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8日清晨，央视春晚开创者、首届春晚总导演黄一鹤先生去世，享年85岁。
　　 黄一鹤，1934年4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在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年、1990年五届《春节联欢晚会》担任导演。
　　 央视春晚一年又一年的举行，批评声、赞扬声不绝于耳。时间一晃，镜头拉回1983年，那是第一届央视春晚举办的年份。首届央视春晚就开创了很多先例，比如设立节目主持人、实况直播、开设热线电话等，这些创新成为日后春晚一直沿用的规矩。此后，这份全国性的春节大餐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如同在年三十吃饺子、 放鞭炮一样的习俗。能将一台晚会变成春节习俗，黄一鹤功不可没。作为第一届央视春晚的导演，黄一鹤回顾这三十多年春晚历程感慨万千。
　　 记者：还记得1983年第一届春晚播出时的场景吗？
　　 黄一鹤：那时候没有宣传，没有预告，很多观众并不知道，央视会在1983年除夕之夜办这样一台晚会。节目开播时，北京城还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后来鞭炮声渐渐稀疏，等到晚会结束，鞭炮声再次骤然响起，原来都看晚会呢！其实首届春晚亮相定位并没有很高，大伙就想办一台朴素的联欢会，现场只有五台摄像机，所有工作人员加起来不到60人。
　　 记者：你在春晚中敢于向传统挑战，比如第一次让李谷一老师演唱当时的“禁歌”《乡恋》，你是如何让这样一首“禁歌”走上了春晚的舞台？
　　 黄一鹤：首届春晚采用直播形式，并在现场开辟电话点播，让观众一起参与晚会，这在当时绝对是个新鲜事儿。那年李谷一接连唱了7首歌，观众看见李谷一，想起《乡恋》，就打电话来点播。当时我心里是非常支持的，但是规定要执行，这是“禁歌”，不能播出的。正好当时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就在晚会现场，他犹豫了许久。其间我让服务员拿了很多点播条给他看，大概有五盘，最后他冲我就走过来了说，“黄一鹤，播。”这首歌就这么解禁了！
　　 记者：第一届春晚可以说是让观众知道了主持人的意义。当时选主持人的标准是什么？
　　 黄一鹤：在那之前，有报幕员、播音员，但是没有主持人这么一说。中央台报新闻的有沈力、赵忠祥，他们背诵能力很强，但没有临场的自我主张和发挥的经验。 不过社会上还是能找到，马季、姜昆，他们的反应快。而当时我们有个偏见，相声演员一说起来嘴容易逗贫，害怕格调不高，所以又找来戏剧学院、受过专业训练的喜剧演员王景愚，就是表演“吃鸡”的演员。但三个主持人全是男的，上台不好看。于是又找来了当时最火的电影演员刘晓庆。刘晓庆演过《小花》，当时正是最红的时候。他们几个在一起就成了很新鲜的组合。
　　 记者：第一届春晚还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事吗？
　　 黄一鹤：当天晚会结束都12点多了，演员卸妆后都上了大轿子车，大家要一起去吃夜宵。台长让我看看人齐了没。因为主持人最后下台卸妆，我就先看主持人，一看少了个胖子。我赶紧跳下车去喊马老师（马季）。最后在后台找到他，他抱着话筒，示意我别说话。我听了下才明白，他在说相声。原来一个首钢的工人很喜欢马季的相声，而当晚却因为值班没有听到他和赵炎的《山村小景》，就打电话来说，“马季你必须再给我讲一个。”
　　 记者：春晚第二年，你又寻求突破，找来了港台艺人张明敏，你是如何发现他的？让港台艺人登上春晚在当时一定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吧？
　　 黄一鹤：我是当时在去深圳的一辆中巴车上听到（张明敏）的。车上放的都是粤语歌，听不懂，突然有一首用普通话演唱的歌曲，里面有黄河还有长江，好像这样赞美祖国的内容是大陆的歌，但是听起来又不是大陆人唱的。跑去司机那里一问，发现是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当时为了买他的这盘专辑，我专门办了个边境证，到距香港最近的沙头角去找，终于买到了这盘磁带。回来一听这首歌的词曲气氛非常符合1984年春节晚会的总体设想，但张明敏的背景我却毫不知晓，他属于哪个公司、什么出身，都需要一一落实，特别是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下，这些因素都是十分严肃的内容。当时香港还没回归，回到北京我无法直接联系到张明敏本人，只能委托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代为寻找。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个姓林的工作人员，经多方联系，终于他（张明敏）的事落实了。
　　 记者：你现在还记得和张明敏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吗？
　　 黄一鹤：那时，内地有关部门对港台演艺界不甚了解，所以规定对他们的接待要保持距离，不卑不亢，在气质上还得表示出高于对方一点。张明敏到北京时，我不能亲自去机场迎接，只能派人去。把张明敏接到宾馆住下后，晚上，我才带着助手去见一下张明敏。为了不失气节和风度，我是用指尖与张明敏握的手。
　　 记者：那时怎么想到一定要找港台艺人上春晚呢？
　　 黄一鹤：当时尽管“四人帮”已经打倒，各种势力还都有。那时刮起一阵风叫作“清除精神污染”，禁止唱一些萎靡的不健康歌曲，我们压力就很大，这该怎么办呢？难道又要回到八个样板戏那块去了，那晚会就没法搞了。1983年六七月，我偶然看到《光明日报》报道1984年底英国撒切尔夫人到北京来跟邓小平先生谈中英联合公报的事。这份关于香港回归的新闻给了我灵感，当时感觉眼睛一亮，就觉得晚会有救了。想到当时青年人特别喜欢香港的东西，干脆咱们以攻代守，跨出去一步，把港台演员请到北京来参加春节晚会。
　　 记者：港台艺人通过审查也是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这其中的曲折能跟大家讲讲吗？
　　 黄一鹤：我们确定要做有港台艺人参与的晚会后遇到了来自上级的重重阻力，但是整个团队都扛住了，坚持要做。到了腊月二十七，还有三天的时候，港台演员还没通过（审查），补都没法补啊。后来台领导也坐不住了，于是就打电话跟宣传部请示，结果是不同意。耗了20多分钟再打，打了很多次，一直都不行。部长最担心的是港台艺人说错话，当时大陆和港台的用语都不一样，就怕拿着话筒犯错误。腊月二十七晚上，洪梅生（时任央视副台长）打最后一个电话，说用我们剧组的一切一切来保证不出问题。我们听着好像有戏，挂了电话，洪梅生一跳几乎撞着房顶：“可以啦！就这么办吧！”当时彩排结束后，我们所有人想说一些安慰的语句，但没有语言能表达当时的心情，就只剩下一个动作，大家都啪啪地猛打對方的后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都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为了让老百姓高兴一下，怎么就这么困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