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专业学科在它的草创阶段,必然要出现一些关于方法论的问题,例如演绎或归纳,由抽象到具体或由具体到抽象之类的争议。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年青的学科,碰到某些有关方法论方面的歧见是不足为奇的。自本世纪六十年中期以来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即出现了一些关于方法论方面的不同意见,虽未展开激烈的争论,到八十年代仍萦绕于部分同志的脑海之中。这类歧见,与一般学科的方法论的争论又有所不同,例如本学科应采取怎样的体系来表述,是否采用古今或中西的对比分析和所谓“把古人思想现代化”问题。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还不完全是方法论性质的问题,而是基于学科本身的特点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尚未适当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工具所造成的歧见。这类歧见最早出现在中国哲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面,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出现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受它们的影响。但在哲学方面经过一番争论后,歧见似已消除,历史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逐渐淡漠,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这类歧见虽已大致得到解决,但尚未彻底消除,故进一步加以澄清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