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吏制是社会治理结构的主体机制和枢纽节点，是历史上“天授皇权”和现当代“人民主体治理结构”的代议执行团队。社会意志和发展规划的落实质量关键在于吏制团队的建设程度，在于人民的广泛参与和有效治理。民有民谚，官有“官则”，中国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完善都相对较早，吏制的重要性和规范性体现得也较早，“官箴文化”为我们接古续今、搞好当代政治建设、促进民族复兴提供了很好的操作轴线。
何谓官箴文化
“官箴”是针对从政者而提出的一系列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的统称，内容上主要包括“为政之德”“为政之道”和“为政之艺”三个方面。所谓“为政之德”，指的是从政者所要坚守的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所谓“为政之道”，则表达了为政者在从政过程中如何从政和如何处事；所谓“为政之艺”，具体表现为从政的技巧、方法和能力等。
追溯其词源意，官箴可以分解为“官”与“箴”两个独立的字。“官”主要是指从政者或官职，“箴”则为规劝、告诫与警示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有载：“箴者，戒也。”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箴铭》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官”“箴”合用，有两重含义：第一，要求当政者在运用权力时，要借助道德精神的力量，实行自我克制与自我节持，把握合适的“度”；第二，当政者会出现弊端与失误，光靠自律难以自我纠正，需要规劝、告诫与警示。
总之，官箴以其训谏为政之德、规范为官之行、指导为吏之道，构建了一整套系统的封建行政和司法伦理的价值体系，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官箴文化。而这一文化的核心，是从防止权力滥用的角度出发，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加以制约，从而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形式与监督思想。
官箴文化之于治国理政的精神特质
官箴文化历史发展悠久，理论基础深厚，作为一种防范优先的道德自律与有效制度约束相结合的防治模式，它有助于澄清吏治，防范与减少贪腐行为与渎职犯罪，具有自律性、启示性与警示性的借鉴作用。
以“慎”御懈，严格的自律精神。“慎”的思想原则为“吾日三省吾身”，是为政者必须具备的官德之一，体现出强烈的自律精神。官箴文化作为先贤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其重要借鉴功能首先在于为政的自律意义，即依靠传统道德的修炼，提高防腐反腐的抗御能力。所谓“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行廉以保其真，守清以保其身”（武则天《臣轨》《缜密章》），以箴言自律，使为政者处处警醒、时时审慎，必然会降低贪腐犯罪的可能性。
以“勤”御怠，深厚的伦理基础。“勤”的应用，早在西周时期已有记载，周成王发布《蔡仲之命》时曾要求“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强调的正是道德自律的伦理学基础。清人汪辉祖与其父的对话有云：“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即不官，不失为好人。自古得失有数，为官以实，勿因小利而失大义。做人做官其理一也。”这里，官箴文化主动防范的思想，建立在宗法社会伦理学的基础之上，有深厚的道德预防意义，有助于官员奉公守法，警惕与及时防治贪腐等职务犯罪。历代王朝侧重于官箴文化者，君臣上下研习伦理道德，大大提高廉政防腐的免疫能力，并能充分发挥官箴文化的预防为主、防范为先的作用，有利于减少权力的滥用与权钱交易。
以“公”御私，良性的监督机制。“公”是为政之道的重要构成，指的是为国以“公”、为政以“公”。古训有云：公生明，廉正威。无论是传统社会统治还是当下社会治理，以公御私是秉公处理政务的前提。《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俗有“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之说，强调在道德自律之外，外部监督的不可或缺性。君主制时期，言谏官便是奉王命献箴言，对君权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启示后人坚持公正处事的标准，使为政者明智而不为利益所左右。历史上，凡重视官箴文化建设的君主，都注意总结经验教训，把道德自律与制度监督相结合，有效约束君权的膨胀及吏治的腐败，进而实现了所统王朝的长治久安。
官箴文化的时代意义
官箴文化的发展历史及特征告诉我们，官箴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会随着社会发展的程度和制度完善的高度有所迁延。比如，周朝肇始时期专制君权条件下有限度地箴谏君王的表现，先秦形成时期帝王箴示群臣的特征，汉唐确立时期又延伸为君臣互箴的精神，宋元明清发展期则拓展为官员自箴自省的时代特征等。官箴文化的发展历程及特征虽然不同，但箴、谏、范的精神一以贯之。从特殊岗位规范的角度，官箴文化应该具有传承性和历史性，既尊重“共体建设”这一宏大工程的内在历史沿革性，又要结合时代要求赋予和发展崭新的时代细节。
诚然，包括官箴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是君主制尤其是人治统治模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道德泛化、定位模糊、监督的不可确定性等实际问题一直纠缠于这一文化实体本身。当下，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决定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制度性和系统性。这样聚民心、汇民力的政治构想，为治国理政确定了航标和指南。因此，学习传统官箴文化，既要汲取其中的营养与价值，也要清醒地看到它的问题与弊端，进而在当代社会治理模式上构建良性机制，提供制度供给和秩序规范的保障。最终，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完善党的领导，坚定而真诚地为人民群众树立起一个值得信赖、能够信赖的执政党形象。
当下，中国社会正在按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昭示，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官箴文化必须充分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集成与发扬必将助推社会治理结构枢纽体系的良性运转，引领社会无滞障和少内耗地顺利前行。从民谚在人民生活中的指南针作用看，官箴文化在社会经济转型升级期间一定会为各级行政官员起到理论导向和实践操作双重高效的指导作用，其丰盈的史学价值与充分的时代意义将为国家治国理政体系和世界政治格局贡献崭新的枢纽保障和实践范本。
（作者：景俊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 斌
何谓官箴文化
“官箴”是针对从政者而提出的一系列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的统称，内容上主要包括“为政之德”“为政之道”和“为政之艺”三个方面。所谓“为政之德”，指的是从政者所要坚守的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所谓“为政之道”，则表达了为政者在从政过程中如何从政和如何处事；所谓“为政之艺”，具体表现为从政的技巧、方法和能力等。
追溯其词源意，官箴可以分解为“官”与“箴”两个独立的字。“官”主要是指从政者或官职，“箴”则为规劝、告诫与警示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有载：“箴者，戒也。”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箴铭》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官”“箴”合用，有两重含义：第一，要求当政者在运用权力时，要借助道德精神的力量，实行自我克制与自我节持，把握合适的“度”；第二，当政者会出现弊端与失误，光靠自律难以自我纠正，需要规劝、告诫与警示。
总之，官箴以其训谏为政之德、规范为官之行、指导为吏之道，构建了一整套系统的封建行政和司法伦理的价值体系，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官箴文化。而这一文化的核心，是从防止权力滥用的角度出发，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加以制约，从而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形式与监督思想。
官箴文化之于治国理政的精神特质
官箴文化历史发展悠久，理论基础深厚，作为一种防范优先的道德自律与有效制度约束相结合的防治模式，它有助于澄清吏治，防范与减少贪腐行为与渎职犯罪，具有自律性、启示性与警示性的借鉴作用。
以“慎”御懈，严格的自律精神。“慎”的思想原则为“吾日三省吾身”，是为政者必须具备的官德之一，体现出强烈的自律精神。官箴文化作为先贤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其重要借鉴功能首先在于为政的自律意义，即依靠传统道德的修炼，提高防腐反腐的抗御能力。所谓“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行廉以保其真，守清以保其身”（武则天《臣轨》《缜密章》），以箴言自律，使为政者处处警醒、时时审慎，必然会降低贪腐犯罪的可能性。
以“勤”御怠，深厚的伦理基础。“勤”的应用，早在西周时期已有记载，周成王发布《蔡仲之命》时曾要求“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强调的正是道德自律的伦理学基础。清人汪辉祖与其父的对话有云：“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即不官，不失为好人。自古得失有数，为官以实，勿因小利而失大义。做人做官其理一也。”这里，官箴文化主动防范的思想，建立在宗法社会伦理学的基础之上，有深厚的道德预防意义，有助于官员奉公守法，警惕与及时防治贪腐等职务犯罪。历代王朝侧重于官箴文化者，君臣上下研习伦理道德，大大提高廉政防腐的免疫能力，并能充分发挥官箴文化的预防为主、防范为先的作用，有利于减少权力的滥用与权钱交易。
以“公”御私，良性的监督机制。“公”是为政之道的重要构成，指的是为国以“公”、为政以“公”。古训有云：公生明，廉正威。无论是传统社会统治还是当下社会治理，以公御私是秉公处理政务的前提。《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俗有“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之说，强调在道德自律之外，外部监督的不可或缺性。君主制时期，言谏官便是奉王命献箴言，对君权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启示后人坚持公正处事的标准，使为政者明智而不为利益所左右。历史上，凡重视官箴文化建设的君主，都注意总结经验教训，把道德自律与制度监督相结合，有效约束君权的膨胀及吏治的腐败，进而实现了所统王朝的长治久安。
官箴文化的时代意义
官箴文化的发展历史及特征告诉我们，官箴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会随着社会发展的程度和制度完善的高度有所迁延。比如，周朝肇始时期专制君权条件下有限度地箴谏君王的表现，先秦形成时期帝王箴示群臣的特征，汉唐确立时期又延伸为君臣互箴的精神，宋元明清发展期则拓展为官员自箴自省的时代特征等。官箴文化的发展历程及特征虽然不同，但箴、谏、范的精神一以贯之。从特殊岗位规范的角度，官箴文化应该具有传承性和历史性，既尊重“共体建设”这一宏大工程的内在历史沿革性，又要结合时代要求赋予和发展崭新的时代细节。
诚然，包括官箴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是君主制尤其是人治统治模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道德泛化、定位模糊、监督的不可确定性等实际问题一直纠缠于这一文化实体本身。当下，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决定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制度性和系统性。这样聚民心、汇民力的政治构想，为治国理政确定了航标和指南。因此，学习传统官箴文化，既要汲取其中的营养与价值，也要清醒地看到它的问题与弊端，进而在当代社会治理模式上构建良性机制，提供制度供给和秩序规范的保障。最终，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完善党的领导，坚定而真诚地为人民群众树立起一个值得信赖、能够信赖的执政党形象。
当下，中国社会正在按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昭示，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官箴文化必须充分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集成与发扬必将助推社会治理结构枢纽体系的良性运转，引领社会无滞障和少内耗地顺利前行。从民谚在人民生活中的指南针作用看，官箴文化在社会经济转型升级期间一定会为各级行政官员起到理论导向和实践操作双重高效的指导作用，其丰盈的史学价值与充分的时代意义将为国家治国理政体系和世界政治格局贡献崭新的枢纽保障和实践范本。
（作者：景俊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