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出土，为研究天水市及周边县区的行政建制变迁、地理环境变化以及史实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学界对木板地图的争议颇多，甚至出现截然不同的推断结果。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并结合历史典籍记载，对木板地图作了自己的判断，以供研究者借鉴。
［关键词］天水放马滩；秦国木板地图；天水历史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6-0009-02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出土后，学界对其纷争不已，未有定论。今笔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典籍记载，对木板地图作一探讨。
一、 木板地图的拼接及指示方位问题
对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部分学者认为其四块松木应为一整体，故而进行了六幅成品图的编缀工作，然而由于其排布位置不同，得出的结论同样也大相径庭。
为了找到最合理的解释，笔者仔细观察了四块松木，发现第一块B面是A面的局部描绘，第四块B面又与第二块上部相切合，第四块A面和第三块A面是同一图的两个类型，第二块下部为第四块A面与第三块A面的总图。按照此逻辑关系，六幅成品图根本无法编缀，换句话说，木板地图的拼接问题是个伪命题，当舍之。
在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上，标有一“上”字，该“上”字究竟是何含义，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论点：或曰南为上，或曰北为上。经笔者考证，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描绘的是西汉水水系中上游流域图。笔者曾将该图与实际情况相对照，发现“上”字正居于东方位置，既非南，亦非北。为何会出现此类状况呢？依笔者所见，当与古人阅读、书写习惯有关。我们知道，古人写字是从右向左进行的，其绘图亦当遵从此惯例，自东方起，经南北，终于西方。顺其理，“上”为南北之论皆谬，宜背之。
二、 木板地图的水系问题
通过对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的观察，笔者发现了一个重要地名——故西山，它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揭秘的钥匙。2004年至2010年11月，国家有关考古机构对西汉水中上游及其支流进行了详细调查，确认礼县县城西山遗址始建于西周中晚期，礼县永坪之赵坪与永兴之间的大堡子山遗址建造年代较晚，为春秋早期。①而大堡子山在历史上也曾称为西山，那么两个西山谁是“故西山”呢？笔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第一块B面图样，得出“故西山”为礼县县城西山的结论。因为在图样中，“故西山”位于两条较大河流之间，符合此条件者，非礼县县城西山莫属。
“故西山”位置确定后，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内容也就迎刃而解，此当为西汉水水系中上游流域图。由此可知，夹“故西山”之两河，一为由湫山河与肖河汇集而成的燕子河，一为谷峪河。“广堂”所在河流当指礼县捷地与盐官之间诸流。“中田”所在河流为稠泥河。“炎成”当处于峁水河流域，因红河、草坝地区在秦国亦为重要城邑，故作者描绘较细。
经笔者访察，发现木板地图第一块A面描述的是两个水系——西汉水水系和渭河水系，其中与西汉水水源地相距不远，但自南向北流入渭河的，只有谢家河（永川河）。
对于木板地图第四块B面，其虽有“广堂史”一名，但经笔者详察，“广堂”与“广堂史”未在同一处，亦即二者分属不同水系。通过笔者访察，发现该图与耤河水系比较吻合，只“小秋”一处未能定位，疑为环境影响所致。经对比查看，笔者以为，木板地图第二块上部亦为耤河水系，其与第四块B面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对木板地图第二块下部、第四块A面、第三块A面之水系，学界莫衷一是，但笔者发现图中河流带“上”、“下”者颇多，这告诉我们，该河流向为自北往南或自东往西。查天水市及其附近自东向西流的只有西汉水，但其具体环境与图中描述不符，故舍之。自北向南流的河流其地虽有多处，然符合图中描绘的，只有流经木板地图发现地的花庙河。
三、木板地图的几个地名问题
经笔者考证，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中，“故东谷”在礼县古泉、圣泉、东台一带。“故西山”前已叙及，此不多言。“广堂”在礼县盐官附近，“中田”在稠泥河附近之天水市王家铺、刘坪一带，“闭”位于今天水市杨家寺乡，“山格”在礼县红河乡附近，“明溪”即礼县上杨家， “炎成”在礼县庄窠地一带。
在木板地图第一块A面中，“南田”居礼县祁山一带。“略”在渭河以南、葫芦河与西山村之间偏西地带，符合此条件之地，当为天水市新阳镇。“■”位于永川河与渭河交汇处，似为今天水市马跑泉镇。“■”在牛头河东部、渭河以北地带，当为今天水市社棠镇。
木板地图第一块A面中最重要的地名，无疑就是“邽丘”。其位于永川河西部，居于渭河与天水市平南镇之间，在新阳镇东南偏南地带。依笔者浅见，此“邽丘”当为今天水市皂郊镇。有学者言，“邽丘”为天水市区或北道埠，然后者恰居渭河之上，前者离西汉水源头过远，均与图示不符，宜谨慎待之。
四、木板地图的作者身份问题
放马滩1号秦墓共出土竹简460枚，其中一部分是甲种和乙种《日书》，另一部分为《墓主记》，《墓主记》虽仅有7枚竹简，但它却为确定墓主身份及地图绘制年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通过对《墓主记》简文校释可知，墓主丹本名樊野，曾为公孙衍门客，因在韩国地界射伤韩国贵族，被迫自杀，但其深通法术，故而未亡。后在公孙衍的帮助下，逃到秦国，终老于邽县。
在墓主丹所在的1号墓中，共有随葬器物33件，除12件日常用品外，其余为木板地图4块，竹简1卷，毛笔及笔套，算筹、木尺、木棰、木匕、木棒、木屑、木板等。其中，毛笔与竹简置于棺内，其余物品均在棺椁之间。由此可见，墓主丹是以精通地理、风水、医学和占筮数术而见长的术士。有些学者认为，随葬的木板地图是丹为官府所用的见证，其实不然。木板地图的随葬，充分证明官府不需要此类物件，而绘制木板地图的目的，就是为了看风水、占吉凶等。
五、木板地图的绘制年代问题
要确定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墓主记》提供的信息当为首要选择。查《墓主记》中共有四个时间标志，按简文顺序依次为“八年”（赤呈文时间）、“七年”（丹伤人自刺时间）、“三年”（丹复活时间）、“四年”（丹身体康复时间）。由于这几个年份未标明是自然纪年还是王公纪年，故凭此无法直接判断出丹在邽丘的大致活动时间。
既然凭《墓主记》直接判断不了木板地图的绘制年代，那只有借助于旁证。前文已提及，丹为公孙衍舍人，换句话讲，二人系同时代人物。结合《史记》、《孟子》、《韩非子》等古籍记载可知，魏国人公孙衍于秦惠文王五年（前333）在秦国，为大良造。九年（前329），张仪入秦，公孙衍与之不和，遂弃秦回到魏国。秦武王二年（前309），张仪死。“张仪已卒之后，犀首（公孙衍）入相秦。”据此可推知，公孙衍主要活动在秦惠文王时期，那么丹亦当生活在秦惠文王时期。由此亦可推知《墓主记》中的四个年份，凭逻辑关系，四个年份中的“七年”、“八年”必属秦王纪年，而“三年”和“四年”则为顺序纪年。察秦惠文王在位期间曾更元，若“七年”、“八年”同属更元前或更元后，在逻辑关系上无法讲通，但如果 “八年”在更元后，“七年”在更元前，那么年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据笔者推算，木板地图绘制年代概在秦惠文王更元元年至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24～前317）之后的一段时间，当属无误。
六、木板地图作者是否被官家起用的问题
关于丹是否被官家起用的问题，自木板地图出土以来学术界便争论不休，有些研究者所提出的其曾担任下层佐吏一说，因迄今未见任何直接证据，故舍之。从丹的墓中随葬物可以看出，除了其日常用品外，剩下的大多是阴阳行头，丝毫见不到刀笔吏之物。换句话说，丹从未在官家任职，终其一老，只倚仗“日者之术”为生，当为事实。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场景回放——丹伤人后，为免刑罚，运用法术在众人面前自刺，从而蒙蔽了众人，后在公孙衍和公孙强的帮助下，逃到秦国，辗转来到邽丘。在邽丘，丹从事占筮吉凶、鬼神禁忌活动的同时，以其巫家医术为百姓治病（当代在礼县、天水地区的某些“阴阳”亦有此术），赢得当地群众的尊敬和官家的好感，尤其是其掌握的地理测绘之术，更是获取了邽丘地方官赤的信任，并与之结成莫逆之交。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在丹的授意下，赤以公文形式郑重向上级推荐丹，上级如何应对，未见相关资料，但是从谒册（《墓主记》）被随葬来看，可知上级退回了谒册，也就是说，上级对其人不感兴趣。或许受此事件打击，在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后的不长时间，丹在绘制木板地图第三块B面时突然病倒，不久溘然长逝（可从第三块B面仅绘出山系及水系，无注文这一点看出）。丹去世后，赤出于同情，将其精心绘制的木板地图和自己的谒册予以随葬，算是对亡者的一点慰藉。
综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是先秦时期绘制水平最高的地图，其作者丹是一位“阴阳”（礼县、天水地方话，系指风水术士），未在官家担当过职务，其于秦惠文王更元元年（前324）至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绘制了木板地图，有总图有分图，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天水地区的地貌。、
［参考文献］
［1］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 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J]. 文物，1989，（2）.
［2］司马迁. 史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班固. 汉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朱熹. 孟子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张觉. 韩非子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杨天宇. 周礼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林剑鸣. 秦史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关键词］天水放马滩；秦国木板地图；天水历史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6-0009-02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出土后，学界对其纷争不已，未有定论。今笔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典籍记载，对木板地图作一探讨。
一、 木板地图的拼接及指示方位问题
对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部分学者认为其四块松木应为一整体，故而进行了六幅成品图的编缀工作，然而由于其排布位置不同，得出的结论同样也大相径庭。
为了找到最合理的解释，笔者仔细观察了四块松木，发现第一块B面是A面的局部描绘，第四块B面又与第二块上部相切合，第四块A面和第三块A面是同一图的两个类型，第二块下部为第四块A面与第三块A面的总图。按照此逻辑关系，六幅成品图根本无法编缀，换句话说，木板地图的拼接问题是个伪命题，当舍之。
在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上，标有一“上”字，该“上”字究竟是何含义，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论点：或曰南为上，或曰北为上。经笔者考证，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描绘的是西汉水水系中上游流域图。笔者曾将该图与实际情况相对照，发现“上”字正居于东方位置，既非南，亦非北。为何会出现此类状况呢？依笔者所见，当与古人阅读、书写习惯有关。我们知道，古人写字是从右向左进行的，其绘图亦当遵从此惯例，自东方起，经南北，终于西方。顺其理，“上”为南北之论皆谬，宜背之。
二、 木板地图的水系问题
通过对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的观察，笔者发现了一个重要地名——故西山，它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揭秘的钥匙。2004年至2010年11月，国家有关考古机构对西汉水中上游及其支流进行了详细调查，确认礼县县城西山遗址始建于西周中晚期，礼县永坪之赵坪与永兴之间的大堡子山遗址建造年代较晚，为春秋早期。①而大堡子山在历史上也曾称为西山，那么两个西山谁是“故西山”呢？笔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第一块B面图样，得出“故西山”为礼县县城西山的结论。因为在图样中，“故西山”位于两条较大河流之间，符合此条件者，非礼县县城西山莫属。
“故西山”位置确定后，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内容也就迎刃而解，此当为西汉水水系中上游流域图。由此可知，夹“故西山”之两河，一为由湫山河与肖河汇集而成的燕子河，一为谷峪河。“广堂”所在河流当指礼县捷地与盐官之间诸流。“中田”所在河流为稠泥河。“炎成”当处于峁水河流域，因红河、草坝地区在秦国亦为重要城邑，故作者描绘较细。
经笔者访察，发现木板地图第一块A面描述的是两个水系——西汉水水系和渭河水系，其中与西汉水水源地相距不远，但自南向北流入渭河的，只有谢家河（永川河）。
对于木板地图第四块B面，其虽有“广堂史”一名，但经笔者详察，“广堂”与“广堂史”未在同一处，亦即二者分属不同水系。通过笔者访察，发现该图与耤河水系比较吻合，只“小秋”一处未能定位，疑为环境影响所致。经对比查看，笔者以为，木板地图第二块上部亦为耤河水系，其与第四块B面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对木板地图第二块下部、第四块A面、第三块A面之水系，学界莫衷一是，但笔者发现图中河流带“上”、“下”者颇多，这告诉我们，该河流向为自北往南或自东往西。查天水市及其附近自东向西流的只有西汉水，但其具体环境与图中描述不符，故舍之。自北向南流的河流其地虽有多处，然符合图中描绘的，只有流经木板地图发现地的花庙河。
三、木板地图的几个地名问题
经笔者考证，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中，“故东谷”在礼县古泉、圣泉、东台一带。“故西山”前已叙及，此不多言。“广堂”在礼县盐官附近，“中田”在稠泥河附近之天水市王家铺、刘坪一带，“闭”位于今天水市杨家寺乡，“山格”在礼县红河乡附近，“明溪”即礼县上杨家， “炎成”在礼县庄窠地一带。
在木板地图第一块A面中，“南田”居礼县祁山一带。“略”在渭河以南、葫芦河与西山村之间偏西地带，符合此条件之地，当为天水市新阳镇。“■”位于永川河与渭河交汇处，似为今天水市马跑泉镇。“■”在牛头河东部、渭河以北地带，当为今天水市社棠镇。
木板地图第一块A面中最重要的地名，无疑就是“邽丘”。其位于永川河西部，居于渭河与天水市平南镇之间，在新阳镇东南偏南地带。依笔者浅见，此“邽丘”当为今天水市皂郊镇。有学者言，“邽丘”为天水市区或北道埠，然后者恰居渭河之上，前者离西汉水源头过远，均与图示不符，宜谨慎待之。
四、木板地图的作者身份问题
放马滩1号秦墓共出土竹简460枚，其中一部分是甲种和乙种《日书》，另一部分为《墓主记》，《墓主记》虽仅有7枚竹简，但它却为确定墓主身份及地图绘制年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通过对《墓主记》简文校释可知，墓主丹本名樊野，曾为公孙衍门客，因在韩国地界射伤韩国贵族，被迫自杀，但其深通法术，故而未亡。后在公孙衍的帮助下，逃到秦国，终老于邽县。
在墓主丹所在的1号墓中，共有随葬器物33件，除12件日常用品外，其余为木板地图4块，竹简1卷，毛笔及笔套，算筹、木尺、木棰、木匕、木棒、木屑、木板等。其中，毛笔与竹简置于棺内，其余物品均在棺椁之间。由此可见，墓主丹是以精通地理、风水、医学和占筮数术而见长的术士。有些学者认为，随葬的木板地图是丹为官府所用的见证，其实不然。木板地图的随葬，充分证明官府不需要此类物件，而绘制木板地图的目的，就是为了看风水、占吉凶等。
五、木板地图的绘制年代问题
要确定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墓主记》提供的信息当为首要选择。查《墓主记》中共有四个时间标志，按简文顺序依次为“八年”（赤呈文时间）、“七年”（丹伤人自刺时间）、“三年”（丹复活时间）、“四年”（丹身体康复时间）。由于这几个年份未标明是自然纪年还是王公纪年，故凭此无法直接判断出丹在邽丘的大致活动时间。
既然凭《墓主记》直接判断不了木板地图的绘制年代，那只有借助于旁证。前文已提及，丹为公孙衍舍人，换句话讲，二人系同时代人物。结合《史记》、《孟子》、《韩非子》等古籍记载可知，魏国人公孙衍于秦惠文王五年（前333）在秦国，为大良造。九年（前329），张仪入秦，公孙衍与之不和，遂弃秦回到魏国。秦武王二年（前309），张仪死。“张仪已卒之后，犀首（公孙衍）入相秦。”据此可推知，公孙衍主要活动在秦惠文王时期，那么丹亦当生活在秦惠文王时期。由此亦可推知《墓主记》中的四个年份，凭逻辑关系，四个年份中的“七年”、“八年”必属秦王纪年，而“三年”和“四年”则为顺序纪年。察秦惠文王在位期间曾更元，若“七年”、“八年”同属更元前或更元后，在逻辑关系上无法讲通，但如果 “八年”在更元后，“七年”在更元前，那么年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据笔者推算，木板地图绘制年代概在秦惠文王更元元年至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24～前317）之后的一段时间，当属无误。
六、木板地图作者是否被官家起用的问题
关于丹是否被官家起用的问题，自木板地图出土以来学术界便争论不休，有些研究者所提出的其曾担任下层佐吏一说，因迄今未见任何直接证据，故舍之。从丹的墓中随葬物可以看出，除了其日常用品外，剩下的大多是阴阳行头，丝毫见不到刀笔吏之物。换句话说，丹从未在官家任职，终其一老，只倚仗“日者之术”为生，当为事实。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场景回放——丹伤人后，为免刑罚，运用法术在众人面前自刺，从而蒙蔽了众人，后在公孙衍和公孙强的帮助下，逃到秦国，辗转来到邽丘。在邽丘，丹从事占筮吉凶、鬼神禁忌活动的同时，以其巫家医术为百姓治病（当代在礼县、天水地区的某些“阴阳”亦有此术），赢得当地群众的尊敬和官家的好感，尤其是其掌握的地理测绘之术，更是获取了邽丘地方官赤的信任，并与之结成莫逆之交。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在丹的授意下，赤以公文形式郑重向上级推荐丹，上级如何应对，未见相关资料，但是从谒册（《墓主记》）被随葬来看，可知上级退回了谒册，也就是说，上级对其人不感兴趣。或许受此事件打击，在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后的不长时间，丹在绘制木板地图第三块B面时突然病倒，不久溘然长逝（可从第三块B面仅绘出山系及水系，无注文这一点看出）。丹去世后，赤出于同情，将其精心绘制的木板地图和自己的谒册予以随葬，算是对亡者的一点慰藉。
综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是先秦时期绘制水平最高的地图，其作者丹是一位“阴阳”（礼县、天水地方话，系指风水术士），未在官家担当过职务，其于秦惠文王更元元年（前324）至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绘制了木板地图，有总图有分图，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天水地区的地貌。、
［参考文献］
［1］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 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J]. 文物，1989，（2）.
［2］司马迁. 史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班固. 汉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朱熹. 孟子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张觉. 韩非子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杨天宇. 周礼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林剑鸣. 秦史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