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的家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栋老房子里，上世纪90年代的装修风格，朴素而寂静，唯有玄关处的一幅“松林”稍显浓烈。静静的松柏，月光与雪光交织，是黑龙江常见的景致，也是梁晓声对北大荒的记忆碎片。
　　从上世纪80年代的《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年轮》到如今的《知青》，30年来，他以带着温度的记忆与理想的笔调，描绘了一群极富“宿命”意味的青年，纪录了一段逝去的历史。
　　人性，是对温暖的坚守
　　梁晓声笔下的知青，有着对友情的坚守、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命运的思考，“人性”宛若暖流般蔓延在一个寒冬般的年代。而这，激起了不少观众对电视剧《知青》“过于浪漫”的质疑。
　　“这是温暖不是‘粉饰’。那种温暖是真实存在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性的体现尤为令人感动。”对此，梁晓声把自己的善良与怜悯，归结于文学的陪伴，还有岁月的沉淀。
　　1968年，未满19岁的他，背着母亲赶制的被褥，乘坐火车来到黑龙江省黑河市瑷晖县，成为当年哈尔滨市二十九中仅有的两名知青之一。整整7年，他大跨度地转换在知青班长、小学教师、团报道员、抬木工等不同角色中。
　　“完全支持不住，甚至想回山东老家插队。”1973年，由于团机关“精简机构”，身高不足1米7的梁晓声被分派到木材加工厂，担任一名抬木工。
　　8个人抬轻则五六百斤、重则一千斤的木头，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这对于长期缺乏营养的梁晓声来说，可谓“绝望”。“我吸烟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只能解解乏。”
　　束手无策之际，他给亦师亦友的兵团文艺干事崔常勇（音）写信，寄望能得到一些帮助。
　　“两个月之后，他竟出现在政治部的办公室里。”回忆起39年前的一幕，梁晓声仍然动容不已。“要知道，那段路从佳木斯过哈尔滨、嫩江，经黑河再来到团里，要走5天啊。”
　　为了此行确有成效，引起团部的重视，不是现役军人的崔干事“犯错误”地穿了一套军装。在他的帮助下，梁晓声前往哈尔滨的黑龙江出版社实习，有了半年的“喘息”时间。
　　1974年，又一位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沿着崔干事当年的路线奔赴黑河。他是复旦大学来黑龙江招生的陈老师，吸引他的，是梁晓声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的一篇小散文。
　　“我们互不认识，但那种谈话的深度，几乎就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临走前，他叮嘱我要保护自己，希望在复旦看到我。”
　　自此，梁晓声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在此后更长的岁月中，他常常反思，如果不是木材加工厂的兄弟姐妹连续两年推荐其上大学，如果不是陈老师的“千里面试”，如今，他又是谁呢？
　　在《知青》中，将“好人文化”的理念如“种牛痘”般刺种在主人公的身上，梁晓声自己也承认确实有一点理想色彩。但即使别人都这么说，他还是坚持把人性中的“温暖”传递出来。
　　“这种理想主义并不意味着我在刻意美化那个年代，而是充满着对于人性和人格的理想主义。哪怕是一个眼神，哪怕是一句悄悄的话语，它都意味着人性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暖度。”
　　时代，没有出场的主角
　　近年来，由于梁晓声对当下社会“发言”的激增，文学界评价他为“逐渐完成了由强烈的理想主义者向现实批判者的角色转变”。
　　但不曾改变的，是他右手间一只只被点燃的香烟，还有他对知青群体持久的关注。
　　“我心疼我这代人。”与“砖块”般严峻的表情相比，梁晓声的语调轻柔、细致，如同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他们的年代。
　　“知青一代在身体成长的时候挨过饿，在上学的时候赶上文革，在工作的时候被下乡，在成家立业的时候大返城，总被打回到‘一无所有’的起跑线上。”
　　自1995年创作了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年轮》后，梁晓声已有10多年未涉及知青题材。此次为《知青》开笔，激发了千百万城市青年的共鸣。
　　然而，电视剧宣传片中强调年轻人热血奋斗的场面，以及富有“青春无悔”色彩的主题曲，给观众留下了“美化知青”、“歌颂上山下乡”的印象。
　　对于这样的误解，梁晓声从不讳言，《知青》电视剧最终的呈现，是一个妥协。“有一部分人可以说自己对那段岁月无怨无悔，但相当一部分人，有权利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有怨。”
　　《知青》创作之初，梁晓声就决定用全景式的方法，将那个年代的“荒唐”呈现给观众。他跟山东影视中心提出，现实题材之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若不能得到丝毫体现，就另请他人。
　　“用影视作品表达这个内容有太多的限制。但我有一种紧迫感，得赶快有一个作品让已经忘却或一无所知的人们了解那个群体、那个年代。”
　　事实上，他愿意想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是对一个特殊群体的思考。
　　“题目虽然叫《知青》，人物众多，但是我们有一个更主要的角色，那就是时代本身。它没有姓名，我们所有人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遭遇各自的命运，演绎我们各自不同的人生。”
　　对于这个群体的理解，梁晓声认为，知青群体是在“上山下乡”与“文革”的重叠背景下产生的，知青的个体命运应溶于历史的洪流中，成为国家的一段痛苦记忆。
　　诚如他在《似梦人生》中所表达的：“与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圆似乎仍显得咄咄逼人的棱角；与下一代人并论，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经验极为丰富的成熟。又使‘知青’这唯一的资本（为时不晚的年龄）成为知青唯一的傲。此傲不无受过严峻洗礼之意味。”
　　重拾，无法割舍的情结
　　如今，63岁的梁晓声已经霜鬓皓首，待人处事少了一分冲动感性，多了一分宽厚从容，但仍然无法挣脱创作的欲望。据悉，电视剧《知青》的姐妹篇《返城年代》已拍摄完毕，将全面呈现“一无所有”的知识青年于返城后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唤起集体回忆的同时，梁晓声重拾知青题材的创作，其目的之二是想让年轻人了解历史，唤起对时代出路的思考。
　　在他看来，“文革”年代完全限制了人的物质欲望，人非常奇怪地成了似乎只有精神的动物。但在今天，人已经转变为泛物质化和泛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在社会现实中，强者通吃，适者生存，弱者忐忑，人们的心态也在失衡，成为中国当代的病人。
　　“这个时代确实过分的浮躁，浮躁到使每一个人失重。我要表达的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尚有一些青年在传递自己的温暖、思想，更何况于现在的青年。”交谈中，不难发现梁晓声围绕“知青”展开的话题，有着诊断当下“中国病”的现实意义。
　　今年8月，在应邀参加上海书展的行程中，他拒绝了所有媒体的跟随，独自拜访知青战友、木材加工厂职工刘鸿飞，以及当年的兵团女指导员许凤英，还与素昧相识的上海知青小范围聚会。
　　这样的“知青战友情”由来已久，已从知青个体扩展到对知青群体的关心。截止记者发稿，梁晓声为留守知青捐赠的图书已陆续运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垦区。
　　“在任何时代、任何群体中，都很难找到像知青这样一种关系。在同样的背景下离家，从青年到而立之年，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受苦。这种情结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是一种伴随成长的守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