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 “杨尚昆三忆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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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赶写张闻天85周年诞辰纪念文稿


  1985年8月30日是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一年,就预定届时出版《张闻天选集》,同时出版一本张闻天生前战友、学生、部下和亲属写的回忆文集。为此,1984年8月间,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在北戴河海滨就向尚昆同志约稿。可是,到1985年文集要出版时,尚昆同志的回忆文章还没有着落。怎么办呢?军委办公厅杨尚昆处给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打招呼:你们先搞一个初稿吧!这任务就落到了我(程中原)头上。我首先同萧扬、张培森、施松寒经过研究,列了一个张闻天和杨尚昆一生交往半个世纪若干节点的提纲。代拟了一篇以杨尚昆身份写的回忆录稿子,送给杨主席参考。
  过了没有几天,军委办公厅来电话了,约我到三座门去谈。我立即向工作小组组长萧扬报告,建议他一起去。萧扬当时是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他同意了。
  军委办公厅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说:你们代拟的稿子已经向杨主席报告了。杨主席说:对闻天同志的评价还不够,要提高。你们稿子中写到的这些事,从哪里来的,依据是什么,写清楚。军委办公厅的同志说,按首长的要求,你们回去再搞一下报过来。
  我们回来修改稿子,把文中列举的杨尚昆与张闻天交往的十几件事,一一详细注明材料来源、依据,对张闻天的评价未敢怎么放开来写。
  我们把改写后的稿子报送上去。这时已是7月初了。8月30日是张闻天85周年诞辰,《回忆张闻天》的书要赶在此时出版,杨主席的文章也要在此时发表。我们不便催促,唯一的办法是等,等待尚昆同志改定签发。
  杨主席这篇缅怀张闻天的文章最终在8月24日定稿,赶上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回忆张闻天》一书也赶上同时出版。
  杨尚昆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增写了不少人们不知道的重要情节。如:张闻天被四川军阀驱逐出境,在离开重庆前,曾在重庆二府衙70号杨尚昆家中暂住;杨尚昆赴上海前夕,他的四哥杨闇公要他到上海后去会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得到张闻天在学习、生活、工作上兄长般的照拂;特别是第一次指明:“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遵义会议决议是闻天同志受与会同志委托起草的。”
  更为重要的是,杨尚昆的文章对张闻天作出了应有的高度历史评价。他写道:“闻天同志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光辉的革命业绩、卓越的理论贡献、崇高的道德品质,是我们党、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文章发表以后,提高了党内外对张闻天的认识,也为张闻天研究指出了方向。

1990年,重温张闻天与杨尚昆的革命友谊


  1990年8月30日,又逢张闻天九十诞辰纪念。刘英同志和邓力群同志请尚昆同志再写一篇纪念文章,这就使得尚昆同志又一次回忆张闻天。这回仍然让我们先拟稿子。
  当年暑假,我们都到北戴河工作。我在曾彦修同志指导下草拟了一篇稿子,把张闻天的思想、品格概括为这样几个特点:朴素,坚定,毕生追求真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草稿写出后,我们即到218楼邓力群住的别墅,送请审阅。力群有个好习惯,当场就看,当即发表意见,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没有想到,这次力群同志看后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没有个人交往,没有感情。要重写。
  第二天,我们就按力群的意思重新写过。在原稿的框架内加上了尚昆亲身与闻天的交往与感受。
  第一个印象朴素,写了1927年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最初见面的印象。说:我早就听说他是新文学家、留美学生,会几国外语,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又在中山大学当了翻译、助教,认为他一定很不平常。相见之下,他却那样地质朴,没有一点洋场才子一类的气息。遵义会议后,他在党中央“负总责”(大家习惯称他“总书记”),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到陕北以后,虽然地位很高,但他还是老样子,没有一点架子,说话实实在在。
  后面又写到张闻天失意时的表现和他们的交往。
  另一个特点是坚定。稿子说“这样的事实我亲眼见过很多”。从中选择出几件事实作为佐证:遵义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做“反报告”,批评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反党分裂做坚决斗争,1935年9月就指出张国焘错误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深刻分析“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
  稿子最后说:“闻天同志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我为有闻天同志这样的师长和战友,感到自豪。”
  当晚,我们就把稿子送到力群那里。他一边看一边点头,看完说:这下行了,有交往,有感情,有评论,能打动人。我马上送给尚昆同志。杨主席看了稿子很满意。这任务就算完成了。

杨尚昆为《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写序


  我所接触到的杨尚昆第三次回忆张闻天,是在1997年的3月22日。自张闻天平反昭雪以来十余年间,刘英同志应约在《人民日报》和《瞭望》周刊上发表不少文章,回忆自己和张闻天几十年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历程,得到各方面好评。中共党史出版社决定结集出版。刘英请杨尚昆同志为这本《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写序。我和张培森陪同前往,这次我才觌面见到杨主席。
  杨尚昆同志和刘英进行了亲切热烈的交谈,回忆了张闻天的许多往事。
  杨尚昆简要叙述了张闻天早期在重庆的情况,他同张闻天在莫斯科的交往。他说:张闻天在重庆二女师(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简称“二女师”,位于重庆)教书的时候,同我的四哥杨闇公是朋友。他那时宣传新文化,提倡自由恋爱,是个才子。杨闇公支持他。四川军阀要把他驱逐出境时,他还在我家里住过十几天。李伯钊比我先到莫斯科。她在重庆二女师时,是张闻天的学生,对张闻天很佩服。由于有这些关系,我一到莫斯科就同闻天同志比较熟。闻天同志是我学俄文的老师。教我们俄文的一个是张闻天,一个是王稼祥。后来闻天同志进了红色教授学院,那是蘇共中央办的,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没有关系。
  杨尚昆相当详细地回忆了长征和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着重指出:“长征刚出发时,大家茫茫然,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全军都不知道。领导当然是有打算的。我们在《红色中华》上读到张闻天写的那篇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才知道要转移地区了,但到哪里去,不知道……长征中关于到什么地方去,在哪里建立根据地,口号换了好几次,但都不能站住,实现不了。几经周折,最后才在陕北落脚。”按照杨尚昆的这次谈话,我们代拟了他为刘英回忆录写的序言。杨尚昆同志对张闻天的三次回忆,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深情厚谊,也丰富了党史上的许多重要内容。(摘自《上海党史与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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