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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在横店的一次“成功卧底”，令编剧宋方金先生的“爆料”生涯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巅峰，面对“没有作品”和“炒作”的质疑，他并不在意，甚至心甘情愿地就此“出局”。
在曝光“横店卧底成果”之后，编剧宋方金先生忙极了。
那篇名为《编剧宋方金“卧底”横店带回一线实录：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当》的文章，目标直指“小鲜肉”，爆点一个接着一个：横店的大多数剧组会为“小鲜肉”找替身，对手戏演员常常对着空气、沙包和副导演表演；为了省钱，一场三十多人的群戏主角配角全是替身；大部分年轻演员不背台词，靠现场工作人员题词……
随着文章在社交网络中刷屏，宋方金也变成了位于风暴中心的人物，“直接或间接找来的媒体，超过百家。”
他还去大学做了演讲，题目为：我为什么不守口如瓶？演讲中，除了继续批评行业乱象，还给作家分了级：“刘震云老师是一流作家，郭敬明老师属于四流。”
他甚至还“破例”在某视频平台做了一场两小时的直播。今年2月，宋方金曾公开表示不接受视频访谈、不做电视嘉宾、不面对镜头说话，因为，“长得难看，何不见字如面。”
但在这场直播中，宋方金的相貌显然不如爆料内容“劲爆”，他说，消费小鲜肉，恐怖一点应该叫——“全民娈童”。
气着了
根据作家刘震云对宋方金最初的印象，他不像是会卧底爆出猛料的人。
“饭桌上，别人说，他听，或似听；笑，或似笑。” 在为宋方金的书作序时，刘震云回忆了十几年前初见宋方金时的情景，“脑后绑着马尾，不爱说话。”当时宋方金刚从中戏毕业，和王朔、刘震云在同一家公司，宋方金做策划，偶尔参与剧本写作。后来合同到期，宋方金离开公司做了独立编剧。
几年后，刘震云再次见到宋方金，后者的马尾变成了寸头，刘震云差点“没认出来”。两人合作完成了电视剧《手机》的剧本改编，那是宋方金的第一部电视剧编剧作品。
谈及这次见到的宋方金，刘震云说：“方金变了，变得爱说话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2010年5月，电视剧《手机》播出，接受媒体采访时，宋方金语出惊人：“对编剧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98%的编剧都是在接活儿，没有形成对生活的观察”、“有些电视剧，能让我闻着编剧闭关写作的宾馆味儿”。
电视剧《手机》之后的三年，宋方金没有作品亮相，也鲜少在媒体露面，但在有限的曝光中，他依旧保持着揭露和批评的姿态——在2012年4月接受《电视指南》专访时，他再次“开炮”——“坏故事弥漫，枪手丛生，收视率数据调查不客观，”他说：“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刻。”
对于宋方金的变化，刘震云有过推测：“人由不爱说话到爱说话，无非遇到两种情况：遇到了高兴的事，遇到了生气的事，方金分明是被气着了。”
2014年3月，宋方金真的被“气着了”。由他参与编剧的电视剧《美丽的契约》播出后，主演宋丹丹在采访中称“拍戏不是拍剧本”，宋方金立刻连发三篇上千字的长微博反驳宋丹丹，直斥宋丹丹不尊重编剧创作，现场大量改戏。
数回合的口水战即刻上演。宋丹丹称宋方金拖延，拍摄时整个剧组都在等他的剧本，宋方金回击称自己是来救场的，“谁也别砸了谁饭碗”。随后，宋方金公开捐赠了《美丽的契约》的剧本版税。
这场争执让宋方金彻底“火了”。媒体蜂拥而至，“把电话都打爆了，”他把手机关了十天，因为，“那时候接受采访很容易让人觉得你是在个人炒作。”
时隔近三年，2016年底，宋方金在接受某视频访谈时再次谈及此事，又透露了一些細节——他说当时为了不让片方给自己署名，主动退还了220万元人民币的尾款，但对方还是在“编剧”一栏署上了他的名字，“因为，我的名字是值钱的，一部电视剧署没署宋方金的名字，是这部剧有没有品质的一个标志。”他语气铿锵，看上去非常自信，只是这份自信来得似乎没有多少依据——在这部引发是非的《美丽的契约》之前，宋方金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只有那部电视剧《手机》。
说到宋丹丹对剧本的改动，宋方金说：“宋丹丹和导演余淳在审美上完全没有办法和我对话。”
诗人
“方金以前是诗人，他没有圈内人做好好先生的自觉性。诗人容易愤怒，希望自己愤怒的事情得到重视。”对于宋方金的愤怒，编剧史航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在成为专业编剧之前，宋方金对自己的身份定位的确是——诗人。
学会计专业的他，在三年职业中专的学习中，记住了“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还学会了点钱，他曾很想找一个晴朗的日子，坐在窗前，好好实践一下这一专业技能，但等他赚到一点钱后，“钱都是打卡里了，不用现金了。”
在那三年里，他还写了大量的诗歌，“发表在《少年文艺》《文学少年》等各类报刊，”他说，“至今在《少年文艺》的贴吧里，我跟韩寒、饶雪漫等人都是《少年文艺》读者最想念的作家。现在好多人说我炒作、想出名，我想说，我二十年前就少年成名了。”
职专毕业后，他在山东老家的一家报社当临时工，“写写稿子，写写诗，晒晒太阳。”过年单位发福利，别人是一袋大米，临时工是半袋；别人十条带鱼，临时工是五条带鱼。宋方金觉得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那半袋大米，“人家本来是一袋大米，亲密无间，因为我把人家分开了。”他更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我不在乎钱，但我在乎平等。”
宋方金决定辞职，来北京去中戏上学。他读的不是“东棉花胡同的那个中戏”，而是中戏位于北京新发地菜市场边上的成教学院。为了表示这两者并无差别，他做了两个类比：史航班上有个插班生，不是正规的，叫李樯；汪海林是正规的，但他们班上也有个自费生，叫兰晓龙。“英雄遍地，不问出处，只问前途。” 如今，在诗人和编剧之后，宋方金给自己找到的新身份是——知识分子，“当一个编剧想要做知识分子的时候，就会有战斗的属性。”
他常在谈话间拿鲁迅作类比：“他们老是觉得编剧就应该写剧本，鲁迅就只能写小说，不能写杂文吗？”在2016年介绍他的新书《给青年编剧的一封信》时，他说：“鲁迅先生有一本书，叫《呐喊》。我刚出的这本《给青年编剧的信》实际上也是一种呐喊”。
呐喊之余，宋方金依旧留恋自己的诗人属性，他时常会在很多公开演讲的最后朗诵诗歌。
去年年底，他在中国网络影视年度创投大会上做了名为“开枪，为他们送行”的演讲，在向“收视率造假”“买票房”“水军泛滥”“于正引领的抄袭风”等行业痛点“开枪”的最后，他朗诵了自己的新诗：《负责》——“……在这世上/偶尔也有人问起过我/好吧/我负责虚度时光/一晃已是多年。”
想通了
其实，在批评、爆料的路上，宋方金并不孤独。
他的师哥、编剧汪海林，一直视他为“自己人”。汪海林曾担任《铁齿铜牙纪晓岚3》《宰相刘罗锅2》《一起去看流星雨》等电视剧编剧，与宋方金相识已有七年。
当年与宋丹丹对掐时，汪海林一直力挺宋方金。宋方金的电话被打爆、关机躲避时，汪海林劝他，编剧要多出现在媒体上，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去，“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后来他也想通了。”汪海林说。
之所以劝宋方金要多发声，是因为在汪海林看来，这样可以维护编剧的职业尊严。
“编剧常常被矮化边缘化。”汪海林说。相关证据是——很多影视剧海报上没有编剧的名字，主创参加路演也不叫上编剧，他记得某次有急事要坐飞机从剧组回北京，对方只给他买了火车票，他当时就冲到制片人的房间质问：“为什么导演、演员可以买机票，编剧就不能坐飞机？”
怎料，宋方金刚投入到为编剧尊严而战的斗争中，没过多久，“战局”又有了新变化——2014年底，大量IP开始涌入影视行业。宋方金感受到了冲击：“非大IP不拍，非大IP不买。囤积了十几年的网络文学，用这个概念包装，基本上把原创扼杀了。”
当时，创作过《重案六组》的编剧余飞所在的公司刚刚进入市场，发现所有人都在谈大IP，面对“那些特别烂但名头特别响”的东西，余飞感觉自己插不上手，心里有点恐慌，“我的东西还有没有人要啊？我是不是要降点儿价，找点活儿干？”
写过《鬼子来了》、今年已经64岁的编剧史健全专注历史题材创作，面对“IP大潮”，对汪海林说：“海林，我这大船掉不了头了，你还年轻，你还能掉头，希望你们能够扭转局势。”
为了扭转局势，“想通了”的宋方金彻底放开了。
IP除了给影视行业带来了热钱、新的游戏规则，还带来了大量对新规则的讨论，在宋方金的印象中，“原来论坛没有这么密集”。
他一头扎进各种论坛、采访，“演员整容是韩国人的阴谋”、“粉丝经济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一种经济”、“收视率、票房造假要入刑”、“有些文艺工作者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币服务的”……他的发言不再只是为了编剧权益发声，而是几乎将影视行业的乱象说了个遍。
有人说他极端，但在汪海林看来，这正是一个“好编剧”的标志：“编剧吸引观众是渗透在血液里的，他一定是想办法在所有的形容词里用顶级的，这样才能吸引人。”
宋方金并不总是单打独斗，他也会和汪海林、余飞一起团队作战。
2016年北影节的编剧论坛上，三人第一次携手公开演讲，各种暗讽行业乱象的段子不断。活动结束后，《泰囧》的编剧束焕在朋友圈里写道：“这群说相声的凑到一块儿去了。”
几个月后，这群“说相声的”索性带上束焕，史航和英达办了一场“编剧脱口秀”。七百人的演出场地基本坐满，宋方金第一个登场，讲述了一个“投资方深度参与编剧创作”的故事。
他对这场表演并不是很满意，“有点忘词，一些原来可以抖出来的包袱现场没有抖出来”，但也肯定了这次亮相的意义——至少改变了大家对于编剧“坐在家里写剧本，长得歪瓜裂枣、蓬头垢面”的印象。
出局
“一点用也没有，只有我们几个在那边叫，很傻X你知道吗？”汪海林说，私下时宋方金其实很悲观，有时会找他倾诉。
但是，伴随越来越多的爆料与曝光，汪海林感受到了变化——以往主创走红毯不会叫上编剧，現在汪海林会收到一些红毯的邀请：“人家叫你来走一下红毯，不单纯因为你是编剧，还因为你是网红。”
余飞对此很坦然：“这本来就是个名利场，演员、导演可以炒作、可以红，编剧为什么不能？我们出名有什么不好，我们创作了那么多作品，就要出名。”而余飞提到的“作品”二字，正是宋方金频频爆料背后的“硬伤”。
在同宋丹丹论战之后的近三年中，宋方金只有两部编剧作品问世，一部是改编自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电视剧《为了一句话》，另一部是电视剧《决胜》，而后者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在卫视平台播出。而在论战之前的八年，除了电视剧《手机》，宋方金的其他作品皆鲜少为人所知。
不少年轻编剧私底下嘲笑他和汪海林：“这几块货写不出作品来了，就出来炒作自己。”还有编剧界的前辈在媒体上公开批评：“作为编剧还是要拿出作品来说话，不要在媒体上炒作自己。” 某天凌晨，他收到朋友转达这种质疑的微信，他回应道：“这个环境下，没有作品说明我是清白的。
“卧底”横店爆料后，这种对于宋方金“没有作品”和“炒作”的质疑也达到了顶点。宋方金似乎没有受到半点影响——在朋友的新书发布会上做演讲时，他甚至主动承认：“我在影视界已经出局了，被淘汰了。”他说，很多人都来劝过他不要乱说话、到处得罪人，但他不愿意，“这个行业充斥着行贿、受贿、造假，就这么一个破落户行业，我早就不想待了。淘汰我吧，让我出局吧。”
如此心甘情愿接受“出局”的原因很快被宋方金自己揭晓：“从中戏毕业以后，我开始写剧本。我发现能够走入故事的人物只有两种，一种是出众的人，美丽心灵，壮志凌云，晴空万里，风范长存；一种是出局的人，英雄落幕，末路狂花，逆水行舟，堂吉柯德。”
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他的一位同乡，在村里放猪的。此人是一个“花痴”，迷上了《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如痴如醉，村里人给他介绍哪个姑娘他都不同意，就是要娶播音员。“我那时候觉得他非常牛逼。这简直是一个壮举。”
这个梦想当然没有成真，失望的猪倌喝了一瓶当时最毒的农药——六六六，死了，“出局了”。宋方金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写出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剧本——《飞》，电影中，猪倌变成了一个成天想要飞起来的山东农民，最终，他完成了飞翔——那是他第一次飞起来，也是最后一次。
“这种精神自传式的电影，一个编剧一辈子只能写一次，”宋方金说，“但那是我遇见的人间最好的故事。”
在曝光“横店卧底成果”之后，编剧宋方金先生忙极了。
那篇名为《编剧宋方金“卧底”横店带回一线实录：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当》的文章，目标直指“小鲜肉”，爆点一个接着一个：横店的大多数剧组会为“小鲜肉”找替身，对手戏演员常常对着空气、沙包和副导演表演；为了省钱，一场三十多人的群戏主角配角全是替身；大部分年轻演员不背台词，靠现场工作人员题词……
随着文章在社交网络中刷屏，宋方金也变成了位于风暴中心的人物，“直接或间接找来的媒体，超过百家。”
他还去大学做了演讲，题目为：我为什么不守口如瓶？演讲中，除了继续批评行业乱象，还给作家分了级：“刘震云老师是一流作家，郭敬明老师属于四流。”
他甚至还“破例”在某视频平台做了一场两小时的直播。今年2月，宋方金曾公开表示不接受视频访谈、不做电视嘉宾、不面对镜头说话，因为，“长得难看，何不见字如面。”
但在这场直播中，宋方金的相貌显然不如爆料内容“劲爆”，他说，消费小鲜肉，恐怖一点应该叫——“全民娈童”。
气着了
根据作家刘震云对宋方金最初的印象，他不像是会卧底爆出猛料的人。
“饭桌上，别人说，他听，或似听；笑，或似笑。” 在为宋方金的书作序时，刘震云回忆了十几年前初见宋方金时的情景，“脑后绑着马尾，不爱说话。”当时宋方金刚从中戏毕业，和王朔、刘震云在同一家公司，宋方金做策划，偶尔参与剧本写作。后来合同到期，宋方金离开公司做了独立编剧。
几年后，刘震云再次见到宋方金，后者的马尾变成了寸头，刘震云差点“没认出来”。两人合作完成了电视剧《手机》的剧本改编，那是宋方金的第一部电视剧编剧作品。
谈及这次见到的宋方金，刘震云说：“方金变了，变得爱说话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2010年5月，电视剧《手机》播出，接受媒体采访时，宋方金语出惊人：“对编剧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98%的编剧都是在接活儿，没有形成对生活的观察”、“有些电视剧，能让我闻着编剧闭关写作的宾馆味儿”。
电视剧《手机》之后的三年，宋方金没有作品亮相，也鲜少在媒体露面，但在有限的曝光中，他依旧保持着揭露和批评的姿态——在2012年4月接受《电视指南》专访时，他再次“开炮”——“坏故事弥漫，枪手丛生，收视率数据调查不客观，”他说：“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刻。”
对于宋方金的变化，刘震云有过推测：“人由不爱说话到爱说话，无非遇到两种情况：遇到了高兴的事，遇到了生气的事，方金分明是被气着了。”
2014年3月，宋方金真的被“气着了”。由他参与编剧的电视剧《美丽的契约》播出后，主演宋丹丹在采访中称“拍戏不是拍剧本”，宋方金立刻连发三篇上千字的长微博反驳宋丹丹，直斥宋丹丹不尊重编剧创作，现场大量改戏。
数回合的口水战即刻上演。宋丹丹称宋方金拖延，拍摄时整个剧组都在等他的剧本，宋方金回击称自己是来救场的，“谁也别砸了谁饭碗”。随后，宋方金公开捐赠了《美丽的契约》的剧本版税。
这场争执让宋方金彻底“火了”。媒体蜂拥而至，“把电话都打爆了，”他把手机关了十天，因为，“那时候接受采访很容易让人觉得你是在个人炒作。”
时隔近三年，2016年底，宋方金在接受某视频访谈时再次谈及此事，又透露了一些細节——他说当时为了不让片方给自己署名，主动退还了220万元人民币的尾款，但对方还是在“编剧”一栏署上了他的名字，“因为，我的名字是值钱的，一部电视剧署没署宋方金的名字，是这部剧有没有品质的一个标志。”他语气铿锵，看上去非常自信，只是这份自信来得似乎没有多少依据——在这部引发是非的《美丽的契约》之前，宋方金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只有那部电视剧《手机》。
说到宋丹丹对剧本的改动，宋方金说：“宋丹丹和导演余淳在审美上完全没有办法和我对话。”
诗人
“方金以前是诗人，他没有圈内人做好好先生的自觉性。诗人容易愤怒，希望自己愤怒的事情得到重视。”对于宋方金的愤怒，编剧史航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在成为专业编剧之前，宋方金对自己的身份定位的确是——诗人。
学会计专业的他，在三年职业中专的学习中，记住了“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还学会了点钱，他曾很想找一个晴朗的日子，坐在窗前，好好实践一下这一专业技能，但等他赚到一点钱后，“钱都是打卡里了，不用现金了。”
在那三年里，他还写了大量的诗歌，“发表在《少年文艺》《文学少年》等各类报刊，”他说，“至今在《少年文艺》的贴吧里，我跟韩寒、饶雪漫等人都是《少年文艺》读者最想念的作家。现在好多人说我炒作、想出名，我想说，我二十年前就少年成名了。”
职专毕业后，他在山东老家的一家报社当临时工，“写写稿子，写写诗，晒晒太阳。”过年单位发福利，别人是一袋大米，临时工是半袋；别人十条带鱼，临时工是五条带鱼。宋方金觉得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那半袋大米，“人家本来是一袋大米，亲密无间，因为我把人家分开了。”他更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我不在乎钱，但我在乎平等。”
宋方金决定辞职，来北京去中戏上学。他读的不是“东棉花胡同的那个中戏”，而是中戏位于北京新发地菜市场边上的成教学院。为了表示这两者并无差别，他做了两个类比：史航班上有个插班生，不是正规的，叫李樯；汪海林是正规的，但他们班上也有个自费生，叫兰晓龙。“英雄遍地，不问出处，只问前途。” 如今，在诗人和编剧之后，宋方金给自己找到的新身份是——知识分子，“当一个编剧想要做知识分子的时候，就会有战斗的属性。”
他常在谈话间拿鲁迅作类比：“他们老是觉得编剧就应该写剧本，鲁迅就只能写小说，不能写杂文吗？”在2016年介绍他的新书《给青年编剧的一封信》时，他说：“鲁迅先生有一本书，叫《呐喊》。我刚出的这本《给青年编剧的信》实际上也是一种呐喊”。
呐喊之余，宋方金依旧留恋自己的诗人属性，他时常会在很多公开演讲的最后朗诵诗歌。
去年年底，他在中国网络影视年度创投大会上做了名为“开枪，为他们送行”的演讲，在向“收视率造假”“买票房”“水军泛滥”“于正引领的抄袭风”等行业痛点“开枪”的最后，他朗诵了自己的新诗：《负责》——“……在这世上/偶尔也有人问起过我/好吧/我负责虚度时光/一晃已是多年。”
想通了
其实，在批评、爆料的路上，宋方金并不孤独。
他的师哥、编剧汪海林，一直视他为“自己人”。汪海林曾担任《铁齿铜牙纪晓岚3》《宰相刘罗锅2》《一起去看流星雨》等电视剧编剧，与宋方金相识已有七年。
当年与宋丹丹对掐时，汪海林一直力挺宋方金。宋方金的电话被打爆、关机躲避时，汪海林劝他，编剧要多出现在媒体上，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去，“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后来他也想通了。”汪海林说。
之所以劝宋方金要多发声，是因为在汪海林看来，这样可以维护编剧的职业尊严。
“编剧常常被矮化边缘化。”汪海林说。相关证据是——很多影视剧海报上没有编剧的名字，主创参加路演也不叫上编剧，他记得某次有急事要坐飞机从剧组回北京，对方只给他买了火车票，他当时就冲到制片人的房间质问：“为什么导演、演员可以买机票，编剧就不能坐飞机？”
怎料，宋方金刚投入到为编剧尊严而战的斗争中，没过多久，“战局”又有了新变化——2014年底，大量IP开始涌入影视行业。宋方金感受到了冲击：“非大IP不拍，非大IP不买。囤积了十几年的网络文学，用这个概念包装，基本上把原创扼杀了。”
当时，创作过《重案六组》的编剧余飞所在的公司刚刚进入市场，发现所有人都在谈大IP，面对“那些特别烂但名头特别响”的东西，余飞感觉自己插不上手，心里有点恐慌，“我的东西还有没有人要啊？我是不是要降点儿价，找点活儿干？”
写过《鬼子来了》、今年已经64岁的编剧史健全专注历史题材创作，面对“IP大潮”，对汪海林说：“海林，我这大船掉不了头了，你还年轻，你还能掉头，希望你们能够扭转局势。”
为了扭转局势，“想通了”的宋方金彻底放开了。
IP除了给影视行业带来了热钱、新的游戏规则，还带来了大量对新规则的讨论，在宋方金的印象中，“原来论坛没有这么密集”。
他一头扎进各种论坛、采访，“演员整容是韩国人的阴谋”、“粉丝经济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一种经济”、“收视率、票房造假要入刑”、“有些文艺工作者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币服务的”……他的发言不再只是为了编剧权益发声，而是几乎将影视行业的乱象说了个遍。
有人说他极端，但在汪海林看来，这正是一个“好编剧”的标志：“编剧吸引观众是渗透在血液里的，他一定是想办法在所有的形容词里用顶级的，这样才能吸引人。”
宋方金并不总是单打独斗，他也会和汪海林、余飞一起团队作战。
2016年北影节的编剧论坛上，三人第一次携手公开演讲，各种暗讽行业乱象的段子不断。活动结束后，《泰囧》的编剧束焕在朋友圈里写道：“这群说相声的凑到一块儿去了。”
几个月后，这群“说相声的”索性带上束焕，史航和英达办了一场“编剧脱口秀”。七百人的演出场地基本坐满，宋方金第一个登场，讲述了一个“投资方深度参与编剧创作”的故事。
他对这场表演并不是很满意，“有点忘词，一些原来可以抖出来的包袱现场没有抖出来”，但也肯定了这次亮相的意义——至少改变了大家对于编剧“坐在家里写剧本，长得歪瓜裂枣、蓬头垢面”的印象。
出局
“一点用也没有，只有我们几个在那边叫，很傻X你知道吗？”汪海林说，私下时宋方金其实很悲观，有时会找他倾诉。
但是，伴随越来越多的爆料与曝光，汪海林感受到了变化——以往主创走红毯不会叫上编剧，現在汪海林会收到一些红毯的邀请：“人家叫你来走一下红毯，不单纯因为你是编剧，还因为你是网红。”
余飞对此很坦然：“这本来就是个名利场，演员、导演可以炒作、可以红，编剧为什么不能？我们出名有什么不好，我们创作了那么多作品，就要出名。”而余飞提到的“作品”二字，正是宋方金频频爆料背后的“硬伤”。
在同宋丹丹论战之后的近三年中，宋方金只有两部编剧作品问世，一部是改编自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电视剧《为了一句话》，另一部是电视剧《决胜》，而后者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在卫视平台播出。而在论战之前的八年，除了电视剧《手机》，宋方金的其他作品皆鲜少为人所知。
不少年轻编剧私底下嘲笑他和汪海林：“这几块货写不出作品来了，就出来炒作自己。”还有编剧界的前辈在媒体上公开批评：“作为编剧还是要拿出作品来说话，不要在媒体上炒作自己。” 某天凌晨，他收到朋友转达这种质疑的微信，他回应道：“这个环境下，没有作品说明我是清白的。
“卧底”横店爆料后，这种对于宋方金“没有作品”和“炒作”的质疑也达到了顶点。宋方金似乎没有受到半点影响——在朋友的新书发布会上做演讲时，他甚至主动承认：“我在影视界已经出局了，被淘汰了。”他说，很多人都来劝过他不要乱说话、到处得罪人，但他不愿意，“这个行业充斥着行贿、受贿、造假，就这么一个破落户行业，我早就不想待了。淘汰我吧，让我出局吧。”
如此心甘情愿接受“出局”的原因很快被宋方金自己揭晓：“从中戏毕业以后，我开始写剧本。我发现能够走入故事的人物只有两种，一种是出众的人，美丽心灵，壮志凌云，晴空万里，风范长存；一种是出局的人，英雄落幕，末路狂花，逆水行舟，堂吉柯德。”
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他的一位同乡，在村里放猪的。此人是一个“花痴”，迷上了《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如痴如醉，村里人给他介绍哪个姑娘他都不同意，就是要娶播音员。“我那时候觉得他非常牛逼。这简直是一个壮举。”
这个梦想当然没有成真，失望的猪倌喝了一瓶当时最毒的农药——六六六，死了，“出局了”。宋方金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写出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剧本——《飞》，电影中，猪倌变成了一个成天想要飞起来的山东农民，最终，他完成了飞翔——那是他第一次飞起来，也是最后一次。
“这种精神自传式的电影，一个编剧一辈子只能写一次，”宋方金说，“但那是我遇见的人间最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