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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和改造国民性格，是“五四”时期的主要课题。一批思想先驱者在探索中国 落后之因的过 程中，最后，不期然地均将思维聚焦在国民人格的病态上。梁启超认为：中国所以贫弱不振，是因为中国人“愚陋、怯弱、涣散、混浊”素质太差。陈独秀目睹政府腐败，人民愚昧、懒惰种利情状，绝望之余，甚至这般说过：如果殖民统治能以法律统治中国，那么中国即使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也未必就是不幸。语气间，浸淫着无限的悲痛和沉郁。胡适探究救国之途的结论是：“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鲁迅先生早就敏锐地察觉到：国民人格的病态，乃是中国危机的核心，改造国民性才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本。鲁迅先生十分担心中国人要被从“世界人”中挤出。这种深广的忧患凝成了对阿0形象的刻画，使国人在阿Q的诸种行状中，反观到自身的人格缺失，达到疗救之鹄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传统的人格定势亦日显其负性效应。改革中出现的诸种弊端昭明：如果不对传统人格结构来一番剧烈的解组和重铸，那么，一切美好的设想都将变成一纸永远无法兑现的支票。时代，在呼唤着现代人格。
建构现代人格，首先得弄清中国人的传统人格是什么？其病态和缺失何在？由何缘起？现代人格的模塑坐标及其实现途径？等等。王润生的《我们性格中的悲剧》对此作了开拓性一的尝试。(以下简称《悲剧》)
国民人格的文化透视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格，在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中初露端倪。弗洛伊德力图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剖析人类心理的发展。这一思维指向为尔后的文化人类学家启迪了研究的通途。马林诺夫斯基以验证、评判弗洛伊德的学说为契机，创立了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学派。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Benidict，K)和玛格丽特·米德(Mead)开始以人格和文化变迁为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现场研究，力图揭示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决定作用。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格，不应忽略人格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否则，将可能导致在拆除本能力量决定人格特质的同时，又描绘一部新的神话。“让人以为文化在使役人类。”(斯普拉德利语)并且，不应对文化仅作狭隘的理解。文化，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应包括物质层、制度层和心理层。如果说物质层和制度层文化模铸了某一特定人格，那么，这一特定人格将会通过其投射系统(语言、思维方式、文学艺术、信仰系统等等)反作用于前两种文化。人格的能动作用在于：人格的变迁为社会—文化变迁提供动力和方向。
在特定文化背景中考究国民人格，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原则。用一种模型来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格特质，往往失之谬误。如果我们很方便地采用国外的人格解释模型，结果往往是用“事实”佐证了外国理论的“正确性”，却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格之真实。
譬如，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固然有跨文化性，然而，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件事可能引发相殊的情绪体验。对于成功，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体验就有所不同。美国人面对成功大多是愉快感，因为成功是他能力的表证。而中国人对成功的体验，愉快中属杂着惧怕、鹤立鸡群就意味着游离群体而构成威胁。“木秀于林，风必催之”。于此，我们就不难想见，谦恭、“夹起尾巴做人”为何成为中国人有效的处世之道的原因了。
美籍华裔学者许烛光(Hsu，Fra－nsisL.K)从文化模式探究中国与美国的人格行为的差异。他认为：西方文化的模式，鼓励个人为自己着想、自己作决定、解决自己的问题、发现自我。即使他生活于富贵之家，有着较他人更易成功的机会，但是他仍被假定得依赖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而依照东方文化模式，个人是被要求去使他的长辈愉悦，恪守习俗，并且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即使他几经艰难，赤手空拳的闯出一番事业，他仍需承认他父母的指引和祖上所积的阴德才是他成功的基础，否则别人将骂他不是人。
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应从实际观察中国人的人格做起。不要在已经架空现实的抽象层次上看问题，务必先从对中国人的人格作切实观察及描述后，再去建构本土人格解释模型。譬如：西方分配制度中的“公正原则”推行到中国社会，也许会走样。在西方人看来，报酬的分配与各人贡献大小成比例，这样，参与分配的人才会感到公平。而在中国，情况却比较复杂。如果我做得多，你做得少，那我就主张报酬平分；要是我做得少，你做得多，我就赞成按贡献的比例来分。在熟人圈子里，我们强调“做人”，强调分配时不要伤了感情。“宁可自己吃亏，不占别人便宜。”中国式的人情和处世之道，会妨碍“公正原则”的贯彻。又譬如：西方的“成就动机”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人寒窗苦读、囊萤映雪的苦干精神。然而，如果明了个人性的成就动机有别于社会性的成就动机的话，对此也就不至困惑了。
风俗野史、神话寓言、民间传说、音乐绘画等犹如历史的全息摄影，有助于我们体认中国人真实的人格画面。古典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金瓶梅》的众多人物、鲁迅小说中的阿0、样林嫂，乃至于几笔勾勒出来的孔乙己等，都是中国传统人格的镜子。
我国学者在探究中国人的心态和人格时，往往在正统文化(四书五经)中寻找立论的依据，忽视了传统文化设计的理想人格与实有人格的间距，以及理想人格与实有人格之间可能存在或互动或强化或扭曲或消融的情形。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难与人们真实的体验合拍。鲁迅先生除了谙熟四书五经、名诗选集以及正统史书外，还大量阅读了“非正统”的著作——笔记小说、俗文学、道家的经典及注解，稗官野史、地方志等。这些知识使他在透视有关文化和社会政治问题时能超越狭隘的被粉饰的正统观念而逼近真实。这一背景对鲁迅成长为“民族魂”是大有助益的。
从文化(尤其俗文化)的角度透视国民人格，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在经验描述的基础上，抽衍一些基本假定，建构本土人格解释模型。以此方法来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可望获得良好的成效。
理想人格与实有人格
理想人格是时代精神的凝聚，历代的思想家肩负着理想人格设计的使命并身体力行之，在人类精神的发展进程中，树起了一块块界碑。理想人格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特殊功能提升和矫正着实有人格。当理想人格设计服务于某种实际需要而成为脱离现实的抽象时，那么，这种理想人格设计不仅不能体现时代精神，反倒萎缩其应有功能而成为社会进步和个体人格发展的负性力量。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重理想人格设计。儒家以性善为出发点，倡导人人努力成德成圣的理想人格，无见于负面人性的结果，漠视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实有人格，成了永远还原不到现实中的理想主义。
理想人格与实有人格的间距往往是很大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知书识礼”的士子，未必都是如《论语》中所赞誉的坦荡荡的君子，倒不乏《儒林外史》中所描绘的那种满肚子鬼气的酸儒。据云：著名新儒家熊十力先生在看了《儒林外史》后，曾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很多自己身上的东西。
儒家为了推行其理想人格，建立了相应的社会赏罚机制。如：政治上的举孝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社会舆论上的众口铄金等。为了地位、面子和利益，人们争相效仿理想人格，力有不逮之余，自欺欺人也就滋生。致使我们写日记时，也往往不自觉地文饰一番。也许潜意识中萌动着这样的意念：有朝一日，象雷锋、张海迪等的日记一样，公诸报端，以示自己的纯洁和高尚。这种自欺和骗慰的心态，造成国人不敢直面自我，逃避自我的意向。
中国旧文人的清高和相轻其心理根源，即受内化了的理想人格的毒害。中国文人从小读四书五经、耳濡目染的都是圣人之言，什么中正盛美呀，任重道远呀，舍身取义呀……等等，久而久之，便不自觉地以书本上所描绘的理想人格自居。而环顾左右，都是活生生的、有欲望、有烦恼、汲汲自营的感性人。相形之下，自然也就清高起来，对其它文人亦免不了“相轻”。
在中国传统社会，被粉饰的现实与真实的现实反差甚巨。胡适先生曾犀利地指出过：正统文献所张扬的忠、孝、仁、爱等，只是一些空词而已。能表明中国传统特色的是中国“独有的宝贝”：“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我们不是以“礼义之邦”，道德吕达夸耀于世吗？然而，历史上公正毁弃、邪恶盛行、歹徒张狂、贤人被压的例证却不胜枚举。抽离了公正平等的道德，成了少数统治者制控人们的工具。导致道德(三纲五常、三达德、八纲目、三从四德等)越昌达，自我萎缩越甚、越流于不道德(如泛文化的虚伪和对人性的摧毁)。我们不是津津乐道于重感情、人情味浓吗？然而，揭开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不难发现：人情味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存在。在非血缘关系和非熟人的情境中，却是难得有一点侧隐之心的。情感工具化的现象却遍布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在传统社会，“人情”有特定的内涵。人情就是人和人的亲疏厚薄、浅深恩怨，贫贱富贵。一部《金瓶梅》就是围绕着冷、热、真、假四个字做文章的。世情的冷热，是由富贵贫贱所决定的，富贵则人人趋奉，这是热；贫贱则人人冷淡，这是冷。真假是指父子、兄弟这些伦常关系的真假。父子、兄弟等伦常关系本来是不能假的，但是因为冷热的缘故，却可以颠倒真假。《史记》载：廉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红楼梦》云：“外面这些趋炎奉势的亲戚朋友，先前贾家有事，都远避不来。今贾政袭职，知圣眷尚好，大家都来贺喜。”可见，这些“温情厚谊”，是何等的功利和炎凉。
有鉴于此，《悲剧》的作者敏锐地觉察到理想人格与应有人格的间距；认为热衷于在书斋里从字面上去寻找传统国民人格特质是方法上的迷误。“字面上的文化往往只是文化之花而不是文化之果，艳丽夺目的花朵所结的果实也有可能是酸涩的。”(第27页)从大众文化(现实例证、野史民俗、文学艺术等)去描述中国人的实有人格，也许更富于可信性。而“理想人格设计的现实起点是实有人格，只有把握了实有人格，才有可能了解实有人格与理想人格的差距，才有可能确定人格改造的重点，同时也才有可能分析和论证在现实中提倡理想人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29页)这一论点对我们研究国民人格是很有启发的。
现代人格的构建
我们对国民人格的剖析和溯因，目的在于现代人格的建构和呼唤。
现代人格是对应于现代社会特点的众多行为意向和态度的整合，单一的行为方式和偶然的心理取向不可能全面反映现代人格结构。西方现代人格设计是建立在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的。如奥尔波特成熟人格设计、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者、罗杰斯的功能充分发挥者等等。这些现代人格设计是我们有效的参照系。然而，借鉴中要取审慎的态度。西方的一些人格设计，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似乎太超前。如马斯洛的高峰体验，对我们中国人格来说不无“奢侈”的意味。
我们的现代人格建构，首先得明了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改革中的中国社会所呈现的特性(如政治、经济、文化、大众传播、人际关系等)和终极价值目标是什么。二是中国传统人格结构在现代社会中的正负效应如何，其病态和缺失何在，哪些是必须砍削的，哪些是可以转换成为现代社会发展动力的。
确立人格评判坐标是甚为困难的。孤立地评判某种性格特质的优劣，每有失之简单化之虞。“同一种性格特征，是好是坏，那得看它同什么样的环境(制度、体制、管理模式)相嫁接。”(《悲剧》第213—214页)基于这种思考，《悲剧》作者提出对特定国民性格应采取两种完全不同而又同样有效的原则，一是通过改造国民性格来适应某种于现代化有益的社会体制，二是通过更新设计某种于现代化有益的体制来顺应既成的国民性格。
我们每个人都胶固着传统人格定势。这些人格定势已构成改革开放和模塑现代人格的阻抑力量。我们必须体察传统人格的病态和缺失，开具矫治之方。针对传统人格社会取向和崇古取向的特质，我们在现代人格建构中，要弘扬主体意识，重铸组织化自我，变他律取向为内控取向，不需要依据权威来获取安全感；同时尊重他人的人格，能欣赏具有不同特点的人；在无规可循的境况中，具有较强的价值分析和抉择的能力，有较强的社会公正意识。针对传统人格的静态取向，我们要模塑主动求变、乐于变迁的心态、公平和竞争意识，面向经验开放，不惧怕危机，善于在无序中寻找有序的途径。针对国民人格中情感内向、拘谨的特质，我们要致力于培植活跃、开朗、进取、适应功能良好的情感方式。高移情能力，能将负性情绪，如焦虑、压力、忧郁等化合为提升人格的动力，具备较强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从传统人格到现代人格的转换，是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每个中国人面对现代社会的冲撞，都不无惨烈的体验。认识自我固然不易，而分裂自我、重组自我尤其维艰。时代在注目当代中国人，是退回到传统人格的硬壳中去安享死寂的平宁，还是以悲剧精神挺立起现代人的人格，历史，在静候着我们的回答！
(《我们性格中的悲剧》，王润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第一版，1.60元)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传统的人格定势亦日显其负性效应。改革中出现的诸种弊端昭明：如果不对传统人格结构来一番剧烈的解组和重铸，那么，一切美好的设想都将变成一纸永远无法兑现的支票。时代，在呼唤着现代人格。
建构现代人格，首先得弄清中国人的传统人格是什么？其病态和缺失何在？由何缘起？现代人格的模塑坐标及其实现途径？等等。王润生的《我们性格中的悲剧》对此作了开拓性一的尝试。(以下简称《悲剧》)
国民人格的文化透视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格，在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中初露端倪。弗洛伊德力图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剖析人类心理的发展。这一思维指向为尔后的文化人类学家启迪了研究的通途。马林诺夫斯基以验证、评判弗洛伊德的学说为契机，创立了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学派。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Benidict，K)和玛格丽特·米德(Mead)开始以人格和文化变迁为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现场研究，力图揭示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决定作用。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格，不应忽略人格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否则，将可能导致在拆除本能力量决定人格特质的同时，又描绘一部新的神话。“让人以为文化在使役人类。”(斯普拉德利语)并且，不应对文化仅作狭隘的理解。文化，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应包括物质层、制度层和心理层。如果说物质层和制度层文化模铸了某一特定人格，那么，这一特定人格将会通过其投射系统(语言、思维方式、文学艺术、信仰系统等等)反作用于前两种文化。人格的能动作用在于：人格的变迁为社会—文化变迁提供动力和方向。
在特定文化背景中考究国民人格，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原则。用一种模型来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格特质，往往失之谬误。如果我们很方便地采用国外的人格解释模型，结果往往是用“事实”佐证了外国理论的“正确性”，却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格之真实。
譬如，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固然有跨文化性，然而，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件事可能引发相殊的情绪体验。对于成功，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体验就有所不同。美国人面对成功大多是愉快感，因为成功是他能力的表证。而中国人对成功的体验，愉快中属杂着惧怕、鹤立鸡群就意味着游离群体而构成威胁。“木秀于林，风必催之”。于此，我们就不难想见，谦恭、“夹起尾巴做人”为何成为中国人有效的处世之道的原因了。
美籍华裔学者许烛光(Hsu，Fra－nsisL.K)从文化模式探究中国与美国的人格行为的差异。他认为：西方文化的模式，鼓励个人为自己着想、自己作决定、解决自己的问题、发现自我。即使他生活于富贵之家，有着较他人更易成功的机会，但是他仍被假定得依赖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而依照东方文化模式，个人是被要求去使他的长辈愉悦，恪守习俗，并且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即使他几经艰难，赤手空拳的闯出一番事业，他仍需承认他父母的指引和祖上所积的阴德才是他成功的基础，否则别人将骂他不是人。
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应从实际观察中国人的人格做起。不要在已经架空现实的抽象层次上看问题，务必先从对中国人的人格作切实观察及描述后，再去建构本土人格解释模型。譬如：西方分配制度中的“公正原则”推行到中国社会，也许会走样。在西方人看来，报酬的分配与各人贡献大小成比例，这样，参与分配的人才会感到公平。而在中国，情况却比较复杂。如果我做得多，你做得少，那我就主张报酬平分；要是我做得少，你做得多，我就赞成按贡献的比例来分。在熟人圈子里，我们强调“做人”，强调分配时不要伤了感情。“宁可自己吃亏，不占别人便宜。”中国式的人情和处世之道，会妨碍“公正原则”的贯彻。又譬如：西方的“成就动机”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人寒窗苦读、囊萤映雪的苦干精神。然而，如果明了个人性的成就动机有别于社会性的成就动机的话，对此也就不至困惑了。
风俗野史、神话寓言、民间传说、音乐绘画等犹如历史的全息摄影，有助于我们体认中国人真实的人格画面。古典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金瓶梅》的众多人物、鲁迅小说中的阿0、样林嫂，乃至于几笔勾勒出来的孔乙己等，都是中国传统人格的镜子。
我国学者在探究中国人的心态和人格时，往往在正统文化(四书五经)中寻找立论的依据，忽视了传统文化设计的理想人格与实有人格的间距，以及理想人格与实有人格之间可能存在或互动或强化或扭曲或消融的情形。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难与人们真实的体验合拍。鲁迅先生除了谙熟四书五经、名诗选集以及正统史书外，还大量阅读了“非正统”的著作——笔记小说、俗文学、道家的经典及注解，稗官野史、地方志等。这些知识使他在透视有关文化和社会政治问题时能超越狭隘的被粉饰的正统观念而逼近真实。这一背景对鲁迅成长为“民族魂”是大有助益的。
从文化(尤其俗文化)的角度透视国民人格，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在经验描述的基础上，抽衍一些基本假定，建构本土人格解释模型。以此方法来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可望获得良好的成效。
理想人格与实有人格
理想人格是时代精神的凝聚，历代的思想家肩负着理想人格设计的使命并身体力行之，在人类精神的发展进程中，树起了一块块界碑。理想人格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特殊功能提升和矫正着实有人格。当理想人格设计服务于某种实际需要而成为脱离现实的抽象时，那么，这种理想人格设计不仅不能体现时代精神，反倒萎缩其应有功能而成为社会进步和个体人格发展的负性力量。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重理想人格设计。儒家以性善为出发点，倡导人人努力成德成圣的理想人格，无见于负面人性的结果，漠视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实有人格，成了永远还原不到现实中的理想主义。
理想人格与实有人格的间距往往是很大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知书识礼”的士子，未必都是如《论语》中所赞誉的坦荡荡的君子，倒不乏《儒林外史》中所描绘的那种满肚子鬼气的酸儒。据云：著名新儒家熊十力先生在看了《儒林外史》后，曾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很多自己身上的东西。
儒家为了推行其理想人格，建立了相应的社会赏罚机制。如：政治上的举孝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社会舆论上的众口铄金等。为了地位、面子和利益，人们争相效仿理想人格，力有不逮之余，自欺欺人也就滋生。致使我们写日记时，也往往不自觉地文饰一番。也许潜意识中萌动着这样的意念：有朝一日，象雷锋、张海迪等的日记一样，公诸报端，以示自己的纯洁和高尚。这种自欺和骗慰的心态，造成国人不敢直面自我，逃避自我的意向。
中国旧文人的清高和相轻其心理根源，即受内化了的理想人格的毒害。中国文人从小读四书五经、耳濡目染的都是圣人之言，什么中正盛美呀，任重道远呀，舍身取义呀……等等，久而久之，便不自觉地以书本上所描绘的理想人格自居。而环顾左右，都是活生生的、有欲望、有烦恼、汲汲自营的感性人。相形之下，自然也就清高起来，对其它文人亦免不了“相轻”。
在中国传统社会，被粉饰的现实与真实的现实反差甚巨。胡适先生曾犀利地指出过：正统文献所张扬的忠、孝、仁、爱等，只是一些空词而已。能表明中国传统特色的是中国“独有的宝贝”：“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我们不是以“礼义之邦”，道德吕达夸耀于世吗？然而，历史上公正毁弃、邪恶盛行、歹徒张狂、贤人被压的例证却不胜枚举。抽离了公正平等的道德，成了少数统治者制控人们的工具。导致道德(三纲五常、三达德、八纲目、三从四德等)越昌达，自我萎缩越甚、越流于不道德(如泛文化的虚伪和对人性的摧毁)。我们不是津津乐道于重感情、人情味浓吗？然而，揭开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不难发现：人情味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存在。在非血缘关系和非熟人的情境中，却是难得有一点侧隐之心的。情感工具化的现象却遍布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在传统社会，“人情”有特定的内涵。人情就是人和人的亲疏厚薄、浅深恩怨，贫贱富贵。一部《金瓶梅》就是围绕着冷、热、真、假四个字做文章的。世情的冷热，是由富贵贫贱所决定的，富贵则人人趋奉，这是热；贫贱则人人冷淡，这是冷。真假是指父子、兄弟这些伦常关系的真假。父子、兄弟等伦常关系本来是不能假的，但是因为冷热的缘故，却可以颠倒真假。《史记》载：廉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红楼梦》云：“外面这些趋炎奉势的亲戚朋友，先前贾家有事，都远避不来。今贾政袭职，知圣眷尚好，大家都来贺喜。”可见，这些“温情厚谊”，是何等的功利和炎凉。
有鉴于此，《悲剧》的作者敏锐地觉察到理想人格与应有人格的间距；认为热衷于在书斋里从字面上去寻找传统国民人格特质是方法上的迷误。“字面上的文化往往只是文化之花而不是文化之果，艳丽夺目的花朵所结的果实也有可能是酸涩的。”(第27页)从大众文化(现实例证、野史民俗、文学艺术等)去描述中国人的实有人格，也许更富于可信性。而“理想人格设计的现实起点是实有人格，只有把握了实有人格，才有可能了解实有人格与理想人格的差距，才有可能确定人格改造的重点，同时也才有可能分析和论证在现实中提倡理想人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29页)这一论点对我们研究国民人格是很有启发的。
现代人格的构建
我们对国民人格的剖析和溯因，目的在于现代人格的建构和呼唤。
现代人格是对应于现代社会特点的众多行为意向和态度的整合，单一的行为方式和偶然的心理取向不可能全面反映现代人格结构。西方现代人格设计是建立在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的。如奥尔波特成熟人格设计、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者、罗杰斯的功能充分发挥者等等。这些现代人格设计是我们有效的参照系。然而，借鉴中要取审慎的态度。西方的一些人格设计，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似乎太超前。如马斯洛的高峰体验，对我们中国人格来说不无“奢侈”的意味。
我们的现代人格建构，首先得明了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改革中的中国社会所呈现的特性(如政治、经济、文化、大众传播、人际关系等)和终极价值目标是什么。二是中国传统人格结构在现代社会中的正负效应如何，其病态和缺失何在，哪些是必须砍削的，哪些是可以转换成为现代社会发展动力的。
确立人格评判坐标是甚为困难的。孤立地评判某种性格特质的优劣，每有失之简单化之虞。“同一种性格特征，是好是坏，那得看它同什么样的环境(制度、体制、管理模式)相嫁接。”(《悲剧》第213—214页)基于这种思考，《悲剧》作者提出对特定国民性格应采取两种完全不同而又同样有效的原则，一是通过改造国民性格来适应某种于现代化有益的社会体制，二是通过更新设计某种于现代化有益的体制来顺应既成的国民性格。
我们每个人都胶固着传统人格定势。这些人格定势已构成改革开放和模塑现代人格的阻抑力量。我们必须体察传统人格的病态和缺失，开具矫治之方。针对传统人格社会取向和崇古取向的特质，我们在现代人格建构中，要弘扬主体意识，重铸组织化自我，变他律取向为内控取向，不需要依据权威来获取安全感；同时尊重他人的人格，能欣赏具有不同特点的人；在无规可循的境况中，具有较强的价值分析和抉择的能力，有较强的社会公正意识。针对传统人格的静态取向，我们要模塑主动求变、乐于变迁的心态、公平和竞争意识，面向经验开放，不惧怕危机，善于在无序中寻找有序的途径。针对国民人格中情感内向、拘谨的特质，我们要致力于培植活跃、开朗、进取、适应功能良好的情感方式。高移情能力，能将负性情绪，如焦虑、压力、忧郁等化合为提升人格的动力，具备较强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从传统人格到现代人格的转换，是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每个中国人面对现代社会的冲撞，都不无惨烈的体验。认识自我固然不易，而分裂自我、重组自我尤其维艰。时代在注目当代中国人，是退回到传统人格的硬壳中去安享死寂的平宁，还是以悲剧精神挺立起现代人的人格，历史，在静候着我们的回答！
(《我们性格中的悲剧》，王润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第一版，1.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