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晚，72岁的刘心武走进复旦大学光华楼。当晚，他的演讲题目是：我向曹雪芹学什么。很长时间内，刘心武与“红楼”标签形影不离。而他此次来上海，是为商定新长篇《飘窗》的出版事宜。这距离他上一部长篇出版，已有将近20年。
　　2008年起，刘心武有了一个带飘窗的新书房，时常倚卧窗台上看书。有时候，他把目光投向窗外：驱车远郊旅游的白领夫妇回到高档公寓，车后座是吐着舌头的宠物狗；小伙拿着彩色气球站成一排，连起一串大字“芳芳嫁我别犹豫”……他说这是一幅小型的“清明上河图”。这些“画中人”的驳杂经历，渐渐拼贴出他的长篇小说《飘窗》。
　　老知识分子薛去疾退休后想隐于江湖，却因儿子的失误，无奈向曾经鄙夷的黑社会分子下跪；保镖庞奇渴望与恋人过上安稳小日子，却被政府强拆到老家门前，不得不颠沛流离；富家女将要出国定居，临行前父亲却被“双规”。小说里的人物来源于飘窗下的现实世界，各有各的悲楚。
　　5月，小说出版，并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南都周刊：《飘窗》的写作风格与你的长篇《钟鼓楼》相似，尤其在展现人物画廊上。20多年过去了，你的写作心境有什么不同？
　　刘心武： 当然有，写《钟鼓楼》是在改革初期，对这个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了温馨的期望，觉得一派祥和光明。但是到《飘窗》里面，通过薛去疾你就能感受到焦虑。写《钟鼓楼》时，我对社会有总体把握，还跟读者说教，那不是虚伪的，也许我是个很落后的人物。
　　现在，《飘窗》里面，我就很慎重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我把握不了时代和社会，没有这个能力。但故事还是要讲，把时代和人生、斑驳的社会风景和人的命运记录下来，只是不会弥漫一种温暖的期望。不是我拒绝这种期望，而是我所描绘的社会没有给我。里边有很多焦虑，很多沉重的解构。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多数都是这样的。没变的是我们对自己土地的热爱，对芸芸众生的大悲悯情怀。这个我还是有的。但是不轻率地给读者光明的指引，我不再告诉你，我们进入盛世了。
　　南都周刊：为什么老写市井人物的故事？
　　刘心武：这是我的兴趣点，作家兴趣不同，有人专写官场，有人写自己没有生活过的年代，我的兴趣从《钟鼓楼》开始，一贯有草根人物出现，我觉得他们的真实状态适合用文学来表现，我也有能力去表现。
　　南都周刊：你说你的写法非主流，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写实主义小说，你的作品是紧跟潮流还是说跟不上潮流？
　　刘心武：我没有紧跟潮流，没有那么色彩鲜明，但我也不是完全拒绝潮流。我比较中庸吧。我是描绘众生相，在描绘中我对社会阴暗面也毫不回避，但我的揭露和控诉指向不是那么强烈。现在的潮流，一个是跟世界文学接轨，先考虑外国关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人会怎么看，文本朝这个方向去靠，这种想法挺好，但我跟这个是有距离的。还有一个是民俗化，注重提供东方色彩的元素，也挺好，我自己也有所施展，比如钟鼓楼里面对北京民俗文化的描绘，不过现在我不太热衷这个。我尊重他们，但是跟潮流有距离。我总体是个很温和的人。你看对《飘窗》里面所有人物，我都有同情和怜悯。我性格比较孤僻，像妙玉。一般不接受采访，也不参加文学会议，我跟文化圈的活动基本不沾边。
　　南都周刊：为什么与文化圈保持距离？
　　刘心武：有两个原因，一个比较功利，我要写小说，作家有不同的写法，我是最难的写法，要从生活本身出发，我还是老派作家。写实小说需要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圈子以外的人。另外，我确实有这样的体验，在好多人物身上，有时候反倒能感受到你在圈子里感受不到的质朴气息、能滋润我心灵的元素。这方面在小说里面展示得不够，但是在我的散文随笔里面，都能体现出来，我在这样一个名利场之外，得到一种非功利的人情温暖。
　　南都周刊：有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吗？
　　刘心武：没有。我是一个退休金领取者，不是专业作家，没有写作任务。这次出版社出书，安排我到江南旅游。到复旦演讲是他们顺便提出的，我没有拒绝。
　　想写就写了，写了就出版了。这不是我长期的写作计划，或者安排的工作内容。我的生命还在继续，主要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从小喜欢写作，老了以后还喜欢，于是我就写着玩，有一搭没一搭的。有人愿意发表，有人愿意出版，不是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