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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经地中海逃往欧洲难民的死亡人数刷新了近十年的最高记录，大多数人在素有“死亡路线”之称的利比亚至意大利逃亡途中殒命。俄罗斯记者跟随“无国界医生”前往利比亚海岸实施救援，为我们讲述难民及援助者们的故事。
“死亡路线”
意大利港口雷焦卡拉布里亚，2016年10月5日傍晚7点，再过半小时，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MSF）的轮船尊严1号将启程前往利比亚海岸，投入例行的搜救行动。当天黎明，417名难民和一具23岁尼日利亚孕妇的尸体登上尊严1号，他们乘坐的小船漏水了，咸海水跟发动机燃油混在一起，变成有毒液体，很多人被化学物质灼伤。
“有些人站不稳，有的人疼得直叫‘我的皮肤烧着了’，”参与那次营救行动的“无国界医生”护士考特尼事后讲道，“我们没能救活那名孕妇，她得了肺积水，就死在这张睡椅上。”
化学灼伤并不是非洲难民会遇到的最可怕的事。在利比亚境内，他们因国内战乱面临沦为奴隶的危险，还可能被绑架；如果亲人交不起赎金，则会被杀害；如果他们乘坐的超载船只倾翻或漏水，还可能淹死在大海中。大量难民在经利比亚和埃及到意大利的海上丢了性命或者下落不明，这条路线因此被称为“死亡路线”，官方称之为地中海中线，另两条逃难路线是：东线——土耳其到希腊，西线——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到西班牙。2016年不到11个月的时间内，有4663人在这3条线上丧生，其中90%死于中线，这些还只是官方统计数字，实际上到底死了多少人，就连硬把难民塞满偷渡船只的蛇头也不知道。
我们登上尊严1号绳梯，“无国界医生”任务协调员、希腊人尼古拉斯走在前面。“我们将在后天上午10点到达救援区域。现在带你们看看船舱，了解一下安全须知。”尼古拉斯边走边说。我们不时停下脚步，跟一路遇到的船员打招呼。大家微笑着握手致意，皮埃尔、考特尼、鲁意斯、亚当、乌萨玛、艾杜阿德罗……尊严1号上的船员共有19人。尼古拉斯把我们交给负责供应保障工作的匈牙利人亚当·萨博。亚当带我们去看船舱，之后把工作服发给我们：救生背心、头盔、手套、鞋子，这身行头得在救援行动开始前就穿上。
向我们解释安全须知的是轮船大副、西班牙人艾杜阿德罗，他的话言简意赅：“有4种警报：一般警报、火灾警报、沉船警报和海盗攻击警报。船要沉没时，只有两分钟时间穿上救生服和救生背心跑到甲板上，轮船沉没的速度非常快。”艾杜阿德罗咧开有豁齿的嘴笑道。
尊严1号行驶到开阔的海面。轮船开始颠簸，行走需多加小心，以免从船梯掉落或者肩膀撞到狭窄的过道。没人知道这次搜救行动会持续多久，也许5天，也许一周，也许更长，一切取决于天气：遇有大风浪时，蛇头很少放船上路，这样一来就得等到风平浪静时再行动。
难民和蛇头是地中海地区稳定存在了多年的主要生态系统。“阿拉伯之春”事件和2015年难民大潮之后，这一生态系统的规模急剧扩大，吸引了很多新玩家。“无国界医生”是以一己之力對“死亡路线”上的难民实施救援的第一批人道主义组织，2016年与“无国界医生”一起参与“死亡路线”救援的还有9家非商业性组织。
2014年10月，由于缺乏欧盟的财政支持，意大利当局中止了“地中海行动”，之后，地中海中线开始引起私人救助者的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欧盟国家都奉承人道主义精神，尤其突出的是，在“地中海行动”中止前不久，英国曾表示，今后不再为地中海地区的搜救工作拨款，因为这种做法不但促进了难民数量的增长，还增加了死亡人数。继“地中海行动”之后，又有“海神”行动，不过它的主要目的不是拯救难民，而是在意大利海岸30英里附近巡航。
人道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指责欧盟对事态发展视而不见，并预言了地中海难民死亡人数的急剧增长。2015年4月，这一预言得到证实：先是400人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不远处海域死于轮船失事，几天后，利比亚海岸附近又有700多名难民溺亡，其中大多数是叙利亚人。一个月内发生两次大规模沉船事件，这在地中海地区是绝无仅有的。
无国界救援人士
尊严1号的清晨来得很早，早餐时间6：30到8：00，这一天得为救援做准备。船员们正在用消毒设备仔细清洗甲板，因为被救“客人”（尊严1号对难民的称呼）即将被安置在这里。船舱内侧靠近船头的地方用水性笔工工整整地写着“油漆未干”，还拴着一只倒置的塑料瓶，没有瓶底，一根长管子从瓶颈延伸到海里——在流体压强的作用下，轮船行进时，海水会通过管子倒流进船内，打湿船头甲板。“这是为了以防万一。上次难民太多，都挤坐在船头上。”穆罕默德·卡纳姆解释道。
穆罕默德37岁，生于叙利亚大马士革，国籍巴勒斯坦，他在叙利亚的职业是记者，为《华盛顿邮报》写稿，当局在他的文章中发现了威胁管理层统治的内容，以恐怖主义罪行将他关进大牢一年半。出狱后，穆罕默德来到黎巴嫩，然而黎巴嫩禁止巴勒斯坦人当记者，穆罕默德不能再回叙利亚，因为当时他已经在给《纽约时报》写稿了，这将使他面临8年牢狱之灾。幸运的是，一年前他获得了在法国政治避难的资格，于是他加入了“无国界医生”，他在尊严1号的主要任务是采访获救难民。
穆罕默德熄灭香烟——他该去为尊严1号的“客人”打包生活用品了。我们来到下层甲板，这里一片忙碌：有人拖出沉甸甸的袋子和盒子，有人把里面的一捆捆手帕、干粮包、水瓶和袜子掏出来。这些东西得装在500只红色塑料袋里，再用透明胶带缠好。“袜子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向穆罕默德问道。“上船前，蛇头让大家把鞋子脱掉，免得扎漏橡胶船，也防止有人溺水。不过这样做的用处不大，因为很少有难民会游泳，他们的救生背心也只是摆设，”穆罕默德说，“说实话，要不是朋友在法国大使馆有门路，我也会坐上这种小船逃难。我认真地研究过从土耳其到希腊这条路线，它的距离要近得多。” 现在值班的是穆罕默德，他对面的地板上坐着一个35或40岁左右穿蓝色足球衫的男人。
“他来自苏丹，在的黎波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技工，跟妻子和4个孩子逃往欧洲，最小的孩子6个月，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兄弟，就是那个有腿伤拄拐的小伙子。他拒绝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在利比亚还有几个兄弟，他们也想到欧洲去，这种采访可能会害了他们。总的来说，我们经常遇到一些难民，他们被蛇头威胁，不敢透露自己的私人信息。”
穆罕默德说话的时候，那个苏丹人却在认真地研究我们。他的英语很差，我们的大部分问题都由穆罕默德用阿拉伯语翻译给他。听说我们是俄罗斯人，苏丹人笑了，用阿拉伯语飞快地说着什么，狡黠地眨着褐色的眼睛。
我问道，想去欧洲哪个国家，苏丹人飞快地说：“德国。”“为什么是德国？”“我是汽车技师，想开一家修理店，德国有很多汽车厂。”“你知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到德国？”“一个半月。”他仍然快乐地笑着。“你知道从利比亚到意大利只有几天的路吗？”“不，不知道，”苏丹人沉默了一小会儿，很快找到了答话，“如果有什么事非做不可，那就没必要在意细节。”“这次花了多少钱？”“一个成人大约1150利比亚第纳尔（约合救援行动一天的花费830美元），我有一大家子人，所以给我折扣。”苏丹人回答。事后，穆罕默德把我拉到一边，伤心地说：“德国这话是我告诉他的。他问我，哪个国家的汽车最有名，我说德国，于是他就一门心思要去德国。”
一个小伙子从地板上站起来，张开手臂，手里拿着一本白色小册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圣经》。他的声音响亮、执拗。左边3个小伙子虔诚地双手合十，垂着头，站成一排，每人脖子上搭一条毛巾。布道持续了10分钟左右，最后很多人拍着巴掌，在传教士沙哑的喊声带领下尖声大叫。与苏丹人不同的是，传教士立刻就同意了我們的采访要求，他叫尼古拉斯·乔治，25岁，来自尼日利亚，是一名摄影师，他的妻子、孩子、母亲和兄弟姐妹都留在了尼日利亚，跟苏丹人一样，他逃到欧洲的目的也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欧洲很好，我离开尼日利亚，是因为那儿除了痛苦，什么都没有。我想学习，一旦有了学问，懂得很多知识，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乔治容光焕发，不时高声赞美上帝。“如果还能摄影，我会更开心。”
乔治的旅行故事疑点重重，像大多数汇集到利比亚的难民一样，乔治通过蛇头在非洲的主要据点尼日尔的阿加德兹逃出来，他说一路上净遇到好心人，他们是上帝的使者，无偿帮助他们。“你想去欧洲的什么地方？”“德国或意大利，能找到工作。”乔治不加思索地回答。“很多难民都提到德国。为什么德国这么吸引人？”“德国好哇，”乔治一脸憧憬，“我在那儿有朋友，在意大利也有朋友。”“你想把全家都迁到欧洲吗？”“这要看上帝的意志了。”他说。
一位尼日利亚姑娘也同意跟我们谈谈。她叫普列沙斯，22岁，很瘦弱，个子矮小，不到160厘米，头上系一条鲜艳的宝蓝色头巾。跟乔治一样，普列沙斯上船的故事也很可疑，她甚至认为旅行是免费的，我立刻想起尼古拉斯提到的电话号码和妓院的事。
普列沙斯7岁时妈妈死了，姨妈收养了她和弟弟，在尼日利亚，普列沙斯靠在街上卖水为生。“没人在乎我，我习惯了自食其力。我到利比亚去是为了找工作。”她小声说。在利比亚，普列沙斯进了监狱，关了差不多7个月。像乔治一样，她遇上了另一个“好心人”，一个利比亚人，最终把她跟其他难民带上了小船。监狱和这个人之间有什么联系，普列沙斯说不清楚，她说利比亚人都不会讲英语。至于说这次旅行的终点意大利，普列沙斯上了尊严1号才知道。“你了解意大利吗？”“不，一点也不了解，根本不了解。”她低声说。我们来到下层甲板，想再跟难民谈谈，不过他们已经没工夫理我们了，轮船左侧就是意大利。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尊严1号会驶向意大利的哪座港口，通常在救援行动开始后才能知道。这次是西西里岛的波扎洛，我们在傍晚4：30左右到达。尊严1号准备把难民送下船，很多人已经站好了队，几个女人在哭。在港湾入口处有一只海岸保护队的轮船，将尊严1号送至港口。人们已经在岸上等着了：3只白色帐篷排成一排，有两只带有意大利红十字会标识，穿淡绿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搭建第4只帐篷。前来迎接的人有40个左右：穿红色制服的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穿深蓝色背心的是警察，穿白色制服的是意大利舰队代表，很多人穿便装。那些跟尊严1号客人直接接触的人，脸上戴着防护面具。当考特尼从旁走过，其中一个友好地拍了拍一名难民的肩膀，又抱起一个苏丹小女孩，好让她看清楚岸上发生的事，那些防护面具尤其让人觉得不舒服。
尊严1号靠岸了。在把难民交给意大利当局前，得先履行各种手续，包括提交援救报告以及客人身体状况的医学结论，这些都是尼古拉斯和鲁意斯船长的任务。20分钟后，第一批难民下船，登上了西西里的土地。
载着尊严1号客人的最后一班汽车离开港口时，天已经黑了。这些难民当中恐怕没人知道，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的欧洲，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他们既不知道指纹取样后会被送进人满为患的难民营，也不知道意大利黑手党正企图利用他们发财，不知道那些在欧洲等了几年也没能等到避难所的难民，最后只能睡在大街上，像奴隶一样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无偿收割蔬菜和水果。这些都是后话了，到那时，很多人大概都会觉得在尊严1号上度过的日子，是他们在永无休止的地狱辗转旅途中度过的最光明的一段时光吧。
[译自俄罗斯《商界》]
“死亡路线”
意大利港口雷焦卡拉布里亚，2016年10月5日傍晚7点，再过半小时，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MSF）的轮船尊严1号将启程前往利比亚海岸，投入例行的搜救行动。当天黎明，417名难民和一具23岁尼日利亚孕妇的尸体登上尊严1号，他们乘坐的小船漏水了，咸海水跟发动机燃油混在一起，变成有毒液体，很多人被化学物质灼伤。
“有些人站不稳，有的人疼得直叫‘我的皮肤烧着了’，”参与那次营救行动的“无国界医生”护士考特尼事后讲道，“我们没能救活那名孕妇，她得了肺积水，就死在这张睡椅上。”
化学灼伤并不是非洲难民会遇到的最可怕的事。在利比亚境内，他们因国内战乱面临沦为奴隶的危险，还可能被绑架；如果亲人交不起赎金，则会被杀害；如果他们乘坐的超载船只倾翻或漏水，还可能淹死在大海中。大量难民在经利比亚和埃及到意大利的海上丢了性命或者下落不明，这条路线因此被称为“死亡路线”，官方称之为地中海中线，另两条逃难路线是：东线——土耳其到希腊，西线——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到西班牙。2016年不到11个月的时间内，有4663人在这3条线上丧生，其中90%死于中线，这些还只是官方统计数字，实际上到底死了多少人，就连硬把难民塞满偷渡船只的蛇头也不知道。
我们登上尊严1号绳梯，“无国界医生”任务协调员、希腊人尼古拉斯走在前面。“我们将在后天上午10点到达救援区域。现在带你们看看船舱，了解一下安全须知。”尼古拉斯边走边说。我们不时停下脚步，跟一路遇到的船员打招呼。大家微笑着握手致意，皮埃尔、考特尼、鲁意斯、亚当、乌萨玛、艾杜阿德罗……尊严1号上的船员共有19人。尼古拉斯把我们交给负责供应保障工作的匈牙利人亚当·萨博。亚当带我们去看船舱，之后把工作服发给我们：救生背心、头盔、手套、鞋子，这身行头得在救援行动开始前就穿上。
向我们解释安全须知的是轮船大副、西班牙人艾杜阿德罗，他的话言简意赅：“有4种警报：一般警报、火灾警报、沉船警报和海盗攻击警报。船要沉没时，只有两分钟时间穿上救生服和救生背心跑到甲板上，轮船沉没的速度非常快。”艾杜阿德罗咧开有豁齿的嘴笑道。
尊严1号行驶到开阔的海面。轮船开始颠簸，行走需多加小心，以免从船梯掉落或者肩膀撞到狭窄的过道。没人知道这次搜救行动会持续多久，也许5天，也许一周，也许更长，一切取决于天气：遇有大风浪时，蛇头很少放船上路，这样一来就得等到风平浪静时再行动。
难民和蛇头是地中海地区稳定存在了多年的主要生态系统。“阿拉伯之春”事件和2015年难民大潮之后，这一生态系统的规模急剧扩大，吸引了很多新玩家。“无国界医生”是以一己之力對“死亡路线”上的难民实施救援的第一批人道主义组织，2016年与“无国界医生”一起参与“死亡路线”救援的还有9家非商业性组织。
2014年10月，由于缺乏欧盟的财政支持，意大利当局中止了“地中海行动”，之后，地中海中线开始引起私人救助者的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欧盟国家都奉承人道主义精神，尤其突出的是，在“地中海行动”中止前不久，英国曾表示，今后不再为地中海地区的搜救工作拨款，因为这种做法不但促进了难民数量的增长，还增加了死亡人数。继“地中海行动”之后，又有“海神”行动，不过它的主要目的不是拯救难民，而是在意大利海岸30英里附近巡航。
人道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指责欧盟对事态发展视而不见，并预言了地中海难民死亡人数的急剧增长。2015年4月，这一预言得到证实：先是400人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不远处海域死于轮船失事，几天后，利比亚海岸附近又有700多名难民溺亡，其中大多数是叙利亚人。一个月内发生两次大规模沉船事件，这在地中海地区是绝无仅有的。
无国界救援人士
尊严1号的清晨来得很早，早餐时间6：30到8：00，这一天得为救援做准备。船员们正在用消毒设备仔细清洗甲板，因为被救“客人”（尊严1号对难民的称呼）即将被安置在这里。船舱内侧靠近船头的地方用水性笔工工整整地写着“油漆未干”，还拴着一只倒置的塑料瓶，没有瓶底，一根长管子从瓶颈延伸到海里——在流体压强的作用下，轮船行进时，海水会通过管子倒流进船内，打湿船头甲板。“这是为了以防万一。上次难民太多，都挤坐在船头上。”穆罕默德·卡纳姆解释道。
穆罕默德37岁，生于叙利亚大马士革，国籍巴勒斯坦，他在叙利亚的职业是记者，为《华盛顿邮报》写稿，当局在他的文章中发现了威胁管理层统治的内容，以恐怖主义罪行将他关进大牢一年半。出狱后，穆罕默德来到黎巴嫩，然而黎巴嫩禁止巴勒斯坦人当记者，穆罕默德不能再回叙利亚，因为当时他已经在给《纽约时报》写稿了，这将使他面临8年牢狱之灾。幸运的是，一年前他获得了在法国政治避难的资格，于是他加入了“无国界医生”，他在尊严1号的主要任务是采访获救难民。
穆罕默德熄灭香烟——他该去为尊严1号的“客人”打包生活用品了。我们来到下层甲板，这里一片忙碌：有人拖出沉甸甸的袋子和盒子，有人把里面的一捆捆手帕、干粮包、水瓶和袜子掏出来。这些东西得装在500只红色塑料袋里，再用透明胶带缠好。“袜子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向穆罕默德问道。“上船前，蛇头让大家把鞋子脱掉，免得扎漏橡胶船，也防止有人溺水。不过这样做的用处不大，因为很少有难民会游泳，他们的救生背心也只是摆设，”穆罕默德说，“说实话，要不是朋友在法国大使馆有门路，我也会坐上这种小船逃难。我认真地研究过从土耳其到希腊这条路线，它的距离要近得多。” 现在值班的是穆罕默德，他对面的地板上坐着一个35或40岁左右穿蓝色足球衫的男人。
“他来自苏丹，在的黎波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技工，跟妻子和4个孩子逃往欧洲，最小的孩子6个月，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兄弟，就是那个有腿伤拄拐的小伙子。他拒绝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在利比亚还有几个兄弟，他们也想到欧洲去，这种采访可能会害了他们。总的来说，我们经常遇到一些难民，他们被蛇头威胁，不敢透露自己的私人信息。”
穆罕默德说话的时候，那个苏丹人却在认真地研究我们。他的英语很差，我们的大部分问题都由穆罕默德用阿拉伯语翻译给他。听说我们是俄罗斯人，苏丹人笑了，用阿拉伯语飞快地说着什么，狡黠地眨着褐色的眼睛。
我问道，想去欧洲哪个国家，苏丹人飞快地说：“德国。”“为什么是德国？”“我是汽车技师，想开一家修理店，德国有很多汽车厂。”“你知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到德国？”“一个半月。”他仍然快乐地笑着。“你知道从利比亚到意大利只有几天的路吗？”“不，不知道，”苏丹人沉默了一小会儿，很快找到了答话，“如果有什么事非做不可，那就没必要在意细节。”“这次花了多少钱？”“一个成人大约1150利比亚第纳尔（约合救援行动一天的花费830美元），我有一大家子人，所以给我折扣。”苏丹人回答。事后，穆罕默德把我拉到一边，伤心地说：“德国这话是我告诉他的。他问我，哪个国家的汽车最有名，我说德国，于是他就一门心思要去德国。”
一个小伙子从地板上站起来，张开手臂，手里拿着一本白色小册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圣经》。他的声音响亮、执拗。左边3个小伙子虔诚地双手合十，垂着头，站成一排，每人脖子上搭一条毛巾。布道持续了10分钟左右，最后很多人拍着巴掌，在传教士沙哑的喊声带领下尖声大叫。与苏丹人不同的是，传教士立刻就同意了我們的采访要求，他叫尼古拉斯·乔治，25岁，来自尼日利亚，是一名摄影师，他的妻子、孩子、母亲和兄弟姐妹都留在了尼日利亚，跟苏丹人一样，他逃到欧洲的目的也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欧洲很好，我离开尼日利亚，是因为那儿除了痛苦，什么都没有。我想学习，一旦有了学问，懂得很多知识，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乔治容光焕发，不时高声赞美上帝。“如果还能摄影，我会更开心。”
乔治的旅行故事疑点重重，像大多数汇集到利比亚的难民一样，乔治通过蛇头在非洲的主要据点尼日尔的阿加德兹逃出来，他说一路上净遇到好心人，他们是上帝的使者，无偿帮助他们。“你想去欧洲的什么地方？”“德国或意大利，能找到工作。”乔治不加思索地回答。“很多难民都提到德国。为什么德国这么吸引人？”“德国好哇，”乔治一脸憧憬，“我在那儿有朋友，在意大利也有朋友。”“你想把全家都迁到欧洲吗？”“这要看上帝的意志了。”他说。
一位尼日利亚姑娘也同意跟我们谈谈。她叫普列沙斯，22岁，很瘦弱，个子矮小，不到160厘米，头上系一条鲜艳的宝蓝色头巾。跟乔治一样，普列沙斯上船的故事也很可疑，她甚至认为旅行是免费的，我立刻想起尼古拉斯提到的电话号码和妓院的事。
普列沙斯7岁时妈妈死了，姨妈收养了她和弟弟，在尼日利亚，普列沙斯靠在街上卖水为生。“没人在乎我，我习惯了自食其力。我到利比亚去是为了找工作。”她小声说。在利比亚，普列沙斯进了监狱，关了差不多7个月。像乔治一样，她遇上了另一个“好心人”，一个利比亚人，最终把她跟其他难民带上了小船。监狱和这个人之间有什么联系，普列沙斯说不清楚，她说利比亚人都不会讲英语。至于说这次旅行的终点意大利，普列沙斯上了尊严1号才知道。“你了解意大利吗？”“不，一点也不了解，根本不了解。”她低声说。我们来到下层甲板，想再跟难民谈谈，不过他们已经没工夫理我们了，轮船左侧就是意大利。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尊严1号会驶向意大利的哪座港口，通常在救援行动开始后才能知道。这次是西西里岛的波扎洛，我们在傍晚4：30左右到达。尊严1号准备把难民送下船，很多人已经站好了队，几个女人在哭。在港湾入口处有一只海岸保护队的轮船，将尊严1号送至港口。人们已经在岸上等着了：3只白色帐篷排成一排，有两只带有意大利红十字会标识，穿淡绿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搭建第4只帐篷。前来迎接的人有40个左右：穿红色制服的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穿深蓝色背心的是警察，穿白色制服的是意大利舰队代表，很多人穿便装。那些跟尊严1号客人直接接触的人，脸上戴着防护面具。当考特尼从旁走过，其中一个友好地拍了拍一名难民的肩膀，又抱起一个苏丹小女孩，好让她看清楚岸上发生的事，那些防护面具尤其让人觉得不舒服。
尊严1号靠岸了。在把难民交给意大利当局前，得先履行各种手续，包括提交援救报告以及客人身体状况的医学结论，这些都是尼古拉斯和鲁意斯船长的任务。20分钟后，第一批难民下船，登上了西西里的土地。
载着尊严1号客人的最后一班汽车离开港口时，天已经黑了。这些难民当中恐怕没人知道，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的欧洲，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他们既不知道指纹取样后会被送进人满为患的难民营，也不知道意大利黑手党正企图利用他们发财，不知道那些在欧洲等了几年也没能等到避难所的难民，最后只能睡在大街上，像奴隶一样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无偿收割蔬菜和水果。这些都是后话了，到那时，很多人大概都会觉得在尊严1号上度过的日子，是他们在永无休止的地狱辗转旅途中度过的最光明的一段时光吧。
[译自俄罗斯《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