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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莫言、文学世界里的莫言，以及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莫言。哪一个最接近真实
莫言、大江健三郎、张艺谋，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再加上一位中国一流的导演，作为独家报道的记者，现场倾听他们三人尽兴地讨论文学与电影，这在我的记者职业生涯里，真是莫大的享受，也几乎是难以再现的“荣耀”。那是2002年的2月8日，地点是莫言在北京平安大街的家中，天挺冷的，屋里也不算暖和——转眼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从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里，我有幸以记者和同事的双重身份，独家采访或者参与采访了莫言的许多重要的文学活动，包括上述三人的对话，跟随莫言、大江健三郎到莫言故乡高密过年，寻访《红高梁》创作的起源；跟随莫言到日本北海道考证二战山东劳工刘连仁的遗事；倾听莫言与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交流文学的想象力，等等。十年的跟踪报道，积累了差不多有十多万字的采访笔记。
站在记者的技术角度看，莫言是个很好的采访对象，他的访谈，可谓字字珠玑。整理采访笔记，算是一种莫大的乐趣。
莫言获得诺奖的消息传来后，我一直想从激动而纷乱的思维里，理出一个头绪来，试图回答我自己一直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莫言是谁？
太远了看不见，太近了可能看不清。因为我站在一个相对复杂的角度来看待莫言。首先他是我多年的同事，我们的名誉主编；第二，他是我记者职业中，连续关注长达十年的采访对象；同时，他也是我同众多中国人一样需要仰视的，被全球关注并注定要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的精英。
生活中的莫言、文学世界里的莫言，以及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莫言。哪一个最接近真实？
日常生活中的莫言，谦逊平和低调，甚至超过一般人。衣食住行，于他也就是最低限度地够用即可，比如出门，坐出租车也行，用豪车接送也绝不会让他有一丝受宠若惊。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他身上的T恤是八块钱买的，仍然被他穿得很是体面。在外地参加我们的会议，不管安排得好坏，哪怕疏漏欠妥，他也从未露过一丝怨色。随和得令我们不安。有时候跟他约篇在报上用的稿件，他发过来时，还附上两三言，说是写得不好不合用，就扔到纸篓里，再写。
一般来说，文人尤其是大文人，多少有些特殊的个性，打交道时需要小心些。可是依我看，这些在莫言这里完全没有，他永远都是一副怎么样都行的模样。他的话不算太多，但有趣生动。会议发言或者接受采访，简明而深刻。不似有的采访对象，说了一大堆话，结果一整理，只有三言两语可用。
前面提到的大江健三郎到北京拜访莫言，在他的书房里参观时，大江说他有一个疑问，莫言作品里对于女性的描写非常生动丰富，可是生活中，他似乎是一个与女性打交道不多的人。这种体验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当即表示赞同大江先生的疑问。我忘记莫言具体是怎么回答的了，大意是说，完全是靠想象力。
文学世界里的莫言，乘着想象力的翅膀，夸张而恣肆，与生活中的低调平实反差巨大。一个非常细微的生活情节，如果触到了他的思路，他会在文学世界里用想象力将其放大上万倍。
有一次我们陪莫言在深圳罗湖看守所参观体验生活，在走道里，刚好遇到送午饭的餐车，隐约散出炖萝卜的气味。在之后的创作座谈时，莫言以炖萝卜的气味展开了自己的文学构思，他说从这种熟悉的香味，可以打开整个童年成长的记忆，一个身陷囹圄的主人公的成长史也全部打开了。
在我看来，莫言丰富的想象力除了天赋之外，也有赖于他惊人的记忆力。在北海道二十天文学之旅的行程中，我们当记者的，录音笔和采访本几乎是不离手的，但从不见莫言用纸笔记录。在一次次的讲座、交流、对话中，莫言对所到之处所感所获，出口成章，信息之丰富准确，令人惊讶。长达一两个小时的讲座，未见他拿过任何提纲草稿。这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出类拔萃与众不同。
“红高梁”生长于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是莫言文学的标签。这是我理解的文学莫言除了想象力之外的第二个要素——故乡。故乡决定着每一个人迈出家门的方向，以及怎样构成了我们命运中的某些必然的力量。
大江健三郎以同莫言到高密过年的方式来寻求莫言文学的起点，因为两位文学家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二十世纪的作家摆脱故乡是他们的共同情节”。故乡之所以成其为故乡，是以离开作为前提的。
有了这个前提，重返故乡才有了最终的精神上的意义。高密之行，正是大江先生和莫言一起在实验这个重返的过程，并进行比较，从中寻求文学的起点和人生的起点。
莫言获奖消息发布的前一天，我跟他发短信联系其他事情，得知他在高密，没敢跟他提诺奖的事情。这是莫言的“禁区”，他一直很烦记者用这个话题来打扰他。获奖之后，大批的记者赶到山东采访。此刻我们反而不愿意增加他的负担，只是托他的老乡莫言文学馆的馆长毛维杰先生转达我们的祝贺。
从莫言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获奖热门作家到现在，莫言被无数媒体和网民讨论，有人谓之“被过度消费”。我观察到，有一些讨论已经远离文学本身，把文学作品放在一边，把莫言当做一个文化符号甚至是政治符号来讨论，形成了一些争议。比如，有人指出他不具批判精神。其实，只要是阅读过莫言全部或者重要作品的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莫言的批判基于人性，早已经远远超越了某个历史时期某个社会形态，这正是他的作品能够走出中国，被各种文化各种意识形态共同认可的关键所在。
莫言曾经质疑：既然你反对用文学来歌颂某种意识形态，为什么你却要赞成用文学来攻击意识形态？2007年他同帕慕克交流时，曾经说过，自己最害怕存在这样一种误读：“本来不是政治的东西，他们理解成政治。本来是象征的东西，他们理解成为现实。”这一点也得到了帕慕克的强烈认同。帕慕克说，“我希望读者不是从我的作品中寻找政治，而是感受文学。”
认识莫言快二十年了，以我对他的了解，这三张面孔中，莫言本人应该是最希望人们认识文学莫言的。所以，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学作品，享受阅读的乐趣，享受喧哗的网络时代里文学带给我们的静谧。在那里，去接近最真实的莫言。
莫言、大江健三郎、张艺谋，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再加上一位中国一流的导演，作为独家报道的记者，现场倾听他们三人尽兴地讨论文学与电影，这在我的记者职业生涯里，真是莫大的享受，也几乎是难以再现的“荣耀”。那是2002年的2月8日，地点是莫言在北京平安大街的家中，天挺冷的，屋里也不算暖和——转眼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从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里，我有幸以记者和同事的双重身份，独家采访或者参与采访了莫言的许多重要的文学活动，包括上述三人的对话，跟随莫言、大江健三郎到莫言故乡高密过年，寻访《红高梁》创作的起源；跟随莫言到日本北海道考证二战山东劳工刘连仁的遗事；倾听莫言与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交流文学的想象力，等等。十年的跟踪报道，积累了差不多有十多万字的采访笔记。
站在记者的技术角度看，莫言是个很好的采访对象，他的访谈，可谓字字珠玑。整理采访笔记，算是一种莫大的乐趣。
莫言获得诺奖的消息传来后，我一直想从激动而纷乱的思维里，理出一个头绪来，试图回答我自己一直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莫言是谁？
太远了看不见，太近了可能看不清。因为我站在一个相对复杂的角度来看待莫言。首先他是我多年的同事，我们的名誉主编；第二，他是我记者职业中，连续关注长达十年的采访对象；同时，他也是我同众多中国人一样需要仰视的，被全球关注并注定要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的精英。
生活中的莫言、文学世界里的莫言，以及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莫言。哪一个最接近真实？
日常生活中的莫言，谦逊平和低调，甚至超过一般人。衣食住行，于他也就是最低限度地够用即可，比如出门，坐出租车也行，用豪车接送也绝不会让他有一丝受宠若惊。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他身上的T恤是八块钱买的，仍然被他穿得很是体面。在外地参加我们的会议，不管安排得好坏，哪怕疏漏欠妥，他也从未露过一丝怨色。随和得令我们不安。有时候跟他约篇在报上用的稿件，他发过来时，还附上两三言，说是写得不好不合用，就扔到纸篓里，再写。
一般来说，文人尤其是大文人，多少有些特殊的个性，打交道时需要小心些。可是依我看，这些在莫言这里完全没有，他永远都是一副怎么样都行的模样。他的话不算太多，但有趣生动。会议发言或者接受采访，简明而深刻。不似有的采访对象，说了一大堆话，结果一整理，只有三言两语可用。
前面提到的大江健三郎到北京拜访莫言，在他的书房里参观时，大江说他有一个疑问，莫言作品里对于女性的描写非常生动丰富，可是生活中，他似乎是一个与女性打交道不多的人。这种体验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当即表示赞同大江先生的疑问。我忘记莫言具体是怎么回答的了，大意是说，完全是靠想象力。
文学世界里的莫言，乘着想象力的翅膀，夸张而恣肆，与生活中的低调平实反差巨大。一个非常细微的生活情节，如果触到了他的思路，他会在文学世界里用想象力将其放大上万倍。
有一次我们陪莫言在深圳罗湖看守所参观体验生活，在走道里，刚好遇到送午饭的餐车，隐约散出炖萝卜的气味。在之后的创作座谈时，莫言以炖萝卜的气味展开了自己的文学构思，他说从这种熟悉的香味，可以打开整个童年成长的记忆，一个身陷囹圄的主人公的成长史也全部打开了。
在我看来，莫言丰富的想象力除了天赋之外，也有赖于他惊人的记忆力。在北海道二十天文学之旅的行程中，我们当记者的，录音笔和采访本几乎是不离手的，但从不见莫言用纸笔记录。在一次次的讲座、交流、对话中，莫言对所到之处所感所获，出口成章，信息之丰富准确，令人惊讶。长达一两个小时的讲座，未见他拿过任何提纲草稿。这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出类拔萃与众不同。
“红高梁”生长于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是莫言文学的标签。这是我理解的文学莫言除了想象力之外的第二个要素——故乡。故乡决定着每一个人迈出家门的方向，以及怎样构成了我们命运中的某些必然的力量。
大江健三郎以同莫言到高密过年的方式来寻求莫言文学的起点，因为两位文学家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二十世纪的作家摆脱故乡是他们的共同情节”。故乡之所以成其为故乡，是以离开作为前提的。
有了这个前提，重返故乡才有了最终的精神上的意义。高密之行，正是大江先生和莫言一起在实验这个重返的过程，并进行比较，从中寻求文学的起点和人生的起点。
莫言获奖消息发布的前一天，我跟他发短信联系其他事情，得知他在高密，没敢跟他提诺奖的事情。这是莫言的“禁区”，他一直很烦记者用这个话题来打扰他。获奖之后，大批的记者赶到山东采访。此刻我们反而不愿意增加他的负担，只是托他的老乡莫言文学馆的馆长毛维杰先生转达我们的祝贺。
从莫言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获奖热门作家到现在，莫言被无数媒体和网民讨论，有人谓之“被过度消费”。我观察到，有一些讨论已经远离文学本身，把文学作品放在一边，把莫言当做一个文化符号甚至是政治符号来讨论，形成了一些争议。比如，有人指出他不具批判精神。其实，只要是阅读过莫言全部或者重要作品的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莫言的批判基于人性，早已经远远超越了某个历史时期某个社会形态，这正是他的作品能够走出中国，被各种文化各种意识形态共同认可的关键所在。
莫言曾经质疑：既然你反对用文学来歌颂某种意识形态，为什么你却要赞成用文学来攻击意识形态？2007年他同帕慕克交流时，曾经说过，自己最害怕存在这样一种误读：“本来不是政治的东西，他们理解成政治。本来是象征的东西，他们理解成为现实。”这一点也得到了帕慕克的强烈认同。帕慕克说，“我希望读者不是从我的作品中寻找政治，而是感受文学。”
认识莫言快二十年了，以我对他的了解，这三张面孔中，莫言本人应该是最希望人们认识文学莫言的。所以，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学作品，享受阅读的乐趣，享受喧哗的网络时代里文学带给我们的静谧。在那里，去接近最真实的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