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写声音之至文:惊天.移人.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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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唐时代韩愈、白居易、李贺的三首音乐诗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韩诗惊天动地,如天风海雨;白诗移人情性,如涓涓细泉:李诗想象瑰丽,能注鬼神。在创作方法上,韩诗听声类形,吸取古代文化精华,以琴写心;白诗“用常得奇”,采用叙述与描写相结合,具有传奇色彩;李诗运用意识流手法,奇诡诙谲,具有浪漫主义色彩。韩诗中的文化复古精神、白诗中的传奇故事和李诗中的精彩语言对后代诗歌、戏剧、小说等均有辐射影响。
  关键词 中唐 三首音乐诗 创作方法 影响
  
  唐代音乐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中唐元和时期的三位重要诗人或忠而遭贬,或忧惧交战于心,或因沉沦下僚而愤闷,于是借描写音乐将这种复杂的人生感慨抒发出来。其中最为后世称道的三首音乐诗就是那个时代音乐的代表。这就是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
  
  一、三首音乐诗独具魅力的艺术造诣
  
  方世举《李长吉诗集批注》中说:“白香山江上琵琶。韩退之颖师琴,李长吉李凭箜篌,皆摹写声音至文。韩诗足以惊天,李诗足以泣鬼,白诗足以移人。”从创作时间上看,三首诗均出现在元和年问。韩诗作于元和十一年。当时韩愈遭到打击被贬官,因此借听颖师弹琴来表达复杂的人生感受。白诗也作于元和十一年,是他贬为江州司马的第二年,此时作者心中苦闷,有一天巧遇曾经红盛一时而今却流浪江湖的琵琶女。倾听了她曲调凄凉的琵琶乐后,顿生身世之感。具有深沉的昔盛今衰的历史感。李诗大约作于元和六年至八年间。当时李贺在长安任奉礼郎,强烈的苦闷需要虚幻的安慰,故他在欣赏李凭的箜篌妙音时,展开他凄丽而壮阔的想象。刻画了一个神奇瑰丽的童话般的世界。这说明:神奇作品的诞生是作家人生经历在艺术中的反映。而艺术又能消融化解人生的苦难,使激荡冲突的心灵得到慰藉。
  (一)韩诗:惊天动地,如天风海雨气势逼人
  韩愈《听颖师弹琴》原文如下: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韩诗一向注重气势惊人,雄直奔放是其主体风格。这首诗写诗人听颖师弹琴的感受,写自己在琴声俨如冰炭对立的低沉细腻和划然轩昂的两种音乐情感的摩荡冲突中,泪湿衣襟不堪承受的心理状态。诗人善于把抽象的音乐艺术转化为其体的视觉形象,以增强感染力和引发读者的想象。如用儿女之间斗气的昵昵之声,写琴声的细腻低沉。突然间。琴调变得高昂,象勇士气慨非凡、威武雄壮地奔赴战场,激起冲荡决裂之声,大音磅礴:正在沸腾奔涌之际。又出现音域宽广的悠远乐声。如柳絮飞扬在辽阔的太空,随风闲荡,令人神迷:忽然之间,一声尖亮灿烂的鸣叫,划破了平静,是百鸟争喧中,出现了凤凰清脆激越之声,声丽晴空。接着这凤凰的叫声越来越高,盘旋直上九天云霄,仿佛高到再也不能上攀了,听者心里因琴声的导引而寻求那令人惊恐又神动的巅峰。高度紧张。浑身如绷紧的琴弦,难于喘息。而正在这时,忽然一落千丈,一个巨大的滑音,从高八度的音区一下跌入低八度音区的深渊,心灵平衡被打破,使人情感失控,泪沾衣襟。读韩诗除了感受到诗人情绪如汹涌波涛的变化之外,还能感受到天风海雨般逼人的声潮的巨大气势和乐调的神秘莫测。
  (二)白诗:移人情性,如涓涓细泉沁人心脾。
  白居易《琵琶行》中描写音乐的诗句有: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大弦嘻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舟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
  这段音乐描写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音乐史上都很有名。诗人运用多种贴切的比喻。又通过各种对比的相互映衬,摹写各种声调意境及艺术效果。这首诗不仅写有声的效果,还写了无声的效果。如“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前两句用无声衬托有声,写有声留下的效果,以致无声时,还让人感到有幽愁的暗恨:后两句写东船西舫的人们由于都沉浸在音乐美妙的境界里,等到乐声结束了,这才发现一轮皎洁的明月正倒映在江心,荡漾着潋滟的白光。写月色中无声的静正是为了反衬音乐的艺术力量沁人心脾。在运用比喻方面,白诗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构成比喻,与李贺的诗运用超现实的事物作比显然异趣。白诗是“用常得奇”。一连串的比喻,不仅精彩确切而且复杂多变,从横的方面,用急雨、私语、大珠小珠(落玉盘)。写出乐声交响错杂,音色美妙:从纵的方面。由问关莺语的柔滑圆润,到泉流冰下的艰难冷涩。从银瓶乍破、刀枪齐鸣,到声如裂帛,有步骤地写出音调的变化发展和完整的音乐过程。最后通过诗人对乐声情感和琵琶女昔盛今衰、天涯沦落命运的双重理解,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喟叹。这是人处于惨淡悲境中心与心的最温馨的慰藉,也是乐声与诗情交融的升华。总之,白诗不仅写出了声而且道出了情,刻画了精彩生动的场面,比起韩愈、李贺的音乐描写,更让人有一种亲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取得了移人性情的艺术效果,有如一股涓涓细泉。给人以恬静平和的心灵安慰。
  (三)李诗:想象瑰丽,神奇幽渺,能泣鬼神
  李贺《李凭箜篌引》原文如下: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湘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李贺的诗歌在意象选择、意境创造方面与韩诗有重要区别,与白诗更是异趣。这首诗既不象韩诗那样突出主观情绪的激烈冲荡,也不象白诗那样着重描写弹奏过程和场面气氛。甚至将弹奏者的情态、技巧等一切因素皆省略,只着重刻画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神幻世界,他注重音乐的感染力和穿透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深秋季节,在长安皇宫,展开了一场动人的演奏。这箜篌之声使空山的白云凝滞不动,它融化了京城上空的凛冽寒意。它直上云天,“石破天惊”的震响,让秋雨从天空的破缝中渗透下来,它让湘水女神和秋霜之神啼哭忧愁,使老鱼和瘦蛟在深潭中翩翩起舞。它还传遍月宫,缠绵的音调让吴刚忧愁失眠,使玉免露湿毛衣……等等,这些想象的神奇意象和画面,包含着一个个与音乐有关 的传说故事,只要细细品味,就能感受到诗歌意境的虚幻缥渺。但这些表现音乐效果的视觉形象与音乐形象之间的距离很大,不象白诗那样贴切,而是表现出一种鬼域般的神话世界,可谓“泣鬼神”。李贺喜欢运用华丽的辞藻来装饰,显得含蓄蕴藉、凄艳壮丽:又讲究动词锤炼,既整饬凝重,又显刻意雕琢之美。
  
  二、三首音乐诗创作方法区别及其在后代的影响
  
  在创作方法上,三位诗人表现出不同的艺术创辟和价值取向。韩诗汲取古代文化典籍,以琴写心,起调突兀,对时间地点演奏场景氛围等都不作交代,直接描写声音,但结尾却运用议论,整首诗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采用昕声类形的方法,而颖师的举止情态均省略,给人以神龙藏头缩尾的神秘感。这样就将琴声最重要的感染力表现出来了。
  白居易的《琵琶行》不是一首纯音乐诗,他虚构了 个故事,而这个故事暗含双线:一条是琵琶女因年长色衰不得不嫁给商人作妇,又因安史之乱,她不得不流寓到江南谋生。琵琶女在某种意义上已融汇了时代由盛转衰的内含,又概括了一种普遍的人生际遇。另一条线索是诗人因忠谏而遭贬,兼济天下之志成空,只有走进独善其身的心灵小阁。两者均属不同层面的天涯论落,因此借一曲琵琶音乐的相互理解而达到情感的沟通,从而达到心灵的相互慰藉。音乐的描写是绾结双线的纽带,运用描写与叙事的紧密结合,将现实的境界、音乐描写与人生悲欢交织在一起,具有那个特定时代的传奇色彩,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如果说韩、白两诗还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那么李诗则明显具有浪漫主义特色。运用神奇想象,虚构神话的音乐境界,仙女霜神老鱼瘦蛟,尽通乐性,均受感染。然而纵观全诗,又无处不寄托着诗人的情思,表达了他对乐曲的感受和评价。这就使外在的形象与内在情思融为一体。李贺采取意识流的描写手法,构建了一个可供阐释和联想的艺术空间,既浑融包裹又发散无边,具有悠然不尽的审美意味。
  对后代影响方面,三者以不同方式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韩诗中的文化内涵得到挖掘。据胡仔《苕溪渔隐词话》,这首诗由于欧阳修的一句戏言,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历跨数代的争论,由宋人对琴声(乐器问题)演变为清人对琴理的探讨。这其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开始认为是琴诗,后受欧公的影响,却同意了听琵琶说,并将此诗改编成一首《水调歌头》的琵琶词。这说明唐宋古文运动的大家们都有一缕复古的文化精神息息相通。
  白居易《琵琶行》能代表其最高艺术成就。清代赵翼说:“即无全集,而二诗(指《琵琶行》和《长恨歌》)已自不朽。”这首诗对后代的影响除了其概括“天涯沦落”者共同的心态之外,主要表现在对其中叙述的情节有兴趣,被元代杂剧家改变成戏剧。这说明白诗的影响巨大。不仅语言、意境为人们钟爱,而且诗中的人物、故事对通俗文学产生了深远的文化辐射。
  李贺的诗由于奇谲诡怪,后人难以摹拟,其影响仅在于艺术方面,其瑰丽的想象和意识流表现手法产生了影响,象“石破天惊”已化为成语,启迪了诗人的艺术想象。
  
  三、通感的运用:一个关于三首诗优劣的话题
  
  钱钟书认为:白诗只是把各种事物所发出的声音(如雨声、私语声、珠落玉盘、间关莺语、幽咽水声)来比方琵琶声,并非说琵琶的大弦、小弦各种声音“令人心想”这样那样的“形状”,他只是从听觉到听觉的联系,并非把听觉沟通于视觉。而韩诗中描写的“划然变轩昂,……失势一落千丈强”那才是“听声类形”,把听觉转化为视觉了。通过白诗与韩诗的对比,突出了韩诗的艺术创造,贬低了白诗的艺术价值。我认为,不能仅凭通感来评论优劣。显然白居易如果按韩愈那种写法,取形象的随意性与音乐形象相比,那就使读者不易把握琵琶女所弹奏的音乐形象,更难于体会乐曲中的身世之感。如果白居易像李贺那样用神话意象来描写,则与白诗平易朴实的风格不协调。用通感来写当然好。如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用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来比喻荷花袅袅的清香,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但白诗这样写同样达到了“移人情性”的艺术效果。艺术的生命虽然在于新奇创意,但为了适合描述对象,其途径的选择应该是多向的,这样才能保证艺术百花园里永葆五彩缤纷的春天。
  总之,这三首诗均属中唐时代文化土壤中最奇异的艺术之花,以各自鲜明独特的个性和精湛的表达永远辉映在音乐艺术的天空,具有穿透时空指向未来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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