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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革命理论家和我国工人运动杰出的领袖。他和毛泽东相识于1915年秋，此后，由相识到相知，在血与火的年代里开始了近20年的交往，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给后辈们留下了无尽的怀念与启迪。
共同的师长，相仿的年纪，使他们一见如故，友谊在相同的志向中升华
邓中夏1894年10月5日出生于湖南宜章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自幼学习用功，天资聪颖。在家乡读了6年私塾，又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后，即前往邻近的郴县联合中学求学。1915年秋，因不满郴县中学的校风陈腐，邓中夏毅然考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学习。湖南高师依山傍水，风景秀丽，邓中夏在刻苦学习之余，结识了不少新同学，蔡和森就是其中一位。他和蔡和森是同班同学，虽然性格迥异，但课余饭后常结伴出游，不久即成为亲密的学友。正是通过蔡和森的介绍，邓中夏对正在湖南高师和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的学识、思想和为人非常崇敬。他和蔡和森经常在周末到杨昌济家里，听杨先生讲解新知识，传授新思想。杨昌济的教诲对邓中夏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就在杨昌济的家里，蔡和森介绍邓中夏认识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也常去杨昌济家里求教。共同的师长、相同的志向、相仿的年纪，使邓中夏和毛泽东一见如故，他们一起聆听杨先生的教诲，共同探讨治学的方法和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快便成为最真挚的朋友。
1917年6月，邓中夏以优异的成绩在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毕业。为了能继续深造，他随父亲到了北京，并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此时，毛泽东仍在湖南一师求学，他们虽然天各一方，但仍然保持通信联系。邓中夏多次将北京最新出版的书报寄给毛泽东，并经常写信将北京讨论的热点问题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后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回信，与邓中夏交流思想和意见。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等24名热血青年，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毛泽东的到来，令邓中夏分外高兴。此时，他们的恩师杨昌济也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先生的家就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他们常在杨昌济家见面畅谈。不久，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邓中夏常去红楼李大钊处，因此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多起来。邓中夏是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的会员，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团体。这一切使邓中夏与毛泽东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不但在一起交流读书体会，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且一起进行社会调查活动。1919年春，邓中夏和毛泽东一起前往长辛店考察铁路工人的生活状况。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他们之间的感情更深了。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离开北京绕道上海回湖南，邓中夏与他依依惜别。毛泽东离开北京后，邓中夏仍与他保持密切联系。
五四的烽火，问题的研究，驱张的斗争，燃起他们携手奋进的激情
1919年初夏，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邓中夏满腔热情地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被选为该会总干事。5月中旬，他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前往长沙，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当时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5月25日，毛泽东与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学生代表介绍邓中夏后，便由邓中夏通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会后，邓中夏匆匆赶回北京组织学生继续斗争。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学生联合会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到学联同负责人研究问题，指导工作。6月3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6项要求。湖南五四运动的烽火终于由邓中夏和毛泽东携手点燃。
1919年暑假期间，邓中夏邀集罗章龙等十几位同学，在东黄城根租了一个院子作为他们居住、学习的场所，取名“曦园”。居住曦园期间，邓中夏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交往。当时，毛泽东曾把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他计划筹组一个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章程，于9月1日发向各地。邓中夏于10月份收到毛泽东从长沙寄来的10多份《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71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毛泽东在《章程》中还着重指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应以学理为依据；研究各种问题之先，须特别研究各种有关的主义。邓中夏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经常拿出来与同学一起讨论，同学纷纷向其索要，没几天，《章程》只剩1份了，要的人仍不少。邓中夏便把《章程》在1919年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并附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领导湖南人民驱逐张敬尧的斗争，率驱张请愿团第二次到达北京，邓中夏等10余人到车站迎接并将他们安排住在福佑寺内。在京期间，毛泽东除与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外，与邓中夏联系最密切。他经常到曦园来，主要是找邓中夏和罗章龙，一谈就是大半天。邓中夏的日记里详细地记载着他们的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从政治、社会、经济、道德、学术到文学革命、个人修养等，几乎无所不谈，他们对李大钊、陈独秀等深表敬佩。邓中夏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也是鼎力支持。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清晨，毛泽东带领驱张请愿团的成员前往徐世昌总统府请愿，正当他们在风雪地里坐等总统，寒冷难耐之际，邓中夏领着北大学生，扛着干草，掮着大衣，寻踪而至。毛泽东等人顿时倍感亲切和温暖。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同邓中夏和罗章龙等“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讨论驱张问题，并合影留念。这张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珍贵照片是邓中夏和毛泽东这两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已成为亲密战友的见证。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党的创建，青年团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在共同的追求中奋斗成长
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来京期间，与李大钊的接触也很频繁。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由邓中夏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对他的帮助比较大。邓中夏还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刊借给毛泽东阅读。正是在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的帮助下，从1920年夏天起，毛泽东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年7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湖南，不久便在长沙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并于11月建立了长沙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在曦园期间，即1920年1月，邓中夏等人介绍毛泽东正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是1919年7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该会的，并被选为庶务股主任。1920年7月，他又被选为学会执行部副主任，后又代理主任。邓中夏主持学会工作后，致力于把学会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毛泽东非常支持他的工作，但他们的努力成效不明显。1924年国共合作后，学会中“左”右派成员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之邓中夏担负的任务越来越繁重，无暇顾及学会的工作，便有解散学会之意，毛泽东极力赞成他的主张。1925年以后，少年中国学会在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也是在曦园期间，邓中夏参加了李大钊在北大秘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自此，他更加积极地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发起和领导下，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邓中夏是成员之一，他一开始就协助李大钊进行各项具体工作。1921年6月，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中夏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同志们都推选他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但当时他正忙于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年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后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党的一大。邓中夏虽然没有作为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在李大钊的嘱托下，他在南京的会议一结束，就于7月4日匆匆赶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也于7月初到达上海，住在博文女校。邓中夏当时应重庆各中学夏令营学术讲习会之约，需定期前往讲学，还是不能参加党的一大，但是他在博文女校同各地代表一起住了三四天。邓中夏同毛泽东等每一个代表都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方法及提案内容提了不少意见。在大会开幕前不久，邓中夏和毛泽东短暂相聚后再次分别。
邓中夏和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重要成员，而且是青年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早在1920年11月，毛泽东就忙于筹备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他致信张文亮，托张文亮为发展团员“代觅同志”，并在省立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对象。而此时，邓中夏也与李大钊、高君宇等一起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1月，邓中夏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团的二大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和临时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则在1922年6月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大会，并担任执委会书记。1923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在长沙召开，后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局势恶化，于同年8月改在南京召开，邓中夏和毛泽东失去了一次见面的机会。但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奋斗，为青年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
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选派共产党员夏曦、湖南劳工会代表王光辉等前往参加。22日，毛泽东出席湖南第一师范同学会常年大会欢送夏曦赴俄。此时，邓中夏正好从四川回湘，毛泽东即邀请他参加了此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进行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演说，邓中夏也作了题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的讲演。
劳动立法的倡导，国共合作的推动，省港大罢工的发动与声援，血与火的斗争将他们铸造成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
1922年7月，邓中夏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他被中央任命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而毛泽东早在1921年8月就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邓中夏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机关迁到北京后，立即利用吴佩孚假惺惺地提倡“保护劳工”的有利时机，和毛泽东等携手倡导劳动立法运动。为了使斗争做到有理有利，邓中夏和毛泽东、林育南等人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向国会众议院递交了要求将《劳动法大纲》列入宪法的《请愿书》。1922年9月6日至8日，他们的《请愿书》在长沙《大公报》连载的《劳动立法运动之进行》一文中发表。《请愿书》提出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要求两院采纳通过并在国家宪法中规定工人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团体缔结契约、国际联合、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参加工厂管理、受教育等各项权利。毛泽东还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岳州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联合致电参众两院，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提出之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并成立湖南劳动立法同盟，统一领导湖南工人劳动立法运动，给邓中夏以有力支持。这是邓中夏和毛泽东为实现中共二大决议精神而精心领导的重要斗争，它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工人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增强了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决心。
1923年3月，邓中夏根据党的指示，由北京秘密转移到上海。4月，他改名邓安石，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大学任总务长，负责主持全校的行政工作。正在此时，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两位老朋友再次相聚，别后重逢的喜悦溢于言表。6月，毛泽东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大会选出由9名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邓中夏被选为侯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邓中夏开始和毛泽东一起在中央任职。在此后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邓中夏又与毛泽东并肩作战，为推动国共合作的顺利发展而努力。1923年8月1日，在叶楚伧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因激起“左”派反对，造成武斗。右派分子还闯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与邓中夏等14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
1923年7月，中共上海区委进行改选，邓中夏被选为中共上海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进行指导。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沈雁冰等5人。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往上海，中央局机关设闸北区三曾里，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住中央局机关。邓中夏和毛泽东的工作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1924年11月中旬，毛泽东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邓中夏也于此时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干事，为了共同的任务，他经常和毛泽东在一起商讨工作。1924年5月5日，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孙中山寓所（今中山故居），邓中夏和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成员一起出席了为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举行的庆祝集会，并在草坪上合影留念。5月10日至15日，邓中夏又和毛泽东一起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邓中夏任工农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1月，邓中夏出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四大。会议为加强党对全国职工运动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邓中夏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秘书长。毛泽东因长期工作劳累患病，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24年底回湘疗养，因而未参加党的四大。党的四大选举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邓中夏和毛泽东均未当选。党的四大后，邓中夏在上海领导日本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并于5月代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到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邓中夏被选为“全总”执委，并被推为“全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会后，又被党中央任命为“全总”的党团书记，实际领导“全总”的全面工作。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在家乡开展调查、创办农民夜校、组织秘密农协、发展农村党组织，积极开展维护农民利益的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赴香港发动香港工人举行大罢工，毛泽东则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20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的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开展反帝爱国斗争，有力地声援了邓中夏领导的省港大罢工。9月，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开始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并于10月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26年2月28日，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这个讲习班是为培养政治工作人才，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开办的。讲习班由理事会领导，毛泽东是理事之一。邓中夏和毛泽东都担任了本班的教授。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此时的邓中夏，为领导省港大罢工，担负了极其繁重的工作，但他仍不知疲倦，坚持到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讲课。毛泽东对邓中夏的工作也很支持。为了声援省港大罢工，当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邓中夏的意见，组织了许多农村“宣传队”，宣传队由罢工工人组成，他们在下乡宣传前，都到毛泽东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短期培训，然后携带旗帜、标语、画报和各种宣传品分赴四乡展开宣传。在宣传队的鼓动下，许多地方的农民群众爱国热情高涨，纷纷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各种帮助。
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毛泽东离开广州11月底到达武汉，后又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1927年2月回到武昌。1927年3月，邓中夏也离开广州前往武汉，以“全总”领导人的身份参加筹备太平洋劳动会议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他和毛泽东又相聚了。5月，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太平洋劳动会议。毛泽东也于5月31日在汉口主持召开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欢迎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大会。他们共同为开好这次国际会议作出了贡献。
对党的右倾错误的批判，八七会议后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斗争，他们的睿智与辉煌将在青史上永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邓中夏和毛泽东一起出席了在武昌召开的党的五大。此次会议召开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的紧急时期的任务。在会上，邓中夏和毛泽东都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还向大会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但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在这次大会上，邓中夏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事变发生后，邓中夏奉命回湖南调查，并于6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报告去长沙、湘潭和衡山的情况，对湖南的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对湖南的问题也极为关心，每日接待并听取从湖南逃亡来的同志及农民谈湖南的有关情况，并向中央请求到湖南工作。6月，毛泽东奉中央指示回湖南恢复党的组织。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邓中夏和毛泽东均出席。邓中夏在会上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强调了工农联盟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毛泽东则破除“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的观念，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对党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提出批评意见。会上，邓中夏和毛泽东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邓中夏秘密去上海就任中共江苏省委（又称上海省委）书记，毛泽东则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斗争。此后，邓中夏又被党中央秘密派往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后又奉命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毛泽东则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邓中夏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虽未出席大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8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9月初即被党中央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此时毛泽东任红一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正率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不久，邓中夏率部南征，先后攻克南县、华容、津市、石门、临澧等地，而此时，毛泽东已率红一方面军离开湖南，到了江西。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和苏区军委，邓中夏和毛泽东均为苏区军委委员，次年1月，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在一起并肩战斗。
王明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邓中夏和毛泽东都有相同的遭遇，受到排挤打击，被剥夺了职权，但他们并没有气馁，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顽强毅力和坚强党性坚持斗争。直到1933年9月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他和毛泽东再也没有见过面。
邓中夏和毛泽东谁也不曾想到，“八七会议”后的分离竟成为他们的永诀！邓中夏在狱中宁死不屈，临刑前夜给党写信：“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究是我们的。”16年后的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成立了！”，这足以告慰邓中夏的在天之灵。1950年，南京修建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毛泽东在奠基碑上题写了“死难烈士万岁”6个大字，表达了他对邓中夏等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哀悼。
共同的师长，相仿的年纪，使他们一见如故，友谊在相同的志向中升华
邓中夏1894年10月5日出生于湖南宜章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自幼学习用功，天资聪颖。在家乡读了6年私塾，又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后，即前往邻近的郴县联合中学求学。1915年秋，因不满郴县中学的校风陈腐，邓中夏毅然考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学习。湖南高师依山傍水，风景秀丽，邓中夏在刻苦学习之余，结识了不少新同学，蔡和森就是其中一位。他和蔡和森是同班同学，虽然性格迥异，但课余饭后常结伴出游，不久即成为亲密的学友。正是通过蔡和森的介绍，邓中夏对正在湖南高师和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的学识、思想和为人非常崇敬。他和蔡和森经常在周末到杨昌济家里，听杨先生讲解新知识，传授新思想。杨昌济的教诲对邓中夏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就在杨昌济的家里，蔡和森介绍邓中夏认识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也常去杨昌济家里求教。共同的师长、相同的志向、相仿的年纪，使邓中夏和毛泽东一见如故，他们一起聆听杨先生的教诲，共同探讨治学的方法和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快便成为最真挚的朋友。
1917年6月，邓中夏以优异的成绩在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毕业。为了能继续深造，他随父亲到了北京，并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此时，毛泽东仍在湖南一师求学，他们虽然天各一方，但仍然保持通信联系。邓中夏多次将北京最新出版的书报寄给毛泽东，并经常写信将北京讨论的热点问题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后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回信，与邓中夏交流思想和意见。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等24名热血青年，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毛泽东的到来，令邓中夏分外高兴。此时，他们的恩师杨昌济也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先生的家就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他们常在杨昌济家见面畅谈。不久，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邓中夏常去红楼李大钊处，因此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多起来。邓中夏是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的会员，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团体。这一切使邓中夏与毛泽东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不但在一起交流读书体会，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且一起进行社会调查活动。1919年春，邓中夏和毛泽东一起前往长辛店考察铁路工人的生活状况。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他们之间的感情更深了。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离开北京绕道上海回湖南，邓中夏与他依依惜别。毛泽东离开北京后，邓中夏仍与他保持密切联系。
五四的烽火，问题的研究，驱张的斗争，燃起他们携手奋进的激情
1919年初夏，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邓中夏满腔热情地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被选为该会总干事。5月中旬，他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前往长沙，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当时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5月25日，毛泽东与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学生代表介绍邓中夏后，便由邓中夏通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会后，邓中夏匆匆赶回北京组织学生继续斗争。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学生联合会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到学联同负责人研究问题，指导工作。6月3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6项要求。湖南五四运动的烽火终于由邓中夏和毛泽东携手点燃。
1919年暑假期间，邓中夏邀集罗章龙等十几位同学，在东黄城根租了一个院子作为他们居住、学习的场所，取名“曦园”。居住曦园期间，邓中夏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交往。当时，毛泽东曾把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他计划筹组一个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章程，于9月1日发向各地。邓中夏于10月份收到毛泽东从长沙寄来的10多份《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71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毛泽东在《章程》中还着重指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应以学理为依据；研究各种问题之先，须特别研究各种有关的主义。邓中夏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经常拿出来与同学一起讨论，同学纷纷向其索要，没几天，《章程》只剩1份了，要的人仍不少。邓中夏便把《章程》在1919年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并附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领导湖南人民驱逐张敬尧的斗争，率驱张请愿团第二次到达北京，邓中夏等10余人到车站迎接并将他们安排住在福佑寺内。在京期间，毛泽东除与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外，与邓中夏联系最密切。他经常到曦园来，主要是找邓中夏和罗章龙，一谈就是大半天。邓中夏的日记里详细地记载着他们的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从政治、社会、经济、道德、学术到文学革命、个人修养等，几乎无所不谈，他们对李大钊、陈独秀等深表敬佩。邓中夏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也是鼎力支持。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清晨，毛泽东带领驱张请愿团的成员前往徐世昌总统府请愿，正当他们在风雪地里坐等总统，寒冷难耐之际，邓中夏领着北大学生，扛着干草，掮着大衣，寻踪而至。毛泽东等人顿时倍感亲切和温暖。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同邓中夏和罗章龙等“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讨论驱张问题，并合影留念。这张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珍贵照片是邓中夏和毛泽东这两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已成为亲密战友的见证。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党的创建，青年团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在共同的追求中奋斗成长
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来京期间，与李大钊的接触也很频繁。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由邓中夏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对他的帮助比较大。邓中夏还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刊借给毛泽东阅读。正是在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的帮助下，从1920年夏天起，毛泽东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年7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湖南，不久便在长沙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并于11月建立了长沙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在曦园期间，即1920年1月，邓中夏等人介绍毛泽东正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是1919年7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该会的，并被选为庶务股主任。1920年7月，他又被选为学会执行部副主任，后又代理主任。邓中夏主持学会工作后，致力于把学会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毛泽东非常支持他的工作，但他们的努力成效不明显。1924年国共合作后，学会中“左”右派成员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之邓中夏担负的任务越来越繁重，无暇顾及学会的工作，便有解散学会之意，毛泽东极力赞成他的主张。1925年以后，少年中国学会在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也是在曦园期间，邓中夏参加了李大钊在北大秘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自此，他更加积极地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发起和领导下，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邓中夏是成员之一，他一开始就协助李大钊进行各项具体工作。1921年6月，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中夏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同志们都推选他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但当时他正忙于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年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后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党的一大。邓中夏虽然没有作为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在李大钊的嘱托下，他在南京的会议一结束，就于7月4日匆匆赶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也于7月初到达上海，住在博文女校。邓中夏当时应重庆各中学夏令营学术讲习会之约，需定期前往讲学，还是不能参加党的一大，但是他在博文女校同各地代表一起住了三四天。邓中夏同毛泽东等每一个代表都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方法及提案内容提了不少意见。在大会开幕前不久，邓中夏和毛泽东短暂相聚后再次分别。
邓中夏和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重要成员，而且是青年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早在1920年11月，毛泽东就忙于筹备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他致信张文亮，托张文亮为发展团员“代觅同志”，并在省立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对象。而此时，邓中夏也与李大钊、高君宇等一起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1月，邓中夏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团的二大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和临时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则在1922年6月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大会，并担任执委会书记。1923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在长沙召开，后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局势恶化，于同年8月改在南京召开，邓中夏和毛泽东失去了一次见面的机会。但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奋斗，为青年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
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选派共产党员夏曦、湖南劳工会代表王光辉等前往参加。22日，毛泽东出席湖南第一师范同学会常年大会欢送夏曦赴俄。此时，邓中夏正好从四川回湘，毛泽东即邀请他参加了此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进行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演说，邓中夏也作了题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的讲演。
劳动立法的倡导，国共合作的推动，省港大罢工的发动与声援，血与火的斗争将他们铸造成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
1922年7月，邓中夏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他被中央任命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而毛泽东早在1921年8月就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邓中夏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机关迁到北京后，立即利用吴佩孚假惺惺地提倡“保护劳工”的有利时机，和毛泽东等携手倡导劳动立法运动。为了使斗争做到有理有利，邓中夏和毛泽东、林育南等人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向国会众议院递交了要求将《劳动法大纲》列入宪法的《请愿书》。1922年9月6日至8日，他们的《请愿书》在长沙《大公报》连载的《劳动立法运动之进行》一文中发表。《请愿书》提出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要求两院采纳通过并在国家宪法中规定工人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团体缔结契约、国际联合、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参加工厂管理、受教育等各项权利。毛泽东还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岳州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联合致电参众两院，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提出之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并成立湖南劳动立法同盟，统一领导湖南工人劳动立法运动，给邓中夏以有力支持。这是邓中夏和毛泽东为实现中共二大决议精神而精心领导的重要斗争，它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工人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增强了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决心。
1923年3月，邓中夏根据党的指示，由北京秘密转移到上海。4月，他改名邓安石，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大学任总务长，负责主持全校的行政工作。正在此时，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两位老朋友再次相聚，别后重逢的喜悦溢于言表。6月，毛泽东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大会选出由9名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邓中夏被选为侯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邓中夏开始和毛泽东一起在中央任职。在此后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邓中夏又与毛泽东并肩作战，为推动国共合作的顺利发展而努力。1923年8月1日，在叶楚伧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因激起“左”派反对，造成武斗。右派分子还闯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与邓中夏等14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
1923年7月，中共上海区委进行改选，邓中夏被选为中共上海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进行指导。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沈雁冰等5人。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往上海，中央局机关设闸北区三曾里，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住中央局机关。邓中夏和毛泽东的工作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1924年11月中旬，毛泽东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邓中夏也于此时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干事，为了共同的任务，他经常和毛泽东在一起商讨工作。1924年5月5日，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孙中山寓所（今中山故居），邓中夏和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成员一起出席了为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举行的庆祝集会，并在草坪上合影留念。5月10日至15日，邓中夏又和毛泽东一起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邓中夏任工农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1月，邓中夏出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四大。会议为加强党对全国职工运动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邓中夏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秘书长。毛泽东因长期工作劳累患病，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24年底回湘疗养，因而未参加党的四大。党的四大选举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邓中夏和毛泽东均未当选。党的四大后，邓中夏在上海领导日本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并于5月代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到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邓中夏被选为“全总”执委，并被推为“全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会后，又被党中央任命为“全总”的党团书记，实际领导“全总”的全面工作。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在家乡开展调查、创办农民夜校、组织秘密农协、发展农村党组织，积极开展维护农民利益的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赴香港发动香港工人举行大罢工，毛泽东则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20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的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开展反帝爱国斗争，有力地声援了邓中夏领导的省港大罢工。9月，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开始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并于10月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26年2月28日，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这个讲习班是为培养政治工作人才，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开办的。讲习班由理事会领导，毛泽东是理事之一。邓中夏和毛泽东都担任了本班的教授。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此时的邓中夏，为领导省港大罢工，担负了极其繁重的工作，但他仍不知疲倦，坚持到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讲课。毛泽东对邓中夏的工作也很支持。为了声援省港大罢工，当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邓中夏的意见，组织了许多农村“宣传队”，宣传队由罢工工人组成，他们在下乡宣传前，都到毛泽东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短期培训，然后携带旗帜、标语、画报和各种宣传品分赴四乡展开宣传。在宣传队的鼓动下，许多地方的农民群众爱国热情高涨，纷纷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各种帮助。
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毛泽东离开广州11月底到达武汉，后又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1927年2月回到武昌。1927年3月，邓中夏也离开广州前往武汉，以“全总”领导人的身份参加筹备太平洋劳动会议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他和毛泽东又相聚了。5月，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太平洋劳动会议。毛泽东也于5月31日在汉口主持召开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欢迎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大会。他们共同为开好这次国际会议作出了贡献。
对党的右倾错误的批判，八七会议后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斗争，他们的睿智与辉煌将在青史上永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邓中夏和毛泽东一起出席了在武昌召开的党的五大。此次会议召开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的紧急时期的任务。在会上，邓中夏和毛泽东都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还向大会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但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在这次大会上，邓中夏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事变发生后，邓中夏奉命回湖南调查，并于6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报告去长沙、湘潭和衡山的情况，对湖南的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对湖南的问题也极为关心，每日接待并听取从湖南逃亡来的同志及农民谈湖南的有关情况，并向中央请求到湖南工作。6月，毛泽东奉中央指示回湖南恢复党的组织。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邓中夏和毛泽东均出席。邓中夏在会上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强调了工农联盟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毛泽东则破除“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的观念，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对党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提出批评意见。会上，邓中夏和毛泽东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邓中夏秘密去上海就任中共江苏省委（又称上海省委）书记，毛泽东则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斗争。此后，邓中夏又被党中央秘密派往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后又奉命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毛泽东则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邓中夏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虽未出席大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8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9月初即被党中央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此时毛泽东任红一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正率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不久，邓中夏率部南征，先后攻克南县、华容、津市、石门、临澧等地，而此时，毛泽东已率红一方面军离开湖南，到了江西。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和苏区军委，邓中夏和毛泽东均为苏区军委委员，次年1月，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在一起并肩战斗。
王明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邓中夏和毛泽东都有相同的遭遇，受到排挤打击，被剥夺了职权，但他们并没有气馁，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顽强毅力和坚强党性坚持斗争。直到1933年9月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他和毛泽东再也没有见过面。
邓中夏和毛泽东谁也不曾想到，“八七会议”后的分离竟成为他们的永诀！邓中夏在狱中宁死不屈，临刑前夜给党写信：“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究是我们的。”16年后的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成立了！”，这足以告慰邓中夏的在天之灵。1950年，南京修建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毛泽东在奠基碑上题写了“死难烈士万岁”6个大字，表达了他对邓中夏等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