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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储备，指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维持或影响汇率水平，作为金融资产持有的黄金。它在稳定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国际资信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文革”后期，陈云敏锐地意识到并把握住国际金融市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推动中国政府大量增加黄金储备，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也为新时期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准备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国际金融形势的动荡
19４4年7月，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４4国参加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协定书》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三个协定的基本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即黄金官价为每盎司（合28．35克）35美元；其他成员国货币同美元挂钩，并同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即实行固定汇率制）。三个协定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损害了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稳定和贸易的迅速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战后经济复兴的完成，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取消了外汇管制，实行多边支付，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各国利率水平的差异，使私人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套汇套利而大规模流动，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各国政府之间为争夺黄金储备、限制资本流动而展开的货币战，并最终导致以固定汇率制度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受此影响，国际货币关系动荡，汇率波动剧烈，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现象严重，改革世界货币体系成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中心问题。70年代，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越南战争的消耗，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国际收支连年逆差，黄金储备不断减少，美元不断贬值，再也无法同黄金保持固定的比价。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宣布美元停止自由兑换黄金；1973年3月，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短时间内无法建立一个新的、相对稳定和统一的体系来替代它，货币汇率剧烈动荡，各国纷纷以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从而导致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国际经济环境趋于恶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有发生。在此形势下，黄金储备量作为国际储备的一个部分是衡量国家财富的一个方面，黄金储备量高则抵御国际投资基金冲击的能力加强，有助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有助于维持一国的经济稳定。由于黄金的优良特性，历史上就一直充当货币的职能，如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黄金与美元脱钩，黄金的货币职能虽有所减弱，但仍保持一定的货币职能。
目前许多国家，包括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际储备中，黄金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黄金是最可靠的保值手段，本身具有价值，故购买力相对稳定；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金价同步上涨；在通货紧缩时，金价不会下跌。因而，历史上每逢政治和金融局势动荡，就会出现抢购黄金的浪潮。
对一个国家来讲，黄金是作为具有无限权威性的储备资产。拥有黄金的国家不必惧怕别国政府作出的任何有关变更黄金价值和改变黄金使用条件的决定。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或任何一种国家货币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此外，由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同样也会引起货币的不稳，并促使物价上涨，而黄金对这些似乎并不怎么敏感。黄金是一种并不建立在借贷关系基础上的储藏手段，黄金的持有者不会因国际银行体系发生变化而受到影响。
在国际金融动荡、美元同黄金脱钩而且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当时，陈云多次建议，将手里的外汇多买些黄金储备起来。1973年7月14日，他在听取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汇报时，对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作出了重要指示和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在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陈云看到了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和价格避险的功能，指出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虽然大多通过中间商进行，但不管采取哪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有许多要参照交易所的价格来确定。我们过去有时只顾完成商品采购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我们利用交易所，就是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少吃亏或不吃亏。他指出：“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的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陈云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
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对发展对外贸易一直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就指出：“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愿与各国政府及人民恢复和发展通商关系。”20世纪60年代，为缓解粮食紧张的局面，陈云提出并亲自抓进口粮食的工作。为了提高进口粮食和机器设备的外汇支付能力，他又提出建立出口商品基地，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争取多出口创汇。
“文革”中，陈云受到冲击，仅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被下放江西南昌，到工厂“蹲点”。陈云并未消沉，而是利用一切时间抓紧学习。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并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这可以从陈云给女儿的信和陈云女儿的回忆中得到印证。
1970年12月14日，陈云在给女儿陈伟华的信中说：“订一份《参考消息》，这可以知道世界大势。不知世界革命的大事件，无法增加革命知识的。”
陈伟华回忆道：“一天，吃过晚饭后，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说：‘你还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给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让你回答。’就这样，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我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1972年4月，陈云回到北京。7月2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次日，毛泽东即批示同意。不久，陈云参加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制订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并受周恩来的委托研究当时有着迫切意义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关系解冻和国内纠正极左思潮，为从西方国家较大规模地引进技术创造了重要条件。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作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四三方案”引进工作的对手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公司，交易是通过市场进行的，结算方式除单机按现汇支付外，成套设备项目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这在当时都缺乏经验。为此，陈云亲自对进出口贸易进行调查，及时提出并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和货币金融等问题的研究。
以后，在“四三方案”的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73年6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说：“过去对外贸易75％面向苏联、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反过来了，这个趋势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要研究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都要研究。现在距离列宁所讲过的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的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陈云提出要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十个重要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特别是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进行利害估计。
根据陈云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当有人讲到现在人民银行可以借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资金，但在国内碰到这样做是否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以及这样做同现有规矩相矛盾等问题时，陈云指出，这是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不然就行不通。首先要弄清这样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就可以找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过去没有75％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因此，规章制度也要变动一下。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由于陈云的支持，1973年筹措到大量外汇资金，支持了对外引进的需要。
1973年7月27日、28日和8月4日，陈云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外贸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指出：“战后初期，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对内搞赤字预算，对外搞马歇尔计划，西欧国家成为‘五保户’。后来，‘五保户’变成‘暴发户’，800亿欧洲美元到处攻，美元贬值，危机发生。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但美元也不会跌得一塌糊涂，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圆券相比是错误的。那时国民党已无生产基础，而现在美国的生产力仍占全世界的30％。美国已开始干预美元的下跌，对此要充分注意。美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即生产过剩，现在关于货币危机的文章都没有说到点上。”
陈云建议增加黄金储备
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符合实际，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很快给国家创造了极大的现实利益。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
1973年5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1∶8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当时中国手头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陈云认为应该拿出来买黄金保值。他认为，今后货币大概不会再同黄金联系在一起了。他设想，将来世界货币可能会用一种像我们解放初期那种“折实单位”来计算。
1973年6月7日上午，陈云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陈希愈、乔培新等人谈话，请中国人民银行帮助收集有关国际金融和货币十个方面的材料，即：（一）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货币发行量，外汇储备及其黄金储备；（二）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三）800亿欧洲美元分布情况；（四）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行业标志，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五）美、日、英、西德、法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及每次危机的间隔时间；（六）美国同英、日、西德、法各国的主要矛盾及经济上矛盾的表现；（七）美国和日、英、西德、法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世界上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之间的大致比例；（八）美国1973年对外，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的赤字；（九）对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的近期和远期估计；（十）外国银行给我们透支便利的利弊。谈话中，陈云还指出：人民银行要把在“文革”中撤销的金融研究所搞起来，担负起全面的经济研究任务。
1973年6月，陈云经过全面的了解和慎重的思考，提出应该把中国当时存在瑞士银行的一批外汇拿出来买黄金保值。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国际市场价格在工资提高后，只会增，不会减，黄金价格还要上涨。在每盎司黄金80美元时，我曾建议用外汇买进一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买进黄金后，如果需要付款，还可以卖出去，这不是倒卖，而是为了支付”。
1973年，鉴于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中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这不但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陈云在1983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买点黄金。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1987年12月18日，陈云在同胡启立谈话时指出：1981年，我说国家有120多亿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1983年，我又提出中国这么大，有几百吨黄金储备不算多。但那时对这些外汇和黄金觉得烫手，不知怎么办才好。
一项历史决策，其作用往往影响很深远。随着中国更多地融入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多变，愈加显示出陈云在“文革”后期为中国黄金储备增加所作出的正确判断。
国际金融形势的动荡
19４4年7月，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４4国参加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协定书》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三个协定的基本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即黄金官价为每盎司（合28．35克）35美元；其他成员国货币同美元挂钩，并同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即实行固定汇率制）。三个协定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损害了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稳定和贸易的迅速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战后经济复兴的完成，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取消了外汇管制，实行多边支付，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各国利率水平的差异，使私人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套汇套利而大规模流动，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各国政府之间为争夺黄金储备、限制资本流动而展开的货币战，并最终导致以固定汇率制度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受此影响，国际货币关系动荡，汇率波动剧烈，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现象严重，改革世界货币体系成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中心问题。70年代，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越南战争的消耗，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国际收支连年逆差，黄金储备不断减少，美元不断贬值，再也无法同黄金保持固定的比价。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宣布美元停止自由兑换黄金；1973年3月，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短时间内无法建立一个新的、相对稳定和统一的体系来替代它，货币汇率剧烈动荡，各国纷纷以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从而导致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国际经济环境趋于恶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有发生。在此形势下，黄金储备量作为国际储备的一个部分是衡量国家财富的一个方面，黄金储备量高则抵御国际投资基金冲击的能力加强，有助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有助于维持一国的经济稳定。由于黄金的优良特性，历史上就一直充当货币的职能，如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黄金与美元脱钩，黄金的货币职能虽有所减弱，但仍保持一定的货币职能。
目前许多国家，包括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际储备中，黄金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黄金是最可靠的保值手段，本身具有价值，故购买力相对稳定；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金价同步上涨；在通货紧缩时，金价不会下跌。因而，历史上每逢政治和金融局势动荡，就会出现抢购黄金的浪潮。
对一个国家来讲，黄金是作为具有无限权威性的储备资产。拥有黄金的国家不必惧怕别国政府作出的任何有关变更黄金价值和改变黄金使用条件的决定。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或任何一种国家货币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此外，由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同样也会引起货币的不稳，并促使物价上涨，而黄金对这些似乎并不怎么敏感。黄金是一种并不建立在借贷关系基础上的储藏手段，黄金的持有者不会因国际银行体系发生变化而受到影响。
在国际金融动荡、美元同黄金脱钩而且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当时，陈云多次建议，将手里的外汇多买些黄金储备起来。1973年7月14日，他在听取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汇报时，对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作出了重要指示和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在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陈云看到了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和价格避险的功能，指出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虽然大多通过中间商进行，但不管采取哪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有许多要参照交易所的价格来确定。我们过去有时只顾完成商品采购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我们利用交易所，就是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少吃亏或不吃亏。他指出：“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的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陈云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
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对发展对外贸易一直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就指出：“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愿与各国政府及人民恢复和发展通商关系。”20世纪60年代，为缓解粮食紧张的局面，陈云提出并亲自抓进口粮食的工作。为了提高进口粮食和机器设备的外汇支付能力，他又提出建立出口商品基地，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争取多出口创汇。
“文革”中，陈云受到冲击，仅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被下放江西南昌，到工厂“蹲点”。陈云并未消沉，而是利用一切时间抓紧学习。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并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这可以从陈云给女儿的信和陈云女儿的回忆中得到印证。
1970年12月14日，陈云在给女儿陈伟华的信中说：“订一份《参考消息》，这可以知道世界大势。不知世界革命的大事件，无法增加革命知识的。”
陈伟华回忆道：“一天，吃过晚饭后，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说：‘你还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给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让你回答。’就这样，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我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1972年4月，陈云回到北京。7月2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次日，毛泽东即批示同意。不久，陈云参加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制订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并受周恩来的委托研究当时有着迫切意义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关系解冻和国内纠正极左思潮，为从西方国家较大规模地引进技术创造了重要条件。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作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四三方案”引进工作的对手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公司，交易是通过市场进行的，结算方式除单机按现汇支付外，成套设备项目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这在当时都缺乏经验。为此，陈云亲自对进出口贸易进行调查，及时提出并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和货币金融等问题的研究。
以后，在“四三方案”的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73年6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说：“过去对外贸易75％面向苏联、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反过来了，这个趋势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要研究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都要研究。现在距离列宁所讲过的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的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陈云提出要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十个重要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特别是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进行利害估计。
根据陈云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当有人讲到现在人民银行可以借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资金，但在国内碰到这样做是否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以及这样做同现有规矩相矛盾等问题时，陈云指出，这是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不然就行不通。首先要弄清这样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就可以找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过去没有75％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因此，规章制度也要变动一下。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由于陈云的支持，1973年筹措到大量外汇资金，支持了对外引进的需要。
1973年7月27日、28日和8月4日，陈云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外贸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指出：“战后初期，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对内搞赤字预算，对外搞马歇尔计划，西欧国家成为‘五保户’。后来，‘五保户’变成‘暴发户’，800亿欧洲美元到处攻，美元贬值，危机发生。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但美元也不会跌得一塌糊涂，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圆券相比是错误的。那时国民党已无生产基础，而现在美国的生产力仍占全世界的30％。美国已开始干预美元的下跌，对此要充分注意。美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即生产过剩，现在关于货币危机的文章都没有说到点上。”
陈云建议增加黄金储备
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符合实际，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很快给国家创造了极大的现实利益。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
1973年5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1∶8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当时中国手头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陈云认为应该拿出来买黄金保值。他认为，今后货币大概不会再同黄金联系在一起了。他设想，将来世界货币可能会用一种像我们解放初期那种“折实单位”来计算。
1973年6月7日上午，陈云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陈希愈、乔培新等人谈话，请中国人民银行帮助收集有关国际金融和货币十个方面的材料，即：（一）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货币发行量，外汇储备及其黄金储备；（二）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三）800亿欧洲美元分布情况；（四）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行业标志，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五）美、日、英、西德、法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及每次危机的间隔时间；（六）美国同英、日、西德、法各国的主要矛盾及经济上矛盾的表现；（七）美国和日、英、西德、法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世界上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之间的大致比例；（八）美国1973年对外，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的赤字；（九）对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的近期和远期估计；（十）外国银行给我们透支便利的利弊。谈话中，陈云还指出：人民银行要把在“文革”中撤销的金融研究所搞起来，担负起全面的经济研究任务。
1973年6月，陈云经过全面的了解和慎重的思考，提出应该把中国当时存在瑞士银行的一批外汇拿出来买黄金保值。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国际市场价格在工资提高后，只会增，不会减，黄金价格还要上涨。在每盎司黄金80美元时，我曾建议用外汇买进一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买进黄金后，如果需要付款，还可以卖出去，这不是倒卖，而是为了支付”。
1973年，鉴于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中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这不但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陈云在1983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买点黄金。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1987年12月18日，陈云在同胡启立谈话时指出：1981年，我说国家有120多亿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1983年，我又提出中国这么大，有几百吨黄金储备不算多。但那时对这些外汇和黄金觉得烫手，不知怎么办才好。
一项历史决策，其作用往往影响很深远。随着中国更多地融入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多变，愈加显示出陈云在“文革”后期为中国黄金储备增加所作出的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