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家勒高夫在研究中世纪经济与宗教时，提到天主教会给高利贷者的选择：钱袋或永生。高利贷者却想把鱼或熊掌的单项选择改作多项选择：钱袋和永生。在世俗化的今天，人們已经很难理解当初高利贷者的抉择之艰难。如勒高夫所言，“一个不信宗教的人，在13世纪，显得更像是一种学术假说，而非一个真实的人物。”在中世纪，财富的获得与使用始终受到信仰的约束。
　　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颇遭诟病，但它对破除简单的唯物主义，关注人的信念对制度演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思路。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与我们现在相信什么是有关系的。我们的信仰，将决定我们获取财富的手段，以及财富的最终去向。一个有信仰的人，心里知晓自己不过是地上产业的管理者，真正的业主是那位世界的创造者。拥有超乎常人的财富，不意味着你配得这一切，而是要你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如果没有对资本的超验性约束，很难想象新教伦理在释放出资本主义的巨大能量之后能够将其驯服。托尼在发展韦伯的论述时，对个人主义的世俗世界面临的道德危机深感忧虑，冀望于大学能给资本输入价值约束。可是大学自身的价值根基立于何处？
　　没有信仰就没有约束，离开神圣价值的灌注，资本即便能给世界带来繁荣，地上也只会充满逐利之徒。一家互联网公司，为了经济利益，出卖其邮箱用户的信息，使他丧失自由。无约束的资本转变为压迫性力量，侵蚀着公民的权利。
　　维多利亚时代，一群虔诚的清教徒企业家以他们有信仰的资本影响了世界。时至今日，人们依旧在享受着他们的资本所带来的益处。如本书提到的卡耐基、联合利华和吉百利等。他们身处社会巨变的时代，那是格莱斯通和迪斯雷利的时代。时势移易，政党轮替，道德标准却恒久不变。格莱斯通——自由党的领袖，正是这群人的英雄。丘吉尔评价他“洋溢着传道士精神，他宁可分裂自由党，也不愿放弃是非标准”。在这一时期，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批优秀的企业成功崛起。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立场与基督教信仰在企业的创立者身上完美结合，堪称典范。信仰背景下，坚定的是非观念与决不妥协的道义标准，促使他们的资本受到神圣的约束，财富最终毫无例外地流向慈善事业。
　　资本给他们带来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责任，捐钱只是一方面，他们还积极参与政治事务，通过影响立法来改善宗教环境，创办报纸宣扬自由主义理想。政治本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人之自我完善所必需的，高尚者远离政治，将其拱手让与宵小之辈，势必导致政治的腐败。
　　信仰、资本、政治参与，一个都不能少。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群企业家那里，资本的世界从未孤悬于信仰之外，政治实践也始终受到信仰的支撑与约束。出于对公义的坚持，而非利益的考量，他们和前辈信徒一样，倚靠着信心，表现出极强的行动力。倘若没有信心，资本便没有约束，这个世界将只有利益，而不会有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