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这个词，仅从字面上看，正像前不久香港小学生所说的：“不是太正常”。脑袋这东西毕竟不仅仅是个物理存在，也无法像一颗蘑菇一样被冲洗干净、晾好风干、装进密封罐，以待日后派上正确的用场。但是，有一部分人却孜孜不倦发展出了无穷的技艺，他们的确把人脑当作了蘑菇。
　　一个神经学研究用的是物理的方法，取名为“精神控制术”，原本是为了治疗精神疾病患者。治疗者给病人戴上耳机，再套上橄榄球头盔，使耳机牢牢绑在病人头上，耳机里不断播放某种信息。这样，大楼各处聚集着一批头戴奇怪枷锁的病人，他们无处可逃，这完全是扎米亚金或者赫胥黎小说里的场景，大概也是关于洗脑最直观的形象。
　　但人脑毕竟不是蘑菇，所以，他们要配合使用化学手段——让病人喝下数种药物，其作用融合了镇静剂和兴奋剂，无非是让人既丧失反抗意识又能保持清醒不至于昏昏睡去，因此可以被动地接受一切被灌输的信息。
　　倒并不是所有人都怀抱着要毁灭或控制他人的愿望，像书中写的，有些人热衷洗脑术，只是想攻克科学难题，或者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像他们宣称的“拯救世人”但是他们有同一种属性。关于这点，我想起乔治?奥威尔打过的比方——父亲教训孩子时会说：你再这样我就揍你，母亲则会把孩子抱在怀里眼含热泪地说，宝贝你这样对得起妈妈吗？他说，你不能说后者不比前者更专制，真正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权力欲，对后一种人来说，他们不崇尚暴力，但这些人如果有机会，都会钻进别人脑子里，控制他的想法。
　　当然另有一些人，即使没有机会，也会尽可能创造机会，比如那些最为活跃开发和运用洗脑术的利益集团。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流。上世纪50-60年代，最投入和最讲求效率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极：美国和苏联。中情局忙着开发让人不用打就什么都招的“吐实药”。这个计划叫作“朝鲜蓟”，很有点诡异的文学色彩。苏联的武器则是利用“大脑综合症”，做法很简单：让人的身体长时间处于极端状态，比如极度疲劳，或者只是让他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躺着，剥夺所有感官，甚至只是将人投进空无一物只有噪音的小房间里，几小时或者几十个小时以后，这些人将会除去大脑的武装，毫无抵抗能力。到冷战时代，东德情报人员已经把这门技术运用得出神入化，《窃听风暴》里，东德情报人员审讯疑犯，只是不准他睡觉，完全不需要严刑拷打，就顺利让人缴械投降。
　　1970年代到1980年代，政治导向开始稍稍让位于经济导向，新兴宗教运动（包括各种神秘邪教，首领们控制信徒的精神，满足权力欲的同时大量敛财）和广告公司成了洗脑巨头。他们不从身体入手，用的是更高级更可耻的外包装：散播欢乐散播爱。重金属音乐也在此列，毕竟它背后是利润丰厚的音乐产业。他们的手法是，在音乐里加入自杀的暗示，让人狂热，顺道吸金。到90年代乃至新世纪，恐怖主义与宗教联合起来，这让洗脑术终于达到了邪恶的巅峰——制成了大规模杀人武器。
　　但对于我来说，真正恐怖的还是那些日常的洗脑术，杀人于无形。而杀人者往往还舔着刀上的血说：这完全是为了你们的利益。他们忘了，我们脖子上的脑袋，毕竟还是我们自己的。
　　《梦话录》
　　钱理群 著
　　漓江出版社 2012.2
　　这是作者继《致青年朋友》之后的又一本演讲录，对象依然是青年，范围则由学校扩展到工厂，由大陆扩展到台湾。在后记中，钱理群说他的演讲所针对的，大体上是鲁迅所说的“醒着”或希望“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他发现自己这个“老理想主义者”和“新理想主义者”的心灵是相通的。在台湾，他向听众指出“鲁迅左翼”和“政党左翼”的异常复杂的缠绕关系。鲁迅与郭沫若的不同态度，标示了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根本分歧：是坚持左翼的独立立场，还是做纯粹的宣传工具？
　　《村上广播》
　　村上春树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3
　　村上春树和太太去一家高级意大利餐馆共进晚餐，庆贺结婚纪念日。邻座一对年轻男女正亲热地说着话，满脸幸福。凭小说家的直觉，村上估计他们很快就要约会，“然而，被那种约会镶着金边的美妙氛围，在第一道菜上来时彻底烟消云散了——男方发出刺耳的声音‘吱溜溜’把通心粉送进喉咙，那的的确确是惊天动地的声音，地狱之门打开或关上的声音！听得我浑身僵挺，我太太浑身僵挺，……对面座位的女性也已浑身冻僵……惟独作为当事人的男子无动于衷，兀自‘吱溜吱溜’啜吸通心粉，一副万分幸福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