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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斌右手习惯性地抬起，用中指往上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黑框。这是他讲话时，最常做的动作之一。不管是此前作为南昌大学校长坐在主席台上，还是现在作为被告人坐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席上。
当年坐在主席台下听讲的学生——周兰香，如今成了把他送上法庭的公诉人之一。2014年12月16日，周文斌案一审开庭第7天时，她说，作为生活中的个人，心情确实复杂。周文斌2002年底上任南昌大学校长，她于2003年本科毕业于南昌大学。进校园的学生都记得一句话，“今日我以昌大为荣，明日昌大以我为荣。”末了，她还问周文斌“作何感想”。
周文斌微笑，点头，没有说话。
2015年11月10日，周文斌涉嫌受贿、挪用公款案二度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开庭前，法院对外宣布，因高登红（原来的审判长）身体有恙，由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谭绍木担任审判长。
2014年12月9日，江西南昌，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受贿、挪用公款一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2013年5月2日，周文斌在新浪微博写下：“我也许有理由抱怨，出生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上小学时正值十年动乱，高中毕业经历上山下乡。但我更有理由感激，百里挑一从农场考上了大学，振兴中华激励我努力学习，改革开放给我施展的舞台，教书育人让青春永远延续。学生们像雏鹰要飞得更高，我们愿做无形的空气，托起他们的翅膀。”
7天后，江西省纪委从南昌大学校长办公室把周文斌带走，同时对外宣布他接受组织调查，成为十八大以后“211”高校中唯一落马的正职校长。
1978年，下放湖南衡阳的知青周文斌背着被子，步行10公里山路，走进考场。当年秋天，他如愿入读江西华东地质学院（现为东华理工大学）地质系水文地质专业，师从当时的系主任李学礼。后来，周文斌紧随老师的任职轨迹，一步步走上院长位置。
相对于李学礼的稳守江山，周文斌更具开拓性。41岁掌管一所有15000名学生的高校，上任伊始，他就提出一个口号：两年再造一个华东地质学院。
华东地质学院偏居江西抚州，如何打造影响力也是周文斌考虑的重点之一。为此，他在江西省会南昌拿下一块地皮，建了另一个校区。这也让华东地质学院成为江西最先拥有两个校区的高校。
实际上，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周文斌就再造了一个华东地质学院。李学礼担任院长期间，学校校区面积只有326亩，建筑面积14.4万平方米。周文斌接任院长一年后，华东抚州、南昌两个校区面积达到3000亩、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各项建设总投入3个多亿。周文斌说：“这3个多亿如果坐等就没有了。通过多种渠道一搞活，最后一盘点，钱都用不完。”
这种建校速度成了周文斌著名的华东办学模式，让他成为高校的改革明星。他自己对这种模式的总结是，“自己省一点，上面的钱要一点，别人的钱用一点，以后的錢用一点。”其中，用别人的钱就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办学;以后的钱就是银行贷款。最有名的例子是，在华东建设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他通过置换老食堂经营权引入社会资本，投入五千多万对老食堂进行改造。这后来被称为BOT模式（建设、经营、移交）。
开始，对于周文斌提出引入社会资本改造食堂的想法，校方很多人反对，但周文斌还是强力推进，因此得一绰号——周大胆。后来，在一次大会上，他这样解释，“一个没有胆量的人是做不成事的。怎样才能有胆量呢？首先胆量是随着才气走的，其次无私才能无畏。”
2002年，南昌大学原校长潘际銮离任，江西省委把物色一位新校长的工作提上日程。以高校改革者姿态出现的周文斌迎来了机会。“他的这种创新能力，正是省委需要的人之一。”江西政界一人士说。
2005年10月3日，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在法国普瓦捷大学“孔子学院”挂牌仪式上展示孔子像。当日，由中国南昌大学、法国普瓦捷大学以及中国中兴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筹建的“孔子学院”在法国普瓦捷市正式挂牌
当年12月17日，周文斌上任南昌大学校长。此时距离他当选华东地质学院院长也仅仅一年半时间。这一年，他42岁，成为江西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调任之前，时任江西省委一位主要领导找他谈话，说，“我觉得你周文斌是一个能干事的人，想让你去干更大点的事，安排也尽可能给你搞好了，你可以甩开膀子去干，不会让你卡在那儿做不成事。”
上任之初，江西省只给了南昌大学5000万元，另加几千亩荒山。周文斌把调任南昌大学校长称为自己的二次创业。他甚至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南昌大学建成全国第一流的校园，要超过清华、北大。但摆在他面前的依然是钱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怎么去融资？怎么合理地安排经费的使用？怎么安排进度、确保进度？现在我们就在做一件很冒险的事情，新校区现在才刚刚开工，9月份新生就要进去，这也没有退路了，必须要做，不做完新生往哪里住啊？老校园里已经住不下了。那就只能立下军令状，我对有关同志们说过年大家都不要休息了，年三十我去陪你们吃饭。”上任不久后，周文斌说。
2002年除夕，周文斌如约到工地。基建工人烧了一大锅土菜，他和工人围在一起。几杯烈酒之后，周文斌兴起，唱起“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此时距离2003级新生开学只有9个月。“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那时候还是一片荒山，第二年新生就要住进去，时间太紧了，给我我可不敢接。”南昌大学终身教授邓宗觉曾说。
周文斌上任之初，可谓大刀阔斧。他开始了办学模式的第一步——自己省一点。他建议撤掉老干部退休办，认为退休干部的很多费用不应该由学校承担，这个举措让他得罪了一大批老干部，这也为他日后的改革遇阻埋了伏笔。
尽管后来这项改革不了了之，甚至一次大会上，周文斌借机向老干部妥协，表示对这个事很关心。“但他还是惹了祸，老干部觉得他对他们的关心不够。”南昌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老教授说。
此后，老干部对他的举报不断。寄给省委的信中，老干部认为周文斌的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身边的人劝周文斌尽量安抚好老干部，周文斌说，不怕，他来就是干事的，干事就要得罪人。
南昌大学
南昌大学前身为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1993年，两校合并，改称南昌大学，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但实际上两个校区多有不和。周文斌到任之后，“他让两个校区有了统一的精神归属。”南昌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青年教授说。
老干部不好惹，周文斌只好把改革放在了在职教师和学生身上。他以“省一点”的名义，削减了教师的津贴，并停发学生每月伙食补贴。据估算，仅这两项，每年为南昌大学省下2200万元。校医院也成了他开刀的对象。“以前大家有病没病都可以去领药，造成了极大的资金和医疗浪费。”上述青年教授说。
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另一个口号——让一部分优秀的老师先富起来。他打破了此前南昌大学奖金大锅饭的传统，采取保低拉高的方式，调动了老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最困难的还是前湖新校区的建设，这也正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李学礼很清楚其中的利害，他多次叮嘱周文斌不要出问题。
周文斌明白恩师话中所指，于是，他把权力全部下放至分管领导，自己只负责对外事务。他甚至推掉了新校区建设总指挥的头衔，全权让时任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邵鸿负责。南昌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老教授说，在一次跟邵鸿见面时，邵鸿说，那几年不少单位跟他打招呼帮忙揽工程，唯有周文斌未递过一张纸条。
2006年，前湖新校区基本建成，投入资金25个亿，其中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别人的钱”。比如，南昌大学与香港多伦多集团签订建设前湖校区后勤设施，协议资金2.2亿元，多伦多出资建设南昌大学前湖校区的学生公寓，以及配套的食堂、商业街等项目，获得的回报是公寓和商业街15年的经营权。期满后，所有资产归南昌大学所有。
3年半时间，南昌大学前湖新校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山水园林式校园，就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傅高义在他的畅销书《邓小平时代》中都专门提到：南昌大学的建设是“令人瞠目的成功故事”。
2007年，南昌大学的建校经验作为一个标杆在全省推广，多数学校到南昌大学取经，启动了江西高校建设的第二季。
周文斌的野心不仅仅是建成全国一流的环境高校，他渴望的还有自由的学术氛围。“我们从不缺乏对高等教育神圣的信仰，我们坚信大学应该成为一座精神的岛屿，我们恋恋不舍地回望蔡元培的北大时代和梅贻琦的清华时代，我们忧心忡忡于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时光已经过去。”
努力让南昌大学的学术氛围回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正是周文斌办学的野心之一。他甚至劝慰教师，“状态回不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但我们的心态要回到那个时候的北大。”
到南昌大学后，为了更好和学生沟通，他设置了一名学生校长助理。后来，还实名开通新浪微博，跟学生直接在网络上交流。
2003级学生张安俊到学校报到后，跟老师要了周文斌电话，发了一条信息给他：几个同学希望能见到你。张安俊本不抱校长回信息的希望，却没想，很快收到周文斌的信息，告诉他第二天上午10点去老校区办公室，还特意说明进校区后去他办公室的路线。交流过程中，周文斌问得特别细，甚至问到从新校区到老校区的209路公交是否非常拥挤。
后来，很多学生在校区组织活动，都会给周文斌发邀请信息，只要時间上允许，他一般也都参加。“但是我们经常遭到批评。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老师都还住在老校区，我们的活动又经常是周末，他们一听说校长要来就要赶回新校区来，总是弄得措手不及。”
这么多年下来，江西社会和官方以及大学延续的都是革命老区文化的传承。想要在学术上突破这种文化体系是很难的。著名文化学者、南昌大学教授胡平坦言，“在江西做文化很难有作为。”
胡平见到周文斌时，让他想起了一部知青电影。看着从一片荒山上建起的巍巍大楼，胡平突然感觉周文斌特别像知青电影里面的主人公。
后来，胡平在南昌大学办了一个类似于百家讲坛的系列讲座——名人公开课。他想把全国各个学科的一流学者都请到南昌大学给学生讲课。事实上，直到周文斌落马前，他已经请来了近一百位学者。之后，名人公开课停办。
一位到过南昌大学讲课的政治学者跟胡平说，中国只有两个地方让他说得很兴奋，一个是北大，另一个就是南昌大学。“他私下跟我说，你们有这样的校长真难得，有真正大学校长的风骨。”胡平说，“我请谁来讲课，事前不报告，事后也不报告。”
有一次，胡平请了一位学者，准备第二天讲课。江西官方得知消息后，要求南昌大学停止这场公开课。周文斌也因此挨了批评。“江西任何一个学校的领导，碰到这样的事，都会恼火的。”
周文斌没有。事后，他私下找到胡平，劝慰他胆子大点，思想再放开点，这次不行，下次再请。
不仅是国内，周文斌还希望学生们有更多的国际视野，在他的推动下，南昌大学建立了国际交流中心。一次，一位教授准备组织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要请十几个海外代表，但多数副校长都反对，认为没必要浪费钱。这位教授把情况反映给周文斌后，他跟老教授说，“你只管组织研讨会，其余的事我来协调。” 这种事情，也让周文斌在学校部分老师那里落下了专横霸道的印象。周文斌来南昌大学后组建的茶艺队也被认为是面子工程。“选拔一些美女，到国外去做各种表演，其实挺花钱的，是典型的面子工程。”南昌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说。
“他从来不打官腔，只要是学术上的事，他从来都不干扰。在他的学校里做学术，会特别安心。”这位不愿具名的老教授说，一开始他对周文斌的印象并不好，直到多次接触后，才抛开成见。“他从这里省一点，从那里也省一点，但在引进人才、科研经费这里从来都是不惜血本。”
江西省委帮助南昌大学化解新校区建设债务危机后，周文斌开始逐年提高老师的福利，以弥补前几年扣掉的津贴。
前湖新校区离南昌市区大约40公里，老师每天来回着实不易。南昌大学通过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在校园内划一块地给老师集资建房。后来，国家政策不允许。最后，决定由南昌大学出面为老师在学校附近团购买房。在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中，周文斌被指涉嫌挪用公款5875万元。
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推出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文章中这样阐述了入选的标准：有别于国内已有的各种大学排行榜，本次调查以学生满意度为唯一评选维度，全面展现国内各大高校毕业生对母校就业、学术氛围、实力和生活条件的满意程度。在专家学者讲座满意度排行榜中，南昌大学排名第一，满意度得分88.16分。南昌大学在全国高校的综合排名也由2005年的第88位上升到61位。
2011年，一本杂志在评价周文斌时写下：“在赞扬或者质疑之前，先弄清楚他是谁，他在想什么，他都做了什么。我们都等不到本世纪末，来检阅本世纪的大学校长是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百年之后，南昌大学那些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大张开的香樟树将会愈加繁盛，郁郁葱葱，这片有山有水的校园，仍然是一个问学的好地方。”
2015年11月10日，周文斌涉嫌受贿（2145万余元）、挪用公款（5875万元）案二度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庭审中，周文斌自称，“这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经济类的冤假错案。”
检方指控的24位行贿人，其中16人为周文斌任职南昌大学时的下属，涉及金额大约120万元。公诉人称，这些人为了得到周文斌的工作支持，或在工作升迁、留任时关照，共同向他行贿。
周文斌承认了收了这些钱，但他认为这充其量算是灰色收入，没有为任何人谋一点利益，不能算受贿。“一部分是我分管或兼职部门的年节福利和资金，另一部分则是我的讲课费和上级部门发放的奖励经费。”周文斌说。
南昌大学后勤服务集团吴姓总经理的证言显示，集团每年向学校上交利润后，会返还其中的10%给集团领导作为奖励。他们认为集团的发展离不开校长周文斌的支持，建议福利发周文斌一份。从2009年至2013年，每年春节皆如此，金额大约为三千元。
学校人事处、教务处、社科处等十几个处室的福利，一般也会给分管副校长和校长一份。周文斌每次拿到的数额是五千至一万不等。
“我也批评过他们，说不要不要。但是你要知道，中国是讲人情的社会，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拿过来，好像他们把我当作处室的一个成员，而不在于钱多钱少，你把这个都退回去，那么大家会开心吗？”庭审中，周文斌这样解释收钱的过程，“一开始我会想，哎呀算了算了，都给职工吧，但他们不肯，反反复复，我也不愿意为这个事拉拉扯扯，所以才收下。”
至于其他的受贿指控，周文斌只承认收了一位港商的10万港币，但跟帮他人谋利益没有关系。法庭上，周文斌说，在“双规”期间，他被要求站立10天10夜，脚肿得像冬瓜。“我是在面临办案单位的特别手段和特别措施下编出来的。”
此次庭审最精彩的依然是“行贿人”胡彪斌出庭作证的过程。起诉书显示，为感谢周文斌在工程承接方面的关照，2011年10月，胡彪斌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校长办公室送给了周文斌100万现金。第一次一审时，胡彪斌出庭作证，却当庭翻供，称作假证是因为检方疲劳审讯和刑讯逼供。“被迫按照检方的意图交代曾向周文斌行贿100万现金。”
胡彪斌向法庭出示了一份银行票据。该票据显示，2011年10月，胡妻的银行账户确实发生了100万的变动，但这100万是转帐给另一家公司的投资款，钱根本就没有出过银行柜台，更不可能作为现金行贿周文斌。
此次二度一审，胡彪斌再次出庭作证，他再次翻供，表示上次出庭的证言为假。他说确实向周行贿了100万现金，并详细交代了一个跟上次完全不同的100万现金的来源。
周文斌的辩护律师朱明勇对检方提供的其他行贿人的证据表示质疑。比如，起诉书显示，2008年春节前，周文斌在南昌丹凤轩酒店收受了几笔贿赂，但事实是，直到当年的7月17日，该酒店才对外营业。另一起受贿记录显示，周文斌2003年在老树咖啡南大店收了100万，但事实上，老树咖啡店直到2011年才开业。“事件发生时，这些地点都不存在，难道他们会算命，算得出来以后这里会开什么样的店。”朱明勇说。
公訴人在庭上称，胡彪斌之所以会出现几次不一样的证言，可能是他的记忆出了问题。公诉人强调，他们所有的一切证言都是合法取得，不存在刑讯逼供。
更让朱明勇惊讶的是一份支票伪证，他在法庭上称“办案机关制造假证”。
起诉书显示，香港商人王雪冬为了感谢周文斌的关照，于2003年和2007年分别向周文斌行贿各50万元。检方提供的证据除了王雪冬的证词之外，就是两张香港的“取款凭证”。
朱明勇当庭出示的PPT显示，该凭证实为“转款凭证”，由于凭证是英文，导致伪造者误以为是“取款凭证;在Date（日期）一栏填了公司名称，而凭证也缺少证号;凭证上书写的是港币，但数额前用的符号却是人民币。
来自王雪冬的证词显示，在香港取钱时，直接在银行自动转为人民币。但这显示更不可能。2014年以前，香港金管局有明文规定，香港居民每人每天最多只能兑换人民币2万元。
公诉人最后解释时称，“该凭证是证人提供而非检察院伪造。”
周文斌涉嫌挪用公款，周文斌庭审上坚称这是为教职工垫付的团购房预付款。周文斌说，2003年初，为了在新校区附近解决学校中青教学科研骨干教师的住房问题，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团购江信国际花园二期500套（约7万平方米）商品房。按照团购房需交预付款的惯例，合同商定预付款为3675万元，约合每户7万。但由于当时房型和学校打分排队选房方案还没有确定下来，购房教职工的具体名单一时落实不了，可项目又须及时启动，故学校按合同规定为教职工统一垫支了这笔款项。后来，南昌市政府大幅度提高了红谷滩新区地价，该项目须补缴2200万元土地款，为使团购项目正常进行，南昌大学同意增加预付款2200万元。以上两笔预付款，在老师交清团购房款后，已悉数还给南昌大学。
公诉人称，所谓预付款，实际上就是用公款变相替地产公司支付本应由其承担的项目承包费及启动资金，是典型的挪用公款。
如今，周文斌在等待法律的审判结果。“如果他不是校长，就没有这回事了。”周文斌的姐姐周惠萍说。
当年坐在主席台下听讲的学生——周兰香，如今成了把他送上法庭的公诉人之一。2014年12月16日，周文斌案一审开庭第7天时，她说，作为生活中的个人，心情确实复杂。周文斌2002年底上任南昌大学校长，她于2003年本科毕业于南昌大学。进校园的学生都记得一句话，“今日我以昌大为荣，明日昌大以我为荣。”末了，她还问周文斌“作何感想”。
周文斌微笑，点头，没有说话。
2015年11月10日，周文斌涉嫌受贿、挪用公款案二度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开庭前，法院对外宣布，因高登红（原来的审判长）身体有恙，由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谭绍木担任审判长。
最年轻的校长
2013年5月2日，周文斌在新浪微博写下：“我也许有理由抱怨，出生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上小学时正值十年动乱，高中毕业经历上山下乡。但我更有理由感激，百里挑一从农场考上了大学，振兴中华激励我努力学习，改革开放给我施展的舞台，教书育人让青春永远延续。学生们像雏鹰要飞得更高，我们愿做无形的空气，托起他们的翅膀。”
7天后，江西省纪委从南昌大学校长办公室把周文斌带走，同时对外宣布他接受组织调查，成为十八大以后“211”高校中唯一落马的正职校长。
1978年，下放湖南衡阳的知青周文斌背着被子，步行10公里山路，走进考场。当年秋天，他如愿入读江西华东地质学院（现为东华理工大学）地质系水文地质专业，师从当时的系主任李学礼。后来，周文斌紧随老师的任职轨迹，一步步走上院长位置。
相对于李学礼的稳守江山，周文斌更具开拓性。41岁掌管一所有15000名学生的高校，上任伊始，他就提出一个口号：两年再造一个华东地质学院。
华东地质学院偏居江西抚州，如何打造影响力也是周文斌考虑的重点之一。为此，他在江西省会南昌拿下一块地皮，建了另一个校区。这也让华东地质学院成为江西最先拥有两个校区的高校。
实际上，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周文斌就再造了一个华东地质学院。李学礼担任院长期间，学校校区面积只有326亩，建筑面积14.4万平方米。周文斌接任院长一年后，华东抚州、南昌两个校区面积达到3000亩、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各项建设总投入3个多亿。周文斌说：“这3个多亿如果坐等就没有了。通过多种渠道一搞活，最后一盘点，钱都用不完。”
这种建校速度成了周文斌著名的华东办学模式，让他成为高校的改革明星。他自己对这种模式的总结是，“自己省一点，上面的钱要一点，别人的钱用一点，以后的錢用一点。”其中，用别人的钱就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办学;以后的钱就是银行贷款。最有名的例子是，在华东建设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他通过置换老食堂经营权引入社会资本，投入五千多万对老食堂进行改造。这后来被称为BOT模式（建设、经营、移交）。
开始，对于周文斌提出引入社会资本改造食堂的想法，校方很多人反对，但周文斌还是强力推进，因此得一绰号——周大胆。后来，在一次大会上，他这样解释，“一个没有胆量的人是做不成事的。怎样才能有胆量呢？首先胆量是随着才气走的，其次无私才能无畏。”
2002年，南昌大学原校长潘际銮离任，江西省委把物色一位新校长的工作提上日程。以高校改革者姿态出现的周文斌迎来了机会。“他的这种创新能力，正是省委需要的人之一。”江西政界一人士说。
当年12月17日，周文斌上任南昌大学校长。此时距离他当选华东地质学院院长也仅仅一年半时间。这一年，他42岁，成为江西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调任之前，时任江西省委一位主要领导找他谈话，说，“我觉得你周文斌是一个能干事的人，想让你去干更大点的事，安排也尽可能给你搞好了，你可以甩开膀子去干，不会让你卡在那儿做不成事。”
“我是来干事的”
上任之初，江西省只给了南昌大学5000万元，另加几千亩荒山。周文斌把调任南昌大学校长称为自己的二次创业。他甚至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南昌大学建成全国第一流的校园，要超过清华、北大。但摆在他面前的依然是钱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怎么去融资？怎么合理地安排经费的使用？怎么安排进度、确保进度？现在我们就在做一件很冒险的事情，新校区现在才刚刚开工，9月份新生就要进去，这也没有退路了，必须要做，不做完新生往哪里住啊？老校园里已经住不下了。那就只能立下军令状，我对有关同志们说过年大家都不要休息了，年三十我去陪你们吃饭。”上任不久后，周文斌说。
2002年除夕，周文斌如约到工地。基建工人烧了一大锅土菜，他和工人围在一起。几杯烈酒之后，周文斌兴起，唱起“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此时距离2003级新生开学只有9个月。“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那时候还是一片荒山，第二年新生就要住进去，时间太紧了，给我我可不敢接。”南昌大学终身教授邓宗觉曾说。
周文斌上任之初，可谓大刀阔斧。他开始了办学模式的第一步——自己省一点。他建议撤掉老干部退休办，认为退休干部的很多费用不应该由学校承担，这个举措让他得罪了一大批老干部，这也为他日后的改革遇阻埋了伏笔。
尽管后来这项改革不了了之，甚至一次大会上，周文斌借机向老干部妥协，表示对这个事很关心。“但他还是惹了祸，老干部觉得他对他们的关心不够。”南昌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老教授说。
此后，老干部对他的举报不断。寄给省委的信中，老干部认为周文斌的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身边的人劝周文斌尽量安抚好老干部，周文斌说，不怕，他来就是干事的，干事就要得罪人。
南昌大学前身为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1993年，两校合并，改称南昌大学，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但实际上两个校区多有不和。周文斌到任之后，“他让两个校区有了统一的精神归属。”南昌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青年教授说。
老干部不好惹，周文斌只好把改革放在了在职教师和学生身上。他以“省一点”的名义，削减了教师的津贴，并停发学生每月伙食补贴。据估算，仅这两项，每年为南昌大学省下2200万元。校医院也成了他开刀的对象。“以前大家有病没病都可以去领药，造成了极大的资金和医疗浪费。”上述青年教授说。
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另一个口号——让一部分优秀的老师先富起来。他打破了此前南昌大学奖金大锅饭的传统，采取保低拉高的方式，调动了老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最困难的还是前湖新校区的建设，这也正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李学礼很清楚其中的利害，他多次叮嘱周文斌不要出问题。
周文斌明白恩师话中所指，于是，他把权力全部下放至分管领导，自己只负责对外事务。他甚至推掉了新校区建设总指挥的头衔，全权让时任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邵鸿负责。南昌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老教授说，在一次跟邵鸿见面时，邵鸿说，那几年不少单位跟他打招呼帮忙揽工程，唯有周文斌未递过一张纸条。
2006年，前湖新校区基本建成，投入资金25个亿，其中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别人的钱”。比如，南昌大学与香港多伦多集团签订建设前湖校区后勤设施，协议资金2.2亿元，多伦多出资建设南昌大学前湖校区的学生公寓，以及配套的食堂、商业街等项目，获得的回报是公寓和商业街15年的经营权。期满后，所有资产归南昌大学所有。
3年半时间，南昌大学前湖新校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山水园林式校园，就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傅高义在他的畅销书《邓小平时代》中都专门提到：南昌大学的建设是“令人瞠目的成功故事”。
2007年，南昌大学的建校经验作为一个标杆在全省推广，多数学校到南昌大学取经，启动了江西高校建设的第二季。
满意排行榜
周文斌的野心不仅仅是建成全国一流的环境高校，他渴望的还有自由的学术氛围。“我们从不缺乏对高等教育神圣的信仰，我们坚信大学应该成为一座精神的岛屿，我们恋恋不舍地回望蔡元培的北大时代和梅贻琦的清华时代，我们忧心忡忡于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时光已经过去。”
努力让南昌大学的学术氛围回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正是周文斌办学的野心之一。他甚至劝慰教师，“状态回不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但我们的心态要回到那个时候的北大。”
到南昌大学后，为了更好和学生沟通，他设置了一名学生校长助理。后来，还实名开通新浪微博，跟学生直接在网络上交流。
2003级学生张安俊到学校报到后，跟老师要了周文斌电话，发了一条信息给他：几个同学希望能见到你。张安俊本不抱校长回信息的希望，却没想，很快收到周文斌的信息，告诉他第二天上午10点去老校区办公室，还特意说明进校区后去他办公室的路线。交流过程中，周文斌问得特别细，甚至问到从新校区到老校区的209路公交是否非常拥挤。
后来，很多学生在校区组织活动，都会给周文斌发邀请信息，只要時间上允许，他一般也都参加。“但是我们经常遭到批评。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老师都还住在老校区，我们的活动又经常是周末，他们一听说校长要来就要赶回新校区来，总是弄得措手不及。”
这么多年下来，江西社会和官方以及大学延续的都是革命老区文化的传承。想要在学术上突破这种文化体系是很难的。著名文化学者、南昌大学教授胡平坦言，“在江西做文化很难有作为。”
胡平见到周文斌时，让他想起了一部知青电影。看着从一片荒山上建起的巍巍大楼，胡平突然感觉周文斌特别像知青电影里面的主人公。
后来，胡平在南昌大学办了一个类似于百家讲坛的系列讲座——名人公开课。他想把全国各个学科的一流学者都请到南昌大学给学生讲课。事实上，直到周文斌落马前，他已经请来了近一百位学者。之后，名人公开课停办。
一位到过南昌大学讲课的政治学者跟胡平说，中国只有两个地方让他说得很兴奋，一个是北大，另一个就是南昌大学。“他私下跟我说，你们有这样的校长真难得，有真正大学校长的风骨。”胡平说，“我请谁来讲课，事前不报告，事后也不报告。”
有一次，胡平请了一位学者，准备第二天讲课。江西官方得知消息后，要求南昌大学停止这场公开课。周文斌也因此挨了批评。“江西任何一个学校的领导，碰到这样的事，都会恼火的。”
周文斌没有。事后，他私下找到胡平，劝慰他胆子大点，思想再放开点，这次不行，下次再请。
不仅是国内，周文斌还希望学生们有更多的国际视野，在他的推动下，南昌大学建立了国际交流中心。一次，一位教授准备组织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要请十几个海外代表，但多数副校长都反对，认为没必要浪费钱。这位教授把情况反映给周文斌后，他跟老教授说，“你只管组织研讨会，其余的事我来协调。” 这种事情，也让周文斌在学校部分老师那里落下了专横霸道的印象。周文斌来南昌大学后组建的茶艺队也被认为是面子工程。“选拔一些美女，到国外去做各种表演，其实挺花钱的，是典型的面子工程。”南昌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说。
“他从来不打官腔，只要是学术上的事，他从来都不干扰。在他的学校里做学术，会特别安心。”这位不愿具名的老教授说，一开始他对周文斌的印象并不好，直到多次接触后，才抛开成见。“他从这里省一点，从那里也省一点，但在引进人才、科研经费这里从来都是不惜血本。”
江西省委帮助南昌大学化解新校区建设债务危机后，周文斌开始逐年提高老师的福利，以弥补前几年扣掉的津贴。
前湖新校区离南昌市区大约40公里，老师每天来回着实不易。南昌大学通过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在校园内划一块地给老师集资建房。后来，国家政策不允许。最后，决定由南昌大学出面为老师在学校附近团购买房。在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中，周文斌被指涉嫌挪用公款5875万元。
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推出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文章中这样阐述了入选的标准：有别于国内已有的各种大学排行榜，本次调查以学生满意度为唯一评选维度，全面展现国内各大高校毕业生对母校就业、学术氛围、实力和生活条件的满意程度。在专家学者讲座满意度排行榜中，南昌大学排名第一，满意度得分88.16分。南昌大学在全国高校的综合排名也由2005年的第88位上升到61位。
2011年，一本杂志在评价周文斌时写下：“在赞扬或者质疑之前，先弄清楚他是谁，他在想什么，他都做了什么。我们都等不到本世纪末，来检阅本世纪的大学校长是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百年之后，南昌大学那些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大张开的香樟树将会愈加繁盛，郁郁葱葱，这片有山有水的校园，仍然是一个问学的好地方。”
庭审
2015年11月10日，周文斌涉嫌受贿（2145万余元）、挪用公款（5875万元）案二度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庭审中，周文斌自称，“这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经济类的冤假错案。”
检方指控的24位行贿人，其中16人为周文斌任职南昌大学时的下属，涉及金额大约120万元。公诉人称，这些人为了得到周文斌的工作支持，或在工作升迁、留任时关照，共同向他行贿。
周文斌承认了收了这些钱，但他认为这充其量算是灰色收入，没有为任何人谋一点利益，不能算受贿。“一部分是我分管或兼职部门的年节福利和资金，另一部分则是我的讲课费和上级部门发放的奖励经费。”周文斌说。
南昌大学后勤服务集团吴姓总经理的证言显示，集团每年向学校上交利润后，会返还其中的10%给集团领导作为奖励。他们认为集团的发展离不开校长周文斌的支持，建议福利发周文斌一份。从2009年至2013年，每年春节皆如此，金额大约为三千元。
学校人事处、教务处、社科处等十几个处室的福利，一般也会给分管副校长和校长一份。周文斌每次拿到的数额是五千至一万不等。
“我也批评过他们，说不要不要。但是你要知道，中国是讲人情的社会，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拿过来，好像他们把我当作处室的一个成员，而不在于钱多钱少，你把这个都退回去，那么大家会开心吗？”庭审中，周文斌这样解释收钱的过程，“一开始我会想，哎呀算了算了，都给职工吧，但他们不肯，反反复复，我也不愿意为这个事拉拉扯扯，所以才收下。”
至于其他的受贿指控，周文斌只承认收了一位港商的10万港币，但跟帮他人谋利益没有关系。法庭上，周文斌说，在“双规”期间，他被要求站立10天10夜，脚肿得像冬瓜。“我是在面临办案单位的特别手段和特别措施下编出来的。”
此次庭审最精彩的依然是“行贿人”胡彪斌出庭作证的过程。起诉书显示，为感谢周文斌在工程承接方面的关照，2011年10月，胡彪斌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校长办公室送给了周文斌100万现金。第一次一审时，胡彪斌出庭作证，却当庭翻供，称作假证是因为检方疲劳审讯和刑讯逼供。“被迫按照检方的意图交代曾向周文斌行贿100万现金。”
胡彪斌向法庭出示了一份银行票据。该票据显示，2011年10月，胡妻的银行账户确实发生了100万的变动，但这100万是转帐给另一家公司的投资款，钱根本就没有出过银行柜台，更不可能作为现金行贿周文斌。
此次二度一审，胡彪斌再次出庭作证，他再次翻供，表示上次出庭的证言为假。他说确实向周行贿了100万现金，并详细交代了一个跟上次完全不同的100万现金的来源。
周文斌的辩护律师朱明勇对检方提供的其他行贿人的证据表示质疑。比如，起诉书显示，2008年春节前，周文斌在南昌丹凤轩酒店收受了几笔贿赂，但事实是，直到当年的7月17日，该酒店才对外营业。另一起受贿记录显示，周文斌2003年在老树咖啡南大店收了100万，但事实上，老树咖啡店直到2011年才开业。“事件发生时，这些地点都不存在，难道他们会算命，算得出来以后这里会开什么样的店。”朱明勇说。
公訴人在庭上称，胡彪斌之所以会出现几次不一样的证言，可能是他的记忆出了问题。公诉人强调，他们所有的一切证言都是合法取得，不存在刑讯逼供。
更让朱明勇惊讶的是一份支票伪证，他在法庭上称“办案机关制造假证”。
起诉书显示，香港商人王雪冬为了感谢周文斌的关照，于2003年和2007年分别向周文斌行贿各50万元。检方提供的证据除了王雪冬的证词之外，就是两张香港的“取款凭证”。
朱明勇当庭出示的PPT显示，该凭证实为“转款凭证”，由于凭证是英文，导致伪造者误以为是“取款凭证;在Date（日期）一栏填了公司名称，而凭证也缺少证号;凭证上书写的是港币，但数额前用的符号却是人民币。
来自王雪冬的证词显示，在香港取钱时，直接在银行自动转为人民币。但这显示更不可能。2014年以前，香港金管局有明文规定，香港居民每人每天最多只能兑换人民币2万元。
公诉人最后解释时称，“该凭证是证人提供而非检察院伪造。”
周文斌涉嫌挪用公款，周文斌庭审上坚称这是为教职工垫付的团购房预付款。周文斌说，2003年初，为了在新校区附近解决学校中青教学科研骨干教师的住房问题，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团购江信国际花园二期500套（约7万平方米）商品房。按照团购房需交预付款的惯例，合同商定预付款为3675万元，约合每户7万。但由于当时房型和学校打分排队选房方案还没有确定下来，购房教职工的具体名单一时落实不了，可项目又须及时启动，故学校按合同规定为教职工统一垫支了这笔款项。后来，南昌市政府大幅度提高了红谷滩新区地价，该项目须补缴2200万元土地款，为使团购项目正常进行，南昌大学同意增加预付款2200万元。以上两笔预付款，在老师交清团购房款后，已悉数还给南昌大学。
公诉人称，所谓预付款，实际上就是用公款变相替地产公司支付本应由其承担的项目承包费及启动资金，是典型的挪用公款。
如今，周文斌在等待法律的审判结果。“如果他不是校长，就没有这回事了。”周文斌的姐姐周惠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