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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强族，从公元4世纪兴起到13世纪灭亡，共存在近千年。契丹原来是鲜卑族的一个支系，在辽西过着游牧生活，耶律阿保机于916年称帝，建立了契丹国;947年，建国号大辽。辽代金银器多为契丹贵族留下的遗珍。契丹民族喜爱用马作为装饰图案，这也标志着契丹族善于骑射的强悍性格。
关键词：辽代;博物馆馆藏;卧马金牌饰
卧马纹带链金牌饰是鲜卑族随身佩戴之物。此件金牌饰，纯黄金铸造，平面透雕，呈长方形。重108.7克，长8、高5厘米。马耳前竖、椭圆眼，鬃毛猎猎，吻部长伸触地，马尾下垂短而细。四肢收于腹下，骏马呈蹲卧状，头顶和尾部各铸一系环，环上穿有金链，残长42节。整体造型写实严谨、去繁为简、形态生动。挂牌中金马造型最为突出的是马的脸部特征和跪卧动势。故意拉长的脸部与放大的眼睛使造型活灵活现，与脸部形成对应的是同样拉长的颈部，肌肉收张有力，使整个马的身体呈现极强的柔韧美感。这件精美的金牌饰于1984年4月在科左中旗希伯花苏木六家子嘎查出土，参加这次调查、征集的同志有原哲盟博物馆的邵清隆、希木德、张柏忠，原始照片由金亚文同志拍摄。文物现藏于通辽市博物馆（原哲盟博物馆），定级为一级文物。
鲜卑在东汉时见于史籍，魏晋时期分为拓跋、段部、慕容、宇文、秃发、乞伏等部，其中以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为主。拓跋鲜卑先后建立代国和北魏政权，进而入主中原地区，迁都洛阳。慕容鲜卑主要活动于辽西地区，先后建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政权。鲜卑族的由来在《后汉书》卷九十《鲜卑列传》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鲜卑原本是东胡的一支，居住在鲜卑山，因山而得名。在鲜卑的遗物中，金银器最能体现其草原风格的特征，造型艺术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色，并具有文化的内涵和寓意。
辽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多采用钣金﹑浇铸﹑焊接﹑锤鍱﹑錾花﹑鎏金﹑镶嵌等盛行于唐和五代的传统技法。其中锤鍱﹑錾刻、镂雕技法在此件卧马纹金牌饰上尤为凸显，由于金银本身具备的延展可塑性能，使得锤鍱和錾刻成为辽代金银器最基本且运用最广泛的工艺。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在金银器工艺中采用锤鍱技术，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凡金、银、铜、铁、锡椎薄成叶者，谓之”。由此可知鍱最初的含义是金属薄片，锤鍱是动宾短语，意为打制金属薄片，进而引申为金属成型工艺。锤鍱在辽代主要打制器皿的主体造型和纹饰的起突部分，比铸造的效果更轻薄、更省料。
錾刻是一种纹饰工艺，通过各种形状的錾子工具完成鱼子地、主体纹饰、动物羽毛、植物叶脉等细部装饰，鱼子地使用圆筒工具打，羽毛、叶脉用直刃工具打，为辽代工匠运用最娴熟的一门工艺。此件金牌饰虽然只在马鬃处寥寥錾刻数笔，但恰到好处，如此一来更彰显出颈部粗壮有力的肌肉感。
镂雕，也是錾刻的一种，要錾刻去掉纹样设计中不需要的部分，形成透空的效果，称为镂雕或透雕。卧马纹金牌饰的马蹄部分就是采用了镂雕技法，将马的四肢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的“卧姿”，这远比一匹昂首站立马的形象要生动写实得多，这正是工匠长期经过细致入微观察后的结果。
契丹民族作为游牧民族，以游牧、渔猎等为生，所以许多器物在造型上都反映了其游牧生活的特点，在装饰纹样上体现出其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尽管在装饰纹样手法上所表达的方式不同，却体现了北方民族雄迈豪放的精神风貌和淳朴的审美观点。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深度融合是辽代纹样的形成基础，辽代装饰纹样艺术是在汉代、草原游牧文化和长白山森林文化交汇基础上，学习和继承唐宋装饰纹样的造型和工艺而形成。
根据契丹族的游牧生活习俗﹐设计和制作所需要的各种器型与装饰，装饰图案多模仿唐宋。辽代金银器中大多富有契丹本民族特色﹐以马具﹑带饰居多﹐金银器皿较少。擅长用马作为装饰，标志着契丹族善于骑射的强悍性格。
据考古学、古生物学研究，马起源于距今5000万年前的原始马，亚洲草原是马的故乡之一。马是人类驯化的所有家畜中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伴侣。汉代名将马援云：“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这番话道出了当时马对人们的作用。
《辽史·食货志》卷六十记载“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这说明辽朝的畜牧业，是其社会经济的主体，畜牧业中的马业自然是辽朝畜牧业的核心。辽朝养马业的发展，是伴随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的过程而迅速发展的。辽朝政权的建立，一方面反映其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亦反映其军事力量发展壮大的结果。这一时期，辽朝的养马业迅猛发展，也进一步促进阿保机对外的军事进攻。战马则是向外扩张的有效工具。战马能够满足辽统治者的政治和军事需要，马又是社会生产所必需，从而赋予养马业所具有的特殊社会意义。这样看来，辽朝养马业能够维持百余年的昌盛并非偶然。辽朝历代统治者极其重视马政，设有专门养马的官员。辽朝养马业的发展，不但促进辽朝的强盛，加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是对辽朝和北宋近二百年和战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积极且重要的深远影响。
辽承唐制，在陕西乾县的李贤墓中曾出过一幅唐代《马球图》，在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1号辽墓也发现马球图壁画，这说明马在当时的生活中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娱乐活动。
马的役用和骑马技术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改变草原族群的生计方式，实现从原始农牧混合经济转向游牧形态的巨大变革，也对其整个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游牧形态的诞生将草原文化引入以游牧文明为核心的新的历史阶段，使其经济和社会结构有了质的变化。游牧形态因马而发生、发展。因此从社会、经济的进化要素而言，马是草原游牧文明的标志性载体，也是草原文化繁荣发展走向文明之路的重要动因。
科尔沁草原是辽河文明的发源地，也是马背民族的摇篮。被人们称为“马背民族”的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族群，自古以来就生息在这片土地上，并蜚声世界。马背民族对马情有独钟，他们依赖马、热爱马，把马作为族人的象征。
这件卧马纹带链金牌饰可以让观赏者从内在情感上体验作品的热情与崇敬，从现实与想象中接受作品的力量与激情。马是草原文化脉络与草原民族精神的载体，任凭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岁月更迭永不停歇。夕阳西下，放眼而望，只有天地造就的这般“灵物”，依旧傲然屹立在这片沃土之上。胸前挂佩卧马金牌饰，昂首俊逸，这正是用马的形象，抒发着草原民族心中的情怀！
（作者简介：包海平，工作单位：内蒙古通辽市博物馆;布仁额，工作单位：内蒙古科左后旗文物管理所;包建华，工作单位：内蒙古科左后旗文物管理所）
参考文献
1.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年5月25日。
2.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清代。
3.邵国田《辽代马球考——兼述皮匠沟1号辽墓壁画中的马球图》，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1990年10月1日。
4.王其格《马与草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3月25日。
5.李铁军、闫洪森《马背民族的动物风艺术——以通辽鲜卑马形金牌饰为例》，《中国民族文博2017》，2018年11月1日。
关键词：辽代;博物馆馆藏;卧马金牌饰
卧马纹带链金牌饰是鲜卑族随身佩戴之物。此件金牌饰，纯黄金铸造，平面透雕，呈长方形。重108.7克，长8、高5厘米。马耳前竖、椭圆眼，鬃毛猎猎，吻部长伸触地，马尾下垂短而细。四肢收于腹下，骏马呈蹲卧状，头顶和尾部各铸一系环，环上穿有金链，残长42节。整体造型写实严谨、去繁为简、形态生动。挂牌中金马造型最为突出的是马的脸部特征和跪卧动势。故意拉长的脸部与放大的眼睛使造型活灵活现，与脸部形成对应的是同样拉长的颈部，肌肉收张有力，使整个马的身体呈现极强的柔韧美感。这件精美的金牌饰于1984年4月在科左中旗希伯花苏木六家子嘎查出土，参加这次调查、征集的同志有原哲盟博物馆的邵清隆、希木德、张柏忠，原始照片由金亚文同志拍摄。文物现藏于通辽市博物馆（原哲盟博物馆），定级为一级文物。
鲜卑在东汉时见于史籍，魏晋时期分为拓跋、段部、慕容、宇文、秃发、乞伏等部，其中以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为主。拓跋鲜卑先后建立代国和北魏政权，进而入主中原地区，迁都洛阳。慕容鲜卑主要活动于辽西地区，先后建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政权。鲜卑族的由来在《后汉书》卷九十《鲜卑列传》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鲜卑原本是东胡的一支，居住在鲜卑山，因山而得名。在鲜卑的遗物中，金银器最能体现其草原风格的特征，造型艺术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色，并具有文化的内涵和寓意。
辽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多采用钣金﹑浇铸﹑焊接﹑锤鍱﹑錾花﹑鎏金﹑镶嵌等盛行于唐和五代的传统技法。其中锤鍱﹑錾刻、镂雕技法在此件卧马纹金牌饰上尤为凸显，由于金银本身具备的延展可塑性能，使得锤鍱和錾刻成为辽代金银器最基本且运用最广泛的工艺。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在金银器工艺中采用锤鍱技术，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凡金、银、铜、铁、锡椎薄成叶者，谓之”。由此可知鍱最初的含义是金属薄片，锤鍱是动宾短语，意为打制金属薄片，进而引申为金属成型工艺。锤鍱在辽代主要打制器皿的主体造型和纹饰的起突部分，比铸造的效果更轻薄、更省料。
錾刻是一种纹饰工艺，通过各种形状的錾子工具完成鱼子地、主体纹饰、动物羽毛、植物叶脉等细部装饰，鱼子地使用圆筒工具打，羽毛、叶脉用直刃工具打，为辽代工匠运用最娴熟的一门工艺。此件金牌饰虽然只在马鬃处寥寥錾刻数笔，但恰到好处，如此一来更彰显出颈部粗壮有力的肌肉感。
镂雕，也是錾刻的一种，要錾刻去掉纹样设计中不需要的部分，形成透空的效果，称为镂雕或透雕。卧马纹金牌饰的马蹄部分就是采用了镂雕技法，将马的四肢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的“卧姿”，这远比一匹昂首站立马的形象要生动写实得多，这正是工匠长期经过细致入微观察后的结果。
契丹民族作为游牧民族，以游牧、渔猎等为生，所以许多器物在造型上都反映了其游牧生活的特点，在装饰纹样上体现出其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尽管在装饰纹样手法上所表达的方式不同，却体现了北方民族雄迈豪放的精神风貌和淳朴的审美观点。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深度融合是辽代纹样的形成基础，辽代装饰纹样艺术是在汉代、草原游牧文化和长白山森林文化交汇基础上，学习和继承唐宋装饰纹样的造型和工艺而形成。
根据契丹族的游牧生活习俗﹐设计和制作所需要的各种器型与装饰，装饰图案多模仿唐宋。辽代金银器中大多富有契丹本民族特色﹐以马具﹑带饰居多﹐金银器皿较少。擅长用马作为装饰，标志着契丹族善于骑射的强悍性格。
据考古学、古生物学研究，马起源于距今5000万年前的原始马，亚洲草原是马的故乡之一。马是人类驯化的所有家畜中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伴侣。汉代名将马援云：“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这番话道出了当时马对人们的作用。
《辽史·食货志》卷六十记载“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这说明辽朝的畜牧业，是其社会经济的主体，畜牧业中的马业自然是辽朝畜牧业的核心。辽朝养马业的发展，是伴随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的过程而迅速发展的。辽朝政权的建立，一方面反映其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亦反映其军事力量发展壮大的结果。这一时期，辽朝的养马业迅猛发展，也进一步促进阿保机对外的军事进攻。战马则是向外扩张的有效工具。战马能够满足辽统治者的政治和军事需要，马又是社会生产所必需，从而赋予养马业所具有的特殊社会意义。这样看来，辽朝养马业能够维持百余年的昌盛并非偶然。辽朝历代统治者极其重视马政，设有专门养马的官员。辽朝养马业的发展，不但促进辽朝的强盛，加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是对辽朝和北宋近二百年和战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积极且重要的深远影响。
辽承唐制，在陕西乾县的李贤墓中曾出过一幅唐代《马球图》，在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1号辽墓也发现马球图壁画，这说明马在当时的生活中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娱乐活动。
马的役用和骑马技术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改变草原族群的生计方式，实现从原始农牧混合经济转向游牧形态的巨大变革，也对其整个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游牧形态的诞生将草原文化引入以游牧文明为核心的新的历史阶段，使其经济和社会结构有了质的变化。游牧形态因马而发生、发展。因此从社会、经济的进化要素而言，马是草原游牧文明的标志性载体，也是草原文化繁荣发展走向文明之路的重要动因。
科尔沁草原是辽河文明的发源地，也是马背民族的摇篮。被人们称为“马背民族”的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族群，自古以来就生息在这片土地上，并蜚声世界。马背民族对马情有独钟，他们依赖马、热爱马，把马作为族人的象征。
这件卧马纹带链金牌饰可以让观赏者从内在情感上体验作品的热情与崇敬，从现实与想象中接受作品的力量与激情。马是草原文化脉络与草原民族精神的载体，任凭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岁月更迭永不停歇。夕阳西下，放眼而望，只有天地造就的这般“灵物”，依旧傲然屹立在这片沃土之上。胸前挂佩卧马金牌饰，昂首俊逸，这正是用马的形象，抒发着草原民族心中的情怀！
（作者简介：包海平，工作单位：内蒙古通辽市博物馆;布仁额，工作单位：内蒙古科左后旗文物管理所;包建华，工作单位：内蒙古科左后旗文物管理所）
参考文献
1.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年5月25日。
2.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清代。
3.邵国田《辽代马球考——兼述皮匠沟1号辽墓壁画中的马球图》，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1990年10月1日。
4.王其格《马与草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3月25日。
5.李铁军、闫洪森《马背民族的动物风艺术——以通辽鲜卑马形金牌饰为例》，《中国民族文博2017》，2018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