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思想家通常用王道与霸道来概括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就儒家的立场来说，“王道”是以仁义治天下，强调以德服人；相反，凭借权势以武力来纠合诸侯，或者利用刑罚来统治，就是“霸道”。
　　“王道”与“霸道”之别，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两种既相互对立而又前后相继的政治形态。“王道”是西周开国统治者文、武、周、召建立的制度，(《尚书·洪范》篇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党，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宋代学者解释说，君王有了偏、陂、好、恶，就会产生私心，而有了偏、党、反、侧，就会在行为处事上表现出自私之心。只有消除了偏、党、反、侧，广远、平易、正直的王道就能够建立起来，西周就是这样。春秋时期，周天子势微，再不能号令天下，但他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那些强有力的诸侯，在遵奉周天子的名义之下，带领别的诸侯国，抵御外族，产生了包括齐桓、晋文等五个有名的霸主，即“春秋五霸”。中国历史从王道政治进入到了霸权时代。
　　一般说，早期的儒家如孔孟，提倡王道政治反对霸道；后来的许多儒家思想家主张王霸并用，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各有侧重。王霸之辩反映了儒家对于理想与现实的不同认识。
　　孔子向往的是西周的王道政治。司马迁在《史记·十二年表》中就春秋时代说了这样一段话：当时诸侯实行实力政治，强者统治弱者，攻伐别的国家再也不用得到周天子的同意，但仍然要假借周天子的名义，让自己成为盟主，各诸侯恣意妄为，淫移不轨。齐、晋、秦、楚起始实力都不强，但相继成为霸主，周初分封的大国这时都屈服于他们的威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高举起王道政治的大旗，他编撰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孟子最为推重王道而贬抑霸道。他认为王道政治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霸道政治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强权政治，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在孟子看来，提倡王道政治，不在于实力的强弱，而在于以德行仁，商汤、文王开始时都是弱小之国，但推行仁政，结果都战胜了敌人，这说明以德服人，小国可以征服大国，弱国可以战胜强国。
　　然而孟子生活的年代，诸侯称霸，连名义上都不再遵奉周王室了，他们只注重武力与权谋，希图通过兼并战争富国强兵，取周王室而代之，最终统一中国。消除诸侯割据，重新一统天下，就这一点而言，孟子与各个霸主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如何去达到这样的目的。孟子指责诸侯称霸，认为霸道与王道相对立，推行王道必须消除霸道，主张以实行王道去消除诸侯混战的局面。在孟子看来，当时诸侯之间的战争，只是为了兼并土地，不行仁义，其结果只能给人们带来苦难，而离开了人民的支持，就不可能是正义的战争。基于这样的认识，孟子苦口婆心劝导当时的诸侯王施仁政，行王道，用王道政治取代兼并战争，推行仁政王道，成就重新统一天下的伟业。
　　战国末年，霸主之势日盛，兼并战争在七个大的诸侯王之间进行，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残酷，面对这样的时势，荀子认为王道与霸道，两者都是可以强国的，所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但相比较而言，“粹而王，驳而霸。”在荀子的观念中，王道还是胜于霸道，他曾经说过，孔门弟子都羞称五霸，因为五霸单纯诉诸于武力，“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战争的胜负重要的在于政治的好坏，在于人心的向背，不只是实力的竞赛，实力是可以转化的，正义的战争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即使力量暂时弱小，也会转弱为强。战国末年，一统天下之势已成的情况下，荀子还谆谆告诫霸主，要施仁政，行王道。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儒家的意愿进行的，尊王道贬霸道这样一种儒家的政治主张，尽管有着极高的道德价值。然而这样一种崇高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政治条件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留给现实政治以深远影响的倒是汉宣帝的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王霸并用成为历代统治者最有效的两种统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