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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众对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的公共信任处于历史最低点。但美国人又对公共卫生、教育、机会公平、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不足感到不安，而这些商品和服务向来是由政府提供的。
在我看来，对政府不信任的人往往关注了错误的问题，例如“多大的政府才是合适的政府？”之类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的正确的问题是：如何开发创新而高效的政府计划，以提供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无法提供的公共商品和服务。
回答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案是：让政府扮演风险资本家的角色。它的任务不是设计和实施自上而下的方案，而是通过投资于州和地方政府、企业以及非营利组织提出的想法，从而招揽、支持、评估和扩大创新战略。
比如，美国教育部的“争第一基金”（Race to the Top Fund）向成功进行教育改革的州提供40亿美元资助，从而刺激创新，让全美国学校系统都受益。
2010年墨西哥湾深海钻井漏油事件后，奥巴马政府建立了X奖基金会（X-Prize Foundation），向提供最有效原油回收方案的团队奖励140万美元。获胜方案来自伊莱斯特美国海环公司（Elastec American Marine），其效率是此前石油业最佳水平的三倍。
今年生效的美国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用奖金激励改善效果、降低成本的新医疗体系，这刺激了州级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面向穷人的全国医保项目）的产生。
类似的，新的联邦社会创新基金（Social Innovation Fund）为社会中介部门——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提供补助开发新项目以应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等问题。这些补助基于竞争标准发放，资金量取决于是否实现可测量的目标。
一些州和地方政府正在试验以“按表现付酬”合同——有时被称为社会影响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IB）——促进社会创新。在SIB安排中，政府与外部供应商签订合同，后者需要实现可测量的社会目标（如降低青少年犯罪的再犯率），前期成本由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政府则承诺在计划目标实现后给予回报。
量化标准是按表现付酬合同的关键特征，也必须成为所有政府项目的关键特征。虽然目前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但随着奥巴马政府将其更多的支出与成功证据挂钩，随着美国成就（America Achieves）等非营利组织开发出完备的政府计划评估新技术，局面正在改善。
由政府充当风险资本家，私人部门可以建立新的有效计划解决社会问题。但扩大这些计划需要政府资源。盖茨基金会等非盈利组织或许可以为公立学校提供突破性创新，但即使其可以拿出数十亿美元巨款，它仍缺乏在全国甚至州范围水平上振兴教育的资源。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表示，慈善家应该检验创新政策思维，然后依靠政府资金推而广之。
只有政府能够提供全国范围水平的公共品，解决全国范围水平的社会挑战。但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非营利组织、投资者、企业和公民合作，寻找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办法，从而重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本文由ProjectSyndicate独家授权）
在我看来，对政府不信任的人往往关注了错误的问题，例如“多大的政府才是合适的政府？”之类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的正确的问题是：如何开发创新而高效的政府计划，以提供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无法提供的公共商品和服务。
回答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案是：让政府扮演风险资本家的角色。它的任务不是设计和实施自上而下的方案，而是通过投资于州和地方政府、企业以及非营利组织提出的想法，从而招揽、支持、评估和扩大创新战略。
比如，美国教育部的“争第一基金”（Race to the Top Fund）向成功进行教育改革的州提供40亿美元资助，从而刺激创新，让全美国学校系统都受益。
2010年墨西哥湾深海钻井漏油事件后，奥巴马政府建立了X奖基金会（X-Prize Foundation），向提供最有效原油回收方案的团队奖励140万美元。获胜方案来自伊莱斯特美国海环公司（Elastec American Marine），其效率是此前石油业最佳水平的三倍。
今年生效的美国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用奖金激励改善效果、降低成本的新医疗体系，这刺激了州级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面向穷人的全国医保项目）的产生。
类似的，新的联邦社会创新基金（Social Innovation Fund）为社会中介部门——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提供补助开发新项目以应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等问题。这些补助基于竞争标准发放，资金量取决于是否实现可测量的目标。
一些州和地方政府正在试验以“按表现付酬”合同——有时被称为社会影响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IB）——促进社会创新。在SIB安排中，政府与外部供应商签订合同，后者需要实现可测量的社会目标（如降低青少年犯罪的再犯率），前期成本由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政府则承诺在计划目标实现后给予回报。
量化标准是按表现付酬合同的关键特征，也必须成为所有政府项目的关键特征。虽然目前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但随着奥巴马政府将其更多的支出与成功证据挂钩，随着美国成就（America Achieves）等非营利组织开发出完备的政府计划评估新技术，局面正在改善。
由政府充当风险资本家，私人部门可以建立新的有效计划解决社会问题。但扩大这些计划需要政府资源。盖茨基金会等非盈利组织或许可以为公立学校提供突破性创新，但即使其可以拿出数十亿美元巨款，它仍缺乏在全国甚至州范围水平上振兴教育的资源。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表示，慈善家应该检验创新政策思维，然后依靠政府资金推而广之。
只有政府能够提供全国范围水平的公共品，解决全国范围水平的社会挑战。但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非营利组织、投资者、企业和公民合作，寻找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办法，从而重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本文由ProjectSyndicate独家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