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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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下半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共产风”等乱象和问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思想不清楚，没有认清和把握住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经济建设的规律。因此，在局部纠“左”的同时，毛泽东建议领导干部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理论著作。 1959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庐山会议。按照会议既定议程，“读书”在毛泽东拟定的《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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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下半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共产风”等乱象和问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思想不清楚，没有认清和把握住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经济建设的规律。因此，在局部纠“左”的同时，毛泽东建议领导干部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理论著作。
1959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庐山会议。按照会议既定议程，“读书”在毛泽东拟定的《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被列为第一个议题。这也是“读书”首次成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重要议题。然而，庐山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党内开展了对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错误”的批判运动，所以“读书”计划并没有提上日程。“反右倾”高潮过去后，中共中央重新做出了读书安排。从11月开始，党内逐渐兴起了学习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读书热潮。
在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组织了“读书小组”（或称“读书会”），集中持续地通读和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党内逐渐兴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读书热潮，一直持续到1960年上半年。如果比照毛泽东把1961年称为“调查年”，那么我们可以把1959年称为“读书年”。
（登高摘自《文史精华》2016年第7期上，李庆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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