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到古典，涉及文明分期和文化转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古典，有两个文本，一个是古希腊，一个是中国。希腊文本以神话缘起，有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国文本是从传说开头，趋于“吾从周”。
　　神话，将一个古代文明典范——希腊方式，生气勃勃地展开，是历史性的，也是普世性的，是神性的，更是人性的，它介于神性和人性之间，还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另一个古代文明的典范——中国方式，则滥觞于周。正如荷马成为希腊文明从古代向古典转型的关键，周公争到了中国文明转型的先手，荷马与周公的差异，是一种历史性的差异和文化质的差异，这一差异成为中西文明的源头。
　　 荷马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广场诗人，他的诗歌赋予城邦以英雄的心灵。周公是天生贵胄的帝王管家，他的教训成为《尚书》里的政治律令。荷马以史诗启发公民，成为民众的精神教父，周公以礼乐教化人民，成为帝王的政治导师;荷马是一个热血沸腾的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青春时期的市民精神，周公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用民本主义为封建制的官僚王国铺设天命之轨，装上道德之轮。如果说，迈锡尼王国还是一个技术化的工具理性的王国，那么周王朝则是一个政治思想发达的价值理性王国;如果说在技术化和制度性管理方面，周王朝和迈锡尼王国可谓异曲同工，那么在意识形态及政治思想方面，周王朝却要明显高出一筹。
　　古代世界是一个空间性的文明，在古代文明里，历史意识尚未觉醒，神话思维与历史意识交错，难分难解。而古典时期的来临，是以历史意识的觉醒为标志的。当历史意识还在神话传说的蛹体里萌动时，它尚未自觉。古代文明，当然也是历史的，但初民并不把他们的文明形态看作历史，而是看作神话，神话讲述的不光是人的故事，还是神的故事，这些故事涉及文明的起源。
　　 关于文明的起源及其演进，我们一般都从两个维度上来理解，一个是社会化的维度，如社会组织、国家形式、宗教形态等，另一个是人性化的维度，如人的神性、理性、灵性、感性等。文明在这两个维度上，以相互对应而又大体平行的互动方式发展。就社会化的维度而言，文明起源于人对自然的神化;就人性化的维度而言，文明起源于人的神性，神话就是人的神性及其神化活动的集中反映。
　　神话基于人之神性，在人的神化中展开，古代世界，不仅可以从神话中得到解释，还以神话方式存在，不单单是一个关于人的神性的解释体系，还是一个人对自然进行神化操作的系统。从古代到古典，社会化的进展，有个相应的人性化同构，从神性向理性发展。
　　 古代世界，是英雄世界，自发性的自由意志与必然性命运较量着，而古典时期，则是哲人时代，从“认识自我”和“不要过分”的神谕中，有了自由意志的自觉;从“始基”和“逻格斯”的哲学概念中，产生了对必然性的自觉。正是在这种理性化的自觉性中，自由意志转化为理性精神，必然性转化为规律性。文明的时间观念，走出创世说，转化为历史意识，空间观念，从诸神宇宙转为原子。
　　 大而化之的创世说，是以神的尺度主宰时间，神有生无死，其特征为永恒。永恒，不会产生历史意识。从神话中来的英雄，带着高昂的自我意识进入古典时期，并在他们高耸的额头上写下：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类历史意识，觉于何时？当然是古典时期，然而，古典时期又从何谈起？从荷马与周公谈起。荷马有史诗，周公有诗史，或与神话交错，或为祭祖乐诗，严格说来，皆非历史。历史意识的自觉，应该从纪年开始。中国历史纪年始于西周“共和”，是面对暴君和暴民的一个临时性的政治选择，非制度选择，就其肇始者召公、周公而言，是对一次非常性事件的“共和”记录和确认，他们以此告诫后来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既非“革命”，亦非“僭取”，是以“共和”等待君临。为此他们“忧”心忡忡，并将“忧”记录在历史的年表上。以“忧”纪年，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点——“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