贷利率，和相应配套的谋生技能培训。对于这些急需的东西，尤努斯和政府管理部门，甚至大胆“找名人麻烦”的丹麦记者，目前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