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为何人？一位才高貌美然而生活不幸的社会底层妇女。江州司马为何会泪湿青衫？仕途失意的痛苦，淪落之人的惺惺相惜——当我们的解读到此结束，也许白居易会一声长叹：你们终究没有全懂我。
　　白居易还想表达什么？可以运用知人论世的手法来做深入分析。一方面，我们要知“人”——不能忽视琵琶女的自言之词。另一方面，我们要论“世”——知晓白居易的贬谪之因。当把握住这两层后，会发现：琵琶女的自叙和白居易的被贬，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暗示了唐王朝的没落；江州司马的泪光中，明明白白的是惺惺相惜，暗暗闪烁的是感时伤国。
　　主客并重的人物解读方法
　　在阅读《琵琶行》时，我们习惯于把主角确定为叙述者“我”，即诗人白居易。我们的目光追随于他，情感聚集于他。文学评论家南帆在《文学的维度》中说：“通常的阅读中，人们总是和叙述者构成了‘同谋’关系。人们将不知不觉地站在叙述者的角度上看待角色。叙述者与角色‘我’的合一将有效地俘获人们的同情之心。”其实，我们若是把琵琶女这一叙述客体的角色也拉进视野并给予足够的重视，会发现一些被忽略掉的重要信息。
　　琵琶女自叙身世：“十三学得琵琶成……妆成每被秋娘妒。”“教坊”是中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专门管理宫廷俗乐的教习和演出事宜，始建于唐高祖时。安史之乱之前，国库充盈，国家安定，皇帝为了享乐把大量艺伎征入教坊。这些艺伎由国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以自己的才艺服务于各类国家级的艺术表演。中唐以后，国家财政出现困难，宫廷不足以养活她们，只有同意她们对外营业。她们的服务对象从朝廷显贵，下放到市井阶层的巨富商贾。“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就是对这种局面的真实描绘。专为皇室服务的教坊一等才女，为了生计不得不在年轻貌美时卖艺于江湖市井，这对她而言是人生的沦落。而这沦落的背后，则是整个唐王朝经济层面的衰落。
　　琵琶女自叙家事之词为：“弟走从军阿姨死……老大嫁作商人妇。”再来看当时的社会背景：元和九年，唐宪宗对反叛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用兵，因国库窘迫，军饷不继，而《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秋，再结合“弟走从军阿姨死”一句来看，琵琶女的凄苦，表面是遇人不淑，其实质却是卑微生命面对衰落国运时的无可奈何与不能自主。
　　通过主客并重的解读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借琵琶女的自叙之词，暗暗表达了对唐王朝的忧虑。这忧虑，也化作了沉沉叹息和盈盈泪光。
　　由史及人的情感解读方法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以“论世”指研究时世。我们来看看白居易写此诗的“时世”。
　　“元和十年，余左迁九江郡司马”。左迁之因《唐才子传》有记载：“盗杀宰相（武元衡），京师汹汹。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权贵有嫌其出位，怒。”这里的“盗”指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遣的刺客。地方官员派人刺杀中央首辅，朝廷的权威和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已是岌岌可危。白居易以左拾遗之责上书言事，却触怒权贵，宪宗为息事宁人而把白居易贬官至江州，政坛的邪气和政局的混乱不言自明。而白居易向来有济世之志，“元和元年，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不过十年，国家的政治局面已衰败至此，而君王为权贵所挟。离开京都而至江州的白居易，心中的痛苦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个人仕途的失意吧！
　　这份庙堂之忧在《琵琶行》中时有显露。首先，从具体的文字上来看，小序中说“铮铮然有京都声”，琵琶曲中的京都风格让白居易动心动情，可见白居易从未忘情于京都、庙堂；“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其间旦暮闻何物……往往取酒还独倾”，浔阳城靠近庐山，依傍九江，江山胜景应该可以遣忧怀，可作者只听到杜鹃和猿的哀啼。当然有仕途失意之悲，可是再结合白居易的志向和中唐的现实，忧国之情也不能忽视。其次，我们再从人物形象上看，琵琶女也好，白居易也好，二人都是来自京师，前者是因为国家经济不振而沦落江湖，后者是因为国家政局动荡而贬谪江湖。在琵琶女的身上，白居易既看到了曾经风光今日沦落的自己，更看到了国家的窘况、卑微人物在衰退国运下的无可奈何。
　　这种庙堂之忧，我们在白居易的另一首叙事长诗《长恨歌》中看得更清楚、更明白。《长恨歌》到底是感伤诗还是讽喻诗，读者一直争论不定：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中可见作者是有感历史而讽谏当世，此诗应算讽喻诗；若从“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来看，又是对李杨二人爱情的无限惋惜，此诗应算感伤诗。
　　其实何必这么拘泥——《长恨歌》中杨玉环的个人命运不也是大唐国运由盛转衰的最好注解？讽喻与感伤，应该并存于此诗。忧时忧国的庙堂之情与感叹个人的一己之悲，向来可以完美地融合于一首诗歌之中。《长恨歌》如此，《琵琶行》如此，杜甫的《登高》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