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获得国际大奖，轰动一时，平时许多只在家看电视的人也竞上戏院看它，以致于创票房新高。久未看电影的我，终于也去看了。也许所见、所闻听到太多的赞美，未免期望过高，并不觉得那么好。当然偶尔也看到一些批评，如李黎敏锐地指出电影“背叛”了小说，也有人不同意龙应台所谓李安“挽救了历史”的说法。现在电影早已放映，大家记忆犹新，借此谈谈我对电影、小说与历史的看法。
　　历史往往是冷冰冰的事实，即使不枯燥，绝对不能为了引人入胜，而故意改变事实。抗战时期重庆的女间谍郑苹如以色诱汉奸丁默邨，谋刺不成，血染法场，是确曾发生过的血腥历史，谈不上爱情故事。但写小说，就可以增事踵华，色诱可以开发出男女之间的感情，爱情更是最佳的小说题材，而且可凭想象与虚构，写得曲曲折折，哀怨缠绵，感动读者。
　　小说家张爱玲于抗战期间住在沦陷区的上海，不会不知道这件轰动一时的谋杀案件，这自然成为她写作的好题材。但她不是历史家，没有义务将此案件如实写下来。历史小说允许真人假事，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属于小说，而非历史。张爱玲也用汪精卫、周佛海的真姓实名，也提到沦陷区里的汪政权、在日本刺刀下的上海、形形色色的官太太们，但着墨无多。男女主角丁默邨与郑苹如虽呼之欲出，却虚构为易先生与王佳芝，将谍工色诱暗杀事件穿插了曲折而冷艳的爱情故事。她将郑苹如以购买皮草大衣为幌子，改为丁默邨替王佳芝买钻戒，显然钻戒比大衣更能发挥，电影一开始就在麻将桌上闪闪发光。张爱玲是将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经过加工改造，放在历史场景中来说。作为一个小说家，张爱玲的重点在刻划人性，在乎艺术创造，而不在乎展现历史；她要把故事说得生动，并不在乎故事的真实。真实的郑苹如是国民党元老郑原越的女儿，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中统局成为女情报员，执行上级交代的为国除奸任务。然而张爱玲却将此一任务交给一群有勇无谋的大学生，于是增添了许多天真、浪漫，残酷的虚构情节，加强了可读性与趣味性。张爱玲作为出色的小说家，雅不欲从简单的忠奸、黑白来区分她所写的人物，老易虽是汉奸，负面之外并非完全没有正面的人性；王佳芝为国除奸，但也有人性软弱的一面。如此处理，固然难为一些讲历史、辨忠奸的维道之士所认可，但从小说艺术而言，不仅可以接受，而且值得欣赏。
　　不过，一部伟大的小说在虚构中往往最能刻划时代，像托翁的《战争与和平》，在说故事的背后浮现一篇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感人诗史，刻划了当时俄国的时代、贵族们的真面目，以及社会与人心的背向。张爱玲改装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但对故事发生的时代，也就是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与沦陷区内的汪政权无意多所着墨，轻轻带过。她虽身处那个时代，却无心深入了解那个时代，也许有点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小说家之笔毕竟是历史家所不及的，因历史家不能像小说家那样自由挥洒。所以历史家彼得盖伊（Peter Gay）出了一本书，要替历史学家上三堂小说课，他希望史家能学习到小说家的文字技巧与想象力，以及如何从完美的虚构中也能写出真正的历史。
　　电影更有小说所没有的优势，因电影超越文字。小说只能用“文字”（word）表达，而电影则可用活生生的“图像”（image）来呈现故事。李安拍此电影口口声声要对“张奶奶”的小说忠实，其实并无必要，因电影也是一种艺术创作，就像“张奶奶”写小说不必忠实于历史一样。结果李安的“忠实”，仍被李黎视为“背叛”，而且举证历历，“张奶奶”明明写道：“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李安偏偏选用了不见“丘壑”的汤小姐来演佳芝。笔者认为如果真正“背叛”得好，别开新境，未尝没有加分的效果。但是电影《色·戒》不成功的地方，主要由于对小说《色·戒》，该“背叛”时不“背叛”，该“忠实”时却不“忠实”。
　　小说《色·戒》最可议者，莫过于其丰富的“文本”（text）相对于贫乏的“语境”（contextualisation）。写敌伪时期的故事，却对敌伪时期的历史氛围语焉不详。李安刻意要求1940年代建筑、街景、服饰之真实，甚至连车牌号码都不放过（虽然不经意地露出今日浦东的金茂大厦一角，顿令人有时光错乱之感），但是对于比较抽象的时代精神与面貌，既不能补小说文字叙述之不足，更无力在图像上呈现出来，不免令人感叹“镜头难拍是精神”啊！明察车牌之秋毫，却不见时代之舆薪，难怪一些老外观众与患有史盲的朋友，看了电影《色·戒》之后，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也。
　　电影《色·戒》最令人瞩目的还是那几场床戏，男汉奸与女间谍一丝不挂，袒逞相交，当然不是在拍Ａ片，而是要诠释这个“色”（sex）字。然而李安在镜头上的“露骨”（事实上还“露毛”）与张爱玲文字上的“含蓄”相映成趣。由于含蓄，不知有心曲解呢？还是无心误解。张爱玲小说里的一句话：“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一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再加上小说上提到王佳芝听说过民初名学者所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句话，于是被解释成女间谍色诱汉奸，自己反而被色诱了，好像因享受性欲而爱上了汉奸，以致于在关键时刻放走了她要谋杀的人。如此诠释固然可使床戏合理化，但显然是“背叛”了“张奶奶”的原意。张爱玲在小说里很明白地写道：佳芝既不相信名学者会说“那样下作的话”，自己“也不相信那话”。至于“洗热水澡”的比喻，张爱玲在《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文中响应“域外人”的批评时，明言所谓“一切都有了个目的”，“是说‘因为没白牺牲了童贞’”；换言之，并不是说跟汉奸在一起，会像“洗了一个热水澡一样，把积郁都冲掉了”，而是指暗杀易先生的目的又有了指望，她因计划色诱而先失童贞也就不算白费。张爱玲认为“域外人”的“断章取义”，“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李安不会不知道张爱玲反驳“域外人”的文章，却在“匪夷所思”上拍大特写。然而，那赤裸裸的大特写实在感受不到王佳芝在“享受性爱”（joy of sex），反而感到她很痛苦，甚至在被强暴。事实上，王佳芝在电影里向她的同志们怒吼时曾说：“我让他进入我的身体，羞辱我，伤害我。”李安的“精彩”床戏到底要传达些什么，就有点令人迷糊了。
　　张爱玲写王佳芝如何失去童贞一段，倒有点令人“匪夷所思”：那些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只有姓梁的嫖过妓，有过性经验，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取佳芝的童贞，而佳芝虽然厌恶这个人，居然不怕“染上脏病”，任由他去取。李安利用先进的电影技术很忠实地拍下这一段，但那个有经验的梁闰生却演得如此生硬可笑，除了破了童贞之外，如何能教佳芝去色诱成功，由她比较喜欢的邝裕民来做，又会坏到哪里？李安是张爱玲的孙辈，大可在这方面“叛逆”一下，作些创造性的改变，可惜大导演在这一点上太忠于原著了。
　　小说写王佳芝故意放走易先生，是对历史的“背叛”，却是小说比历史有趣的地方，她为什么放他，也就有文章可做。她爱上了他应是最简单的答案，但原因却错综复杂，在小说里令人感到王佳芝家庭的疏离、同学们的无情，反而使她认为她要对付的那个汉奸对她好，再加上六克拉的钻戒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这样虚构倒也入情入理。然则，使她动心的不是“色”而是钻戒的“戒”。“电影色界”在“色”上大演床戏，出了力气，除迎合好莱坞色情与暴力的题材外，并不讨好，也不符合小说的原意。钻戒在电影上倒是演得曲折有致，最后还导致“捉放曹”一幕惊险的高潮。
　　
　　无论在小说里或电影里，王佳芝是主角中的主角，男主角易先生像是女主角的配角，连个名字都没有，也不知他的出身与背景，只知他做黑暗的事，却怕去黑暗的地方，连戏院都不敢去。李安请了大牌港星梁朝伟饰易先生，还算称职，但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工头子。据说丁默邨本人望之颇为斯文，但为了艺术效果却不能这样忠于历史。在张爱玲的笔下，易先生最后冷血地处决了王佳芝，心里却想她虽恨他，还是爱他的，甚至以为“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样复杂的心情，要用电影图像来表达，就很不容易了。我们在屏幕上只看到易先生摸着床，黯然欲泪，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