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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寨大队的1960年是从饥饿中开始的。
大年三十那天，队里的食堂没有开火，村里人直到初一才分上碗红薯面稀饭，大人七分瓢、小孩三分瓢。稀稀拉拉，“看着跟驴尿差不多”。那时村里也有人去找老雁屎，把夹杂在中间没消化掉的麦粒洗洗，煮来吃。
村里的老人说，那哪儿算是春节？应该叫“鬼节”！
那一年，不少人真就成了“鬼”。离去的人，大多死于饥饿。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今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1960年年初，大队总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将近四分之一。
五十多年后，那些年村里挨饿的故事，本该随着老人们的生命一一离去，但就在2011年1月，牛寨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出版了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他在书中对话了当年在牛寨大队的38位老人，记录下了这个村庄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片段。
作者是牛犇，他觉得自己写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的初衷“并非多么高尚”。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喜欢文学，后来当了记者，仍想着写散文、写小说。他写过短篇，写过散文，写过自传体小说……十几年的手稿装订在一起，足以弄成好几本大部头的书，但始终没有人愿意为他出版。“出书”，成了他的心结。侄子建议他，“不如写点实的”，没准能出版。他狠了狠心，干脆就写老一辈经历的“大饥荒”。
他把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小范围内聚焦，让镜头投放到牛寨大队——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搜了一下，一个生产大队的口述史，果然没人写过。
那时候牛犇并不知道，他的“怀才不遇”却让他掘开一段段尘封在村里那些老人记忆中的惊心动魄的历史。
“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牛犇说自己并不想渲染大饥荒的悲惨，更想展现那个时代下的人性，因为“这样更靠近文学”。不过，朋友看了那本书却问他：“你展现的为什么都是人性的阴暗面呢？”
他开始觉得这源于自己一直以来的悲观，后来想想又不对，仿佛是那段岁月本就压抑了人性里善的一面。“越是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人性的卑劣展现得越彻底。”牛犇说。
牛犇突然想起，在访谈时，68岁的牛付中突然哭得泪流满面。那一年，他快要饿死。他娘走过来叫他的小名：“官，你要死就到外面去死，别死屋里。”
于是，他就真的“去死了”。
他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这里死吧，却又听见他那个同样饿得没有一点力气的娘亲，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那时候，人死了，家人还有力气的，就地浅浅挖个坑，用箔简单包一包，盖点浮土，叫作“软埋”。家人没力气的，就直接把尸体扔在村旁的“浪死岗”（专门扔儿童尸体的地方）。牛付中父亲饿死的时候，在家里放了一个星期，因为这样还能去食堂多打份稀饭。那段时间他没敢哭，“一哭人家就知道你家里死人了”。
一个星期前，他弟弟也饿死了，“我娘她是不愿再看到家里人在她面前死了。那样的话，她即使不死也会疯掉。”牛付中说。
于是，他又开始爬，不知道爬了多久，遇上另一个饿极了的人。那人出主意去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苗。他们把刚发芽的豆苗“一个一个往嘴里塞”，总算是活过来了。
公社里种下的秧苗，往往一夜之间就被饿极的社员偷偷吃光。只好再种，再被偷。能吃的都偷，会偷就能活命，“会偷就是英雄”。
后半夜时候，牛付中决定还是回去。那段路上，他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饿死的人。他也不怕了，干脆直接从他们身上跨过去。
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他敲敲门，却把他娘吓得不行。他娘喊着：“官，我求你了，你回去吧，死了别再来找我的麻烦了。”
他连说：“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没死。”他娘才敢开门。娘俩抱在一起一直哭到天明。
“那种不积德的事”
牛犇发现，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乡里间相守的规矩都不存在了，更无所谓什么道德，“为了活命，什么也都不讲了。”
由于大炼钢铁，村里的树已经被砍光。食堂没有柴火，生产队便安排村民趁夜去扒棺材板来烧。照老理儿，没人愿意干这偷坟掘墓的缺德事，但去扒的人便能领到一碗稀饭吃，缺德也就不算什么了。
马春清和马昌贵当年都去扒过棺材板，每次至少得给“人家”留一个棺材底儿。他们觉得，其实村民们还坚守着一个最后的底线，“谁也不会去扒自家的坟”；但大家又都心知肚明，即使自己不去，自家的坟也难以幸免。只是没人说，也没人敢去制止。
58岁的鹿振斌至今不愿提起父亲鹿少致，他认为父亲当年干了“那种不积德的事”，是村里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8岁，饿得浑身肿胀淌黄水，连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会粘在身上，揭不掉。
父亲吃人肉的事让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他娘临死说，不愿意和他父亲葬在一起；而他这么多年，也从没给父亲上过坟。后来鹿振斌对牛犇说，“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谅他。”
“撵那些检查的人！”
由于过度饥饿，村里不少人都患了浮肿病。但那一年，正好赶上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阜阳视察，当地领导为了隐瞒灾情，通知各大队禁止浮肿病人出门。时任牛寨大队大郭生产队队长潘文体就听说：有个地方把所有浮肿的人都关在一座破窑洞里，窑洞突然塌了，死了一百多人。
潘文体对牛犇承认，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他也曾把饿得浮肿的人关屋里，不准出来。但有一次，他却豁出去了。
当时，时任阜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白永利下来检查。潘文体虽弄清对方的职务，却觉得与其饿死，不如豁出去闯一把。他把生产队里浮肿的人都喊了出来，“都给我撵！撵那些检查的人！”
那天潘文体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批浮肿的人，一个个瘦得没人样，走路一歪一歪。来检查的白永利一回头，看见他们，问他想干啥？他说，“我是生产队长，我们没东西吃怎么弄？”
作为生产队长，潘文体也知道这样干后果很严重，“但再严重也严重不到要人命吧？”后来白永利帮他写了封信，让他拿去大队部。他挨了张效林的一顿骂，却给生产队要来不少粮食。
村里浮肿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960年三四月份的时候，牛寨大队建了一所浮肿医院。孙朝山当年只有17岁，因为和生产队长沾点亲戚，被批准住进了浮肿医院。
这里可比在家强多了，“稀饭稠点，给的量也多点”。尽管如此，他还是看到一只老鼠从病人脚下经过，当场被大家打死，放到锅底下烧烧分着吃了。
当时孙朝山的二叔也在浮肿病院住着。他和另外一个人正聊着天，两人头一歪，都不行了。医院的人赶快给他们灌面糊，另一个人没灌过来，死了。医院的人就从他嘴边接流出来的面糊，拿过来再灌他二叔。他二叔这才捡回条命。
马春秀当时是牛寨卫生所所长，他记得，当时大队浮肿人太多，药不够，医生只有一个办法，给病人“放水”——在病人腿上扎针，让肿腿里的坏水从针眼里流出来。
马春秀同时负责人口统计。那时牛寨大队死了人，不能瞒报，却必须“谎报”。他们必须给死者编谎，发烧、拉肚子……反正得写出个病名。“你不能说是饿死的，那样上边的不愿意。”
“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
在写书的过程中，牛犇发现：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再小一点的权力不受制约，都会引起私欲。
对于当时食堂里的人来说，“偷吃是肯定的”。马春采当时是牛寨大队马营小队的食堂司务长，小名儿叫侠，人又长得黑，村里人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黑侠”。因为常常中饱私囊，村里人给他编排了童谣：“猪殃殃，爬园子，正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有一次，几个孩子唱着童谣正好让他听到，被他抓着打了一顿。
五十多年后，他依然不愿承认童谣里讲的丑事，但在记者追问下也说“私心谁都有”。他觉得自己当年也拿米糊救活过别人的命，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人只记得他的坏，不记得他的好。
村里的干部常常给食堂的人开会，不准他们多吃，但干部自己也会在食堂私自开灶。
一天夜里，徐年庄小队的炊事员王秀琴，不小心撞见几个村干部偷偷蹲在食堂啃红薯，她被叫去与他们一起分享。从那以后，经常有人因偷吃被轰回家，她偷吃却再也没有被处分过。
采访过程中，牛犇在当地档案馆发现了一份行流公社写于1960年3月24日的《检查牛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上面写道：“从这个队里拖（脱）产干部来说，坐不‘下去’，同时还偷吃偷喝，如周大队长（周培云，时任牛寨大队大队长）在晚黑不断回去做私饭吃……又如大队张书记（张效林，时任牛寨大队党总支书记），其他的干部都下去了，他和潘书记（潘桂师，时任腰庄支部书记）还有一会计吃白面莫（馍，馒头）和牛肉，并且还弄的酒喝。”
大队的粮食会计闫学俭则记得，大队书记张效林用公家的东西养猪。其实，作为粮食会计的闫学俭，自己也掌握着批粮大权。他不愿说当年是否动过私心。
“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牛犇从小受的教育，那三年饿死人是因为“自然灾害”，但随着与一个个老人对话，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吴元仲是当时大队的文统会计，他记得当年亩产不到100斤的麦田，最终被吹到了亩产2000斤。他常常为大队书记张效林准备材料，“你要是写少了，他当时就熊（骂）你！谁不怕？所以就闭着眼睛吹。”
为了完成交粮任务，地里的粮食被十万火急地运走。一车一车的红薯片由于没晾干就交了上去，最终发霉烂在了粮站，老百姓却没得吃。在那场饥荒中，吴元仲饿得右腿浮肿，但他觉得，这也不怪张效林，都是“环境逼的”。
一旦将人性中所有的“恶”都归咎于一个时代，也就无所谓忏悔、无所谓救赎。当年的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惨剧与自己有关。牛犇问他们：“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上面让我这样搞，我就这样搞。”
牛犇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没有谁去考虑是谁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牛犇想起自己曾在那本自传体小说里，引用过卡夫卡的那句“你是作业，举目不见学生”，他在后面还接了一句：“但所幸，我看到了那些在我身上信手涂鸦的学生。”这句话放在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上，同样贴切。
不过，并非所有“作业”都“举目不见学生”。镇上的老人刘邵起回忆，大饥荒那年，他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战友”们被指派到火车站，给各地来的逃荒人送干粮。那些人已经饿得没有人样，其中一个就来自阜阳。他说完这些，似乎有些内疚，非常认真地小声叮嘱，“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另一些老人则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恐惧。牛犇记得，在他访问的过程中，有个老太太说到反瞒产时自己藏豌豆，说到一半，突然一怔，不再讲了，然后问旁边的人，“我讲这些没事吧？会不会出问题？”
“我们成了替罪羊”
写书的过程中，牛犇觉得最难的一次，是采访当时的牛寨大队书记张效林。不知是心有愧疚，还是心有余悸，老人似乎已无法面对那段岁月。最后，牛犇找了一位与他亲近的朋友帮忙，才最终说通。
虽然大队很多百姓都把矛头指向这位大队书记，当时甚至有人专门写举报材料揭发他吃饭不给钱，牛犇却不忍心再追问这些。张效林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现在的干部不也一样？”
他觉得，张效林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完不成任务上面也熊（骂）他”，“挨饿的时候，其实他的腿也肿。”
张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队长周培云一起下乡，两人被石头绊倒后便爬不起来，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那时候干部实在是不好当，上边经常来查，食堂没搞好，是你的事；生产没上去，也是你的事。”张效林说。
大饥荒发生后，张效林被拉到芜湖集训，下地拉犁、干活，像个犯人。直到后来“甄别平反”，他才被叫到另外一个公社，当了监察主任。
他也曾反思。“当时省里不承担责任，县里不承担责任，但上边搞的怎么能怪下边呢？”张效林对牛犇说，“谁敢提意见呢？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况且一两个人也坚持不了，结果我们成了替罪羊。到最后一起处理，说这是一批坏干部。”
牛犇曾试图寻找村里那些时代的烙印，比如当年的食堂、当年的浮肿医院，却一处都没有找到。他小时候，“大跃进”时被砍光的树已经重新种上，每到这个季节，乡间便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饥荒仿佛只是无情地带走了930条性命，未留下任何痕迹。
书写完后，每次回到牛寨，牛犇都会听说书里的某个老人已经离开人世，当年差点死在外面的牛付中、食堂司务长“黑侠”马春采……更多老人，只有在年轻人浪费粮食时，才会语重心长地讲起那个挨饿的1960年。
当年的大队书记张效林，如今已经站不起来，每天瘫在椅子里，守在电视前看戏。听到“1960年”和“大饥荒”，老人像个孩子一样，拼命把记者的名片往门外扔，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书中的张效林。
大年三十那天，队里的食堂没有开火，村里人直到初一才分上碗红薯面稀饭，大人七分瓢、小孩三分瓢。稀稀拉拉，“看着跟驴尿差不多”。那时村里也有人去找老雁屎，把夹杂在中间没消化掉的麦粒洗洗，煮来吃。
村里的老人说，那哪儿算是春节？应该叫“鬼节”！
那一年，不少人真就成了“鬼”。离去的人，大多死于饥饿。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今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1960年年初，大队总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将近四分之一。
五十多年后，那些年村里挨饿的故事，本该随着老人们的生命一一离去，但就在2011年1月，牛寨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出版了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他在书中对话了当年在牛寨大队的38位老人，记录下了这个村庄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片段。
作者是牛犇，他觉得自己写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的初衷“并非多么高尚”。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喜欢文学，后来当了记者，仍想着写散文、写小说。他写过短篇，写过散文，写过自传体小说……十几年的手稿装订在一起，足以弄成好几本大部头的书，但始终没有人愿意为他出版。“出书”，成了他的心结。侄子建议他，“不如写点实的”，没准能出版。他狠了狠心，干脆就写老一辈经历的“大饥荒”。
他把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小范围内聚焦，让镜头投放到牛寨大队——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搜了一下，一个生产大队的口述史，果然没人写过。
那时候牛犇并不知道，他的“怀才不遇”却让他掘开一段段尘封在村里那些老人记忆中的惊心动魄的历史。
“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牛犇说自己并不想渲染大饥荒的悲惨，更想展现那个时代下的人性，因为“这样更靠近文学”。不过，朋友看了那本书却问他：“你展现的为什么都是人性的阴暗面呢？”
他开始觉得这源于自己一直以来的悲观，后来想想又不对，仿佛是那段岁月本就压抑了人性里善的一面。“越是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人性的卑劣展现得越彻底。”牛犇说。
牛犇突然想起，在访谈时，68岁的牛付中突然哭得泪流满面。那一年，他快要饿死。他娘走过来叫他的小名：“官，你要死就到外面去死，别死屋里。”
于是，他就真的“去死了”。
他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这里死吧，却又听见他那个同样饿得没有一点力气的娘亲，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那时候，人死了，家人还有力气的，就地浅浅挖个坑，用箔简单包一包，盖点浮土，叫作“软埋”。家人没力气的，就直接把尸体扔在村旁的“浪死岗”（专门扔儿童尸体的地方）。牛付中父亲饿死的时候，在家里放了一个星期，因为这样还能去食堂多打份稀饭。那段时间他没敢哭，“一哭人家就知道你家里死人了”。
一个星期前，他弟弟也饿死了，“我娘她是不愿再看到家里人在她面前死了。那样的话，她即使不死也会疯掉。”牛付中说。
于是，他又开始爬，不知道爬了多久，遇上另一个饿极了的人。那人出主意去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苗。他们把刚发芽的豆苗“一个一个往嘴里塞”，总算是活过来了。
公社里种下的秧苗，往往一夜之间就被饿极的社员偷偷吃光。只好再种，再被偷。能吃的都偷，会偷就能活命，“会偷就是英雄”。
后半夜时候，牛付中决定还是回去。那段路上，他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饿死的人。他也不怕了，干脆直接从他们身上跨过去。
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他敲敲门，却把他娘吓得不行。他娘喊着：“官，我求你了，你回去吧，死了别再来找我的麻烦了。”
他连说：“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没死。”他娘才敢开门。娘俩抱在一起一直哭到天明。
“那种不积德的事”
牛犇发现，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乡里间相守的规矩都不存在了，更无所谓什么道德，“为了活命，什么也都不讲了。”
由于大炼钢铁，村里的树已经被砍光。食堂没有柴火，生产队便安排村民趁夜去扒棺材板来烧。照老理儿，没人愿意干这偷坟掘墓的缺德事，但去扒的人便能领到一碗稀饭吃，缺德也就不算什么了。
马春清和马昌贵当年都去扒过棺材板，每次至少得给“人家”留一个棺材底儿。他们觉得，其实村民们还坚守着一个最后的底线，“谁也不会去扒自家的坟”；但大家又都心知肚明，即使自己不去，自家的坟也难以幸免。只是没人说，也没人敢去制止。
58岁的鹿振斌至今不愿提起父亲鹿少致，他认为父亲当年干了“那种不积德的事”，是村里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8岁，饿得浑身肿胀淌黄水，连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会粘在身上，揭不掉。
父亲吃人肉的事让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他娘临死说，不愿意和他父亲葬在一起；而他这么多年，也从没给父亲上过坟。后来鹿振斌对牛犇说，“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谅他。”
“撵那些检查的人！”
由于过度饥饿，村里不少人都患了浮肿病。但那一年，正好赶上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阜阳视察，当地领导为了隐瞒灾情，通知各大队禁止浮肿病人出门。时任牛寨大队大郭生产队队长潘文体就听说：有个地方把所有浮肿的人都关在一座破窑洞里，窑洞突然塌了，死了一百多人。
潘文体对牛犇承认，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他也曾把饿得浮肿的人关屋里，不准出来。但有一次，他却豁出去了。
当时，时任阜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白永利下来检查。潘文体虽弄清对方的职务，却觉得与其饿死，不如豁出去闯一把。他把生产队里浮肿的人都喊了出来，“都给我撵！撵那些检查的人！”
那天潘文体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批浮肿的人，一个个瘦得没人样，走路一歪一歪。来检查的白永利一回头，看见他们，问他想干啥？他说，“我是生产队长，我们没东西吃怎么弄？”
作为生产队长，潘文体也知道这样干后果很严重，“但再严重也严重不到要人命吧？”后来白永利帮他写了封信，让他拿去大队部。他挨了张效林的一顿骂，却给生产队要来不少粮食。
村里浮肿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960年三四月份的时候，牛寨大队建了一所浮肿医院。孙朝山当年只有17岁，因为和生产队长沾点亲戚，被批准住进了浮肿医院。
这里可比在家强多了，“稀饭稠点，给的量也多点”。尽管如此，他还是看到一只老鼠从病人脚下经过，当场被大家打死，放到锅底下烧烧分着吃了。
当时孙朝山的二叔也在浮肿病院住着。他和另外一个人正聊着天，两人头一歪，都不行了。医院的人赶快给他们灌面糊，另一个人没灌过来，死了。医院的人就从他嘴边接流出来的面糊，拿过来再灌他二叔。他二叔这才捡回条命。
马春秀当时是牛寨卫生所所长，他记得，当时大队浮肿人太多，药不够，医生只有一个办法，给病人“放水”——在病人腿上扎针，让肿腿里的坏水从针眼里流出来。
马春秀同时负责人口统计。那时牛寨大队死了人，不能瞒报，却必须“谎报”。他们必须给死者编谎，发烧、拉肚子……反正得写出个病名。“你不能说是饿死的，那样上边的不愿意。”
“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
在写书的过程中，牛犇发现：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再小一点的权力不受制约，都会引起私欲。
对于当时食堂里的人来说，“偷吃是肯定的”。马春采当时是牛寨大队马营小队的食堂司务长，小名儿叫侠，人又长得黑，村里人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黑侠”。因为常常中饱私囊，村里人给他编排了童谣：“猪殃殃，爬园子，正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有一次，几个孩子唱着童谣正好让他听到，被他抓着打了一顿。
五十多年后，他依然不愿承认童谣里讲的丑事，但在记者追问下也说“私心谁都有”。他觉得自己当年也拿米糊救活过别人的命，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人只记得他的坏，不记得他的好。
村里的干部常常给食堂的人开会，不准他们多吃，但干部自己也会在食堂私自开灶。
一天夜里，徐年庄小队的炊事员王秀琴，不小心撞见几个村干部偷偷蹲在食堂啃红薯，她被叫去与他们一起分享。从那以后，经常有人因偷吃被轰回家，她偷吃却再也没有被处分过。
采访过程中，牛犇在当地档案馆发现了一份行流公社写于1960年3月24日的《检查牛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上面写道：“从这个队里拖（脱）产干部来说，坐不‘下去’，同时还偷吃偷喝，如周大队长（周培云，时任牛寨大队大队长）在晚黑不断回去做私饭吃……又如大队张书记（张效林，时任牛寨大队党总支书记），其他的干部都下去了，他和潘书记（潘桂师，时任腰庄支部书记）还有一会计吃白面莫（馍，馒头）和牛肉，并且还弄的酒喝。”
大队的粮食会计闫学俭则记得，大队书记张效林用公家的东西养猪。其实，作为粮食会计的闫学俭，自己也掌握着批粮大权。他不愿说当年是否动过私心。
“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牛犇从小受的教育，那三年饿死人是因为“自然灾害”，但随着与一个个老人对话，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吴元仲是当时大队的文统会计，他记得当年亩产不到100斤的麦田，最终被吹到了亩产2000斤。他常常为大队书记张效林准备材料，“你要是写少了，他当时就熊（骂）你！谁不怕？所以就闭着眼睛吹。”
为了完成交粮任务，地里的粮食被十万火急地运走。一车一车的红薯片由于没晾干就交了上去，最终发霉烂在了粮站，老百姓却没得吃。在那场饥荒中，吴元仲饿得右腿浮肿，但他觉得，这也不怪张效林，都是“环境逼的”。
一旦将人性中所有的“恶”都归咎于一个时代，也就无所谓忏悔、无所谓救赎。当年的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惨剧与自己有关。牛犇问他们：“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上面让我这样搞，我就这样搞。”
牛犇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没有谁去考虑是谁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牛犇想起自己曾在那本自传体小说里，引用过卡夫卡的那句“你是作业，举目不见学生”，他在后面还接了一句：“但所幸，我看到了那些在我身上信手涂鸦的学生。”这句话放在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上，同样贴切。
不过，并非所有“作业”都“举目不见学生”。镇上的老人刘邵起回忆，大饥荒那年，他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战友”们被指派到火车站，给各地来的逃荒人送干粮。那些人已经饿得没有人样，其中一个就来自阜阳。他说完这些，似乎有些内疚，非常认真地小声叮嘱，“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另一些老人则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恐惧。牛犇记得，在他访问的过程中，有个老太太说到反瞒产时自己藏豌豆，说到一半，突然一怔，不再讲了，然后问旁边的人，“我讲这些没事吧？会不会出问题？”
“我们成了替罪羊”
写书的过程中，牛犇觉得最难的一次，是采访当时的牛寨大队书记张效林。不知是心有愧疚，还是心有余悸，老人似乎已无法面对那段岁月。最后，牛犇找了一位与他亲近的朋友帮忙，才最终说通。
虽然大队很多百姓都把矛头指向这位大队书记，当时甚至有人专门写举报材料揭发他吃饭不给钱，牛犇却不忍心再追问这些。张效林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现在的干部不也一样？”
他觉得，张效林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完不成任务上面也熊（骂）他”，“挨饿的时候，其实他的腿也肿。”
张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队长周培云一起下乡，两人被石头绊倒后便爬不起来，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那时候干部实在是不好当，上边经常来查，食堂没搞好，是你的事；生产没上去，也是你的事。”张效林说。
大饥荒发生后，张效林被拉到芜湖集训，下地拉犁、干活，像个犯人。直到后来“甄别平反”，他才被叫到另外一个公社，当了监察主任。
他也曾反思。“当时省里不承担责任，县里不承担责任，但上边搞的怎么能怪下边呢？”张效林对牛犇说，“谁敢提意见呢？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况且一两个人也坚持不了，结果我们成了替罪羊。到最后一起处理，说这是一批坏干部。”
牛犇曾试图寻找村里那些时代的烙印，比如当年的食堂、当年的浮肿医院，却一处都没有找到。他小时候，“大跃进”时被砍光的树已经重新种上，每到这个季节，乡间便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饥荒仿佛只是无情地带走了930条性命，未留下任何痕迹。
书写完后，每次回到牛寨，牛犇都会听说书里的某个老人已经离开人世，当年差点死在外面的牛付中、食堂司务长“黑侠”马春采……更多老人，只有在年轻人浪费粮食时，才会语重心长地讲起那个挨饿的1960年。
当年的大队书记张效林，如今已经站不起来，每天瘫在椅子里，守在电视前看戏。听到“1960年”和“大饥荒”，老人像个孩子一样，拼命把记者的名片往门外扔，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书中的张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