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孙大午:中国的唐.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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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档案】
  孙大午,1954年6月出生;1971年~1978年6月在部队服役;1979年~1989年在徐水县农行工作;1989年下海,创办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1年,兼任大午学校校长;现任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监事长。
  
  本是个亿万富翁,却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本该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却办起免费的农民技校和赔钱的大午中学;深知商场、官场潜规则,手中毫无政治资源可依仗,却不肯与狼为舞,耿直倔强;本可以只把自己的企业踏踏实实地做大、做强,却硬是要努力实现一个“乌托邦”,与劳苦民众共产、共有、共享……难怪许多人都坚持认为他是个傻子,傻到生意都毁在他的傻劲里。
  他就是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
  他的傻就傻在不识时务、不合流、不通人情世故。
  
  逃出“狼五庄”
  
  1954年6月,孙大午出生在华北平原一个偏僻荒凉的村庄——河北省徐水县高林镇狼五庄村。
  孙大午记忆中的童年是贫穷、肮脏、野蛮和苦难的,幼小的心灵过早领略了生不如死。童年时代他基本是在蒙胧的讨饭生涯中度过的,父亲用大簸箕摇摇晃晃地挑着他和二姐出了一个破落村又进入一个肮脏街道。童年的印象里充斥着荒野里裸露的死婴、老人在炕上苟延的咳喘、同伴们细弱的脖子支撑着大脑壳、半夜里饥肠辘辘的鸣响和梦中的白面馍馍。
  后来上学了,读书了,他才知道世界很大很大,并不仅仅就一个狼五庄,有比这里更美丽和文明的地方,那就是城里,于是,他立志一定要逃出这个地方。
  “我从小就有两个心愿,可以说是自己既定的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考大学,二是当兵。上大学的愿望落空以后,我决定报名参军。我看到古往今来,多少治国安民之士,也都是铁甲戎装出身。”
  孙大午好不容易才当上了兵。各方面都合格的他,最终还是因为邻村村干部为争自己亲友的名额起了内讧被取消3个名额后,才接到了入伍的通知书。
  孙大午在30多年前的《参军日记》里写道:永远忘不了,我们一行8人走出村子,奔往县城的路上,我最后遥望渐渐远逝的村庄,那千般滋味、万种情怀!是幸福、伤痛、屈辱和欢畅交织的苦辣酸甜……
  孙大午直言,他入党入得很早,当兵两年就入党了,也提得很快。他参加了干部培训班,5门课程,考下来就他一个优等生。最后,孙大午官至营级干部。
  孙大午说他之所以从部队回来,主要是他的思想比较偏激,爱刨根问底。1978年,从部队退下来,孙大午在银行部门当过信用社主任,后来在银行管人事。
  
  下海经商
  
  1985年,在孙大午的鼓励下妻子刘惠茹承包了一块衰草连天、坟茔成片、每亩6元钱招标价也没有人愿意承包的荒地。
  当初他们是和另外5户农民一起承包。第一年种向日葵、种果树、养猪、养鸡,赔了2万元,其他5户农民吵着要散伙。亏损的钱后来由孙大午全顶了,还给了他们5户一些工资和利息。另外5户农民撤出去后,孙大午和妻子就把这块地全包了。第二年养了1000只鸡,然后就是3000只、5000只、10000只、50000只……
  1989年,孙大午干脆辞去了铁饭碗,回去和妻子共同创业。
  创业初期,孙大午和妻子真是没少遭遇麻烦,孙大午如今谈起这些事来还历历在目:“有个村干部,他就想入股,我不答应他。他就放火、剪电话线、毁机器。最严重就是1989年,说我支持动乱。后来,县公安局和纪检委来人,公安局长都出面了。这是政治上的报复。至于侮辱啊、造谣啊就别说了。”
  “还有,一镇党委书记跟我要一辆车,我没有给他,在我修路的时候,他指使人给我断道。当时3个村庄8处断道,我问一个老农民为什么断道,他说:‘是支书让我来的,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是听支部话的,一天给我10元钱。’大午集团是中国农学会科教兴村培训基地,我就请了一大领导到大午集团看看,事情很快就解决了。当领导问我办企业有什么困难时,我说没有困难,挺好,当地政府非常支持,当时那个书记就在旁边。可这个事还没完。附近几个村庄,我一个一个谈判。”
  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孙大午经常跟他的员工说:“什么是勇敢?勇敢就是门难进,你能进;脸难看,你能看;话难听,你能听;事难办,你把它办成。”他们也就是凭着这股劲,成就了今天的大午集团。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发展,大午集团成了一个有1500多名职工、固定资产和年产值均过亿的大公司,成了一个集养殖、种植、加工、教育和旅游为一体的民营企业集团。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1996年,被河北省省政府评为骨干乡镇企业;同年,孙大午被授予“养鸡状元”称号;2004年,大午集团荣获“中国最具生命力百强企业”,排名第74位。
  


  在办企业上,孙大午做得很成功。
  但在其他方面,孙大午却“傻”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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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子”亿万富翁
  
  孙大午办企业的指导思想竟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
  自打有了钱,孙大午开始履行他的这一理念,也开始干起一件件“傻事”。
  他常年开办免费的农民技校,培训养殖户3000多人,学员遍布10多个省份。他办医院,让职工和村民每月只需要花1元钱就能享受合作医疗,只要10元钱就做一次包括B超、验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他出资办了一所中学,投资达到3000多万元,校园建得比大午集团的办公楼还漂亮,但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只要100多元。他投资160万元修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造福了一方民众。
  孙大午有亿万家产,却没有别墅,没有专车,住在集体宿舍里,生活极其简朴,只爱吃玉米饼子、大葱蘸酱;他不穿名牌,不上娱乐场所;他一个月只拿2000元的工资;出差去宁夏,他坐硬座……堂堂一董事长,竟然帮工人掏大粪。所以,在家乡他赢得了传奇般的美好声誉。
  更犯傻的是,他把他的傻劲用到与人的关系上,为此,他让自己和自己的企业吃尽苦头,甚至差一点为此搭上个人和企业的生命。
  孙大午知道,做生意有黄道、黑道和正道之分。黄道是和官员勾结,送回扣,行贿赂;黑道是生产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逃税漏税。孙大午提倡走正道:正道看起来最笨,但清清白白,虽艰险但终上坦途。
  孙大午认准的理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有什么事情,他不像别的老板那样与“人物”们喝酒摆平,而是闹上法庭。这样一来他得罪了很多部门。
  
  “不兼容”的代价
  
  当年承包的那块地被大午经营成熟后,很多部门开始伸手了。首先是镇土地所,硬说大午违法占地,要罚款1万元。孙大午觉得委屈,没给。闹到县里,罚款却升到5万元。再闹到市里,市土地局把罚款追加到10万元。孙大午还是不服:“《土地法》1987年生效,我是1985年承包的地,怎么会是非法占地呢?”
  对方来个几十辆车,要把大午集团推平。“不要说你建养猪厂、养鸡厂,就是在山坡上搭个牛棚、垒个羊圈都得经土地部门审批,否则就是违法!” 最后,孙大午就把当地土地部门告上法庭。
  孙大午接着得罪了当地工商部门。大午集团曾生产按摩器,在石家庄上市。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一纸工商处罚通知: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
  孙大午纳闷了:“大午”是我的名字,大午集团是我注册的,怎么会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
  但对方说大午的商标没有发公告,所以罚款5万元。孙大午更觉冤枉了:根据商标法,3个月申报、3个月审查、3个月公告,一共是9个月,公告该由你发出,我已经申报了18个月了,我有什么责任?
  


  只好又打官司,官司拖了一年,孙大午只有无奈让步,认下了5万元罚款。
   孙大午和当地税务部门还有一场“乌龙”官司。税务局限定大午集团3天内纳税138万元,但孙大午认为自己一直守法经营,没有偷漏税,就去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却是“你先纳了税再说”。孙大午自然没有依照执行,大午集团的账号立马被封。孙大午只好又打起官司,一打就是5年,从县里打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有关部门出面调解,官司一夜间撤了。时后孙大午一算账,加上被扣后再也拿不回来的钱,大午集团前后损失了100多万元。
  孙大午的很多做法都与多数人格格不入。一位朋友劝他,你这样做与现实社会“不兼容”,可能会碰钉子的。果然后来让孙大午栽大跟头的资金问题,就是例子。
  1993年,大午集团还是一家小型饲料厂,想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一套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求助银行,被拒。1995年,孙大午申请50万元贷款办农民技校,还是贷不到。
  近20年来,大午集团只拿过因为荣誉而特批的两笔政府扶持性贷款。一次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之一,河北省农业银行贷了250万元;一次是1996年孙大午被评为全省“养鸡状元”,农行再给了180万元。
  2000年,他想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1200万元的投资,需贷款600万元。在连续贷款未果的情况下,孙大午被逼无奈,终于听了劝告,送了1万元给某银行行长。不知是否嫌钱少,钱收了,贷款没下来。孙大午大怒,非要把钱要回来,最后索回了6000多元。
  从此,大午集团与当地银行完全断绝了关系。
  银行的钱贷不出来,无奈中,孙大午在向律师咨询后,转而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款。但他没想到,律师认为的合法“民间借贷”行为,却让他背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他曾想小心翼翼避开的雷区,却终不能免。
  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被抓了起来,后来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款10万元;大午集团也被判罚30万元。虽然在孙大午被拘禁的158天中,集团人心不散,企业照常运转。但大午集团却遭到了重大挫折,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万元。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孙大午案”。
  
  退居幕后
  
  有人批评说:孙大午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一个企业要发展除了内部机制和管理外,最重要的是外部环境。
  就连孙大午本人也不得不这样说自己和自己的企业:“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只是个死里逃生者。”
  目前,孙大午已经把整个集团都交给儿子去管理了,他将大午集团的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进行“三权分立”式的完全改革,彻底改变家族式的管理模式。“让儿子接班,我也不赞成,私营企业不姓私,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很多人和我一起创业,有的人在企业一干就是20年,如果完全把企业转交给儿子,这很不公平。因此,我就借鉴了英国、日本的政治体制,实行‘私企君主立宪制’,这是我自己定义的。所谓私企立宪就是实行三权分立。所谓三权分立,就是把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分开。我和妻子拥有企业的产权,后代继承,主要由家族成员组成的监事会对董事会、理事会进行监督,但是无权决策;由企业内部成员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董事会,行使企业的投资决策权,但无权干涉经营;由分公司一把手组成的理事会执行董事会的决策,行使经营权。监事会、董事会和理事会共同制定一部企业内部的‘宪法’,以确定和保障实施这一制度。”
  当初,很多企业成员都是抱着边看边走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改革。因为这毕竟是孙大午的个人企业,各种怀疑声不断,但自从这项制度于2005年2月28日正式实施以来,目前运行没有任何矛盾,公司治理结构得到了大的改善。解决了家族的矛盾和元老的矛盾,而且把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确实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可以说,孙大午的这一改革,使大午集团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发展之路,大午集团也开始走上恢复之路。
  按照大午集团的规划,到2008年前后,要建成一个以企业为主,集医院、学校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小城镇——大午城,就业人数达到3000~5000人,聚集人口达到1万人,年产值达到3亿~5亿元。目前,全国很多专家、企业和各大经济媒体都纷纷到大午集团考察这一制度,“大午模式”影响越来越大。
  如果孙大午案不出现,也许这一切会来得更快一些,更早一些。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孙大午的沉浮,很大原因是他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不懂人情世故。他们说,大午集团很“抠”,每年基本没有什么招待费,也很少请客送礼。就算逢年过节给一些单位送点年礼,也都是十几元一箱的鸡蛋;而孙大午本人却很“傲”,“不屑”与政界人士打交道,与地方政府关系闹得非常僵,和地方的税务局、工商局、土地局等多个权力部门都发生过冲突,打过官司。
  潜规则在一个制度、法律不很完备和健全的社会作用往往会很大。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创业,实际上是在夹缝里求生存。唐·吉诃德似的孙大午,注定会伤痕累累。
  不能说孙大午做得不对,只能说他太傻。(编辑/若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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