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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养生思想是其基本学说的折射，并对中国养生理论和方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孔子崇尚六经的文化，六经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法，翻阅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来揭示《诗》、《书》这两部经典对儒家养生思想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诗》； 《书》； 儒家；养生思想；影响
中图分类号： G804 文章编号：1009-783X(2007)03-0105-03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Confucian ideology is the mainstrea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which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various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onfucian ideology of keeping fit has reflected the basic teachings of Confucianism and ha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way of keeping fit. Confucius advocates greatly the culture embodied in the six classical books, which are the “Poems”, the “Book”, the “Ritual”, the “Book of Change”, the “Music and Happiness”, and the “Chun and Qiu Period”.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uthors have consulted a great amount of materials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of the two classical books, the “Poems” and the “Book” o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onfucian ideology of keeping fit.
Key words：The “Poems”； The “Book”; Confucianism; The ideology of keeping fit; Influence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养生思想是其基本学说的折射，并对中国养生理论和方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儒家养生思想的核心是：“修身养性，存心养性”。“贵生”和“有为”是儒家养生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仁者寿”是儒家的养生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舍生取义”体现了儒家对生命的社会价值的重视[1]。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我们公认他是儒家思想学派的创立者[2]。孔子崇尚六经的文化，六经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如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那么六经对儒家的养生思想有没有影响？本文就《诗》、《书》这两部经典对儒家养生思想的影响进行论述。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诗》、《书》这两部经典对儒家养生思想的影响。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法。翻阅大量与《诗》、《书》、养生及儒家思想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对比考证。
2 研究内容
2．1 《诗经》中蕴涵着养生的因素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原名为《诗》，后来被儒家列为经典，才称为《诗经》。《诗·关雎》序孔颖达《正义》云；“《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这也许是最早地申明诗歌的医药作用的正面主张吧。这正体现了《诗经》具备一定的养生学的价值。
《论语·阳货》篇记述孔子号召“小子”们学习《诗经》：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在著名的“兴、观、群、怨”四大功效之后，孔子最后提出这种“多识”的要求。儒家圣人为什么要文明人去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称呢？刘宝楠《论语正义》综合前人见解做出如下解释：“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气性。”《尔雅》于鸟兽草木，皆专篇释之。而《神农本草》，亦详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学，儒者所甚重矣。孔子希望借助于学习《诗经》，能使人们恢复当初那种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的亲缘关系，保持对一草一木的细微认识和敏锐体察。据统计，《诗经》中的习见植物名有132种之多。刘宝楠在解释“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意义时特别注意到药用方面，这就暗示了《诗经》在博物学和药学方面的认识价值[4]。笔者认为孔子教导弟子们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不只是关注《诗经》在博物学和药物学方面单纯的认识价值，这里面还存在着“贵生”的因素，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便很明白。此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对自然依赖性极大，野食占有很大比例，如果不懂得各种动植物性能，误食的后果可想而知。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医的诞生和逐渐完善与这不无关系。《诗经·芣莒》：“采采芣(fu)莒(yi)，薄言采之。采采芣莒，薄言有之。采采芣莒，薄言掇(duo)之，采采芣莒，薄言捋(luo)之。采采芣莒，薄言袺(jie)之。采采芣莒，薄言襭（xie）之”。反映了妇女采摘“芣莒”的快乐场景，这是因为“芣苡”不以主食为主，而以宜孕多子为性能，在人口决定国力和无后为大的社会，就很明白她（他）们的用意。这样其最终是要达到“养生”的目的：即要贵生。
美国学者周策纵认为远古巫医传统与《诗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古巫医与云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一书中对这些联系做了独到的考证和阐释。如从巫医闭户治疗术出发说明《鲁颂·閟宫》一诗所反映的神医制度；从希腊巫医的薰烟沐浴出发解释《生民》中姜嫄“克禋克祀”的举措。又如从巫药用途看《诗经》中的植物名。《王风·采葛》中提到的葛、萧、艾三种均为巫医必用之药。葛有繁衍生殖的象征意义，可用于求子祭祀如高谋；艾如《孟子》说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用于针灸；萧在《说文》中训“艾蒿”，同为巫医治疗之术，葛也可能有此用途。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主张，我们研究一种思想的起源，首要的是要关注这个思想体系的内部的元素，在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怎么样发展，怎么样承接，怎么样改造。 由此可见，养生文化并不是先秦理性主义思潮对“天道”、“鬼神”等巫觋文化的否定后才得以发展的。因为巫觋文化中也蕴涵着养生思想的因素。
2．2 《尚书》对儒家养生思想的影响
《尚书》是儒家养生思想的来源之一。《尚书》蕴涵了值得重视的关于自我修养的思想，其中《尚书·无逸》可说是一篇谈修养的专论。《尚书》的修养观对后来儒家养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2．1 “诚”的涵养与修身
《尚书》中关于“诚”的涵养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尚书·康诰》：“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意思是说不要用不好的想法不当之理遮住你这内心的诚，于是你的德就会明，心也会康乐。这体现出‘心’好象是土壤，‘诚’好象是主根，‘德’则是从‘诚’这条主根上生长出来的苗叶花朵。可见，“德”是产生于“诚”的。《尚书·高宗肜日》：天既孚命正厥德（孚与忱皆为诚），天已经用诚赋予人们来端正人们的德，讲的“德”也是孚制于“诚”，而“诚”来自天。可见，《康诰》那段话是从“诚”与“德”的关系方面来立论的，含蕴了“德”由“诚”产生，诚（忱）是“德”之本，修养最根本的是涵养“诚”。这一思想直接影响着《周易》和儒家[5]。
“诚”（孚）是《周易》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周易》特别强调君王要涵养“诚”，“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只要心中有诚，就一切通达，行动就会取得很大成就；有了“孚”（诚），道就因之而彰明，“王用享于西山，”君王就能象文武一样到岐山去进行祭祀，就可以恢复到西周初年的盛世。《周易》还进一步阐述了诚与德的关系，《益卦》九五：“有孚惠心，勿用元吉。有孚惠我德。”惠，赐给人以好处。这里做赋予解。就是说上天用诚赋予我们的心，这不用问是十分吉利的；上天用诚赋予我们，使我们具有鹅。这与《尚书》是一脉相承的，诚来自天，德由诚来派生。
儒家养德以及养生的基本途径就是：“修身养性”、“正心”。《大学》的主旨是修身治国平天下，指出了“修身”在于先正心，“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并具体列举了正心的德目-孝、弟、慈、仁、义、恕、让、敬等。而“正其心者”，要“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把涵养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正如朱熹所云：“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孟子特别强调“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要在自省、明善中涵养诚。荀子更是把涵养诚作为修身之本的。他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就是说，君子怡养心神没有比诚更好的了，要达到诚的极境，只有恪守“仁”，只有力行“义”。讲的是要通过实行守仁行义来涵养诚。又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君子必须守住诚，使之勿失，讲的更是涵养诚。总之，儒家是把涵养诚置于修身的首位的。只有诚，人心才纯正、善良；只有诚，上对下方显宽厚仁爱之心，下对上才存敬威虔恭之意。这样既会贯彻儒家的“礼”，又体现其“仁”，进而达到“知者”或“仁者”，最终走向“知者乐，仁者寿”的养生境界。显然，这是本于《尚书》的。
2．2．2 儒家“有为”养生思想的渊源
儒家所谓的“人”的概念始终是“社会人”而非“个体人”，他们从其社会理想出发，主张培养那种“明明德于天下”的君子，不以纯粹的养生为要务，而是关注作为整体的社会人的生命存在，属于道德养生的范畴，这是它与道家、医家养生的根本区别。《礼记·儒行》中记述：“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可见养生的目的是“有为”。宋代儒生张载曾把儒家这种“有为”的理想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语录》），就是要为理想的社会大同目标奋斗，实现经世济民的政治报复，这是儒家最看中的现实目标。正是儒家怀抱“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政治理想，历代儒者把生命的价值和养生的必要统一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中。
《尚书》反复强调要“敬德”，并指出桀、纣是由于“不敬德”才亡国的（具体见《尚书·召诰》）。它的正面意义是只有“敬德”才能获天辅而有天下，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谓“敬德”的“德”字，照字面上来看是从值（古直字）从心。意思是要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如郭沫若指出的，“从《尚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模-后人所谓的‘礼’”。而“敬”字，敬者警也，本意是要人警觉，时刻努力，不可有丝毫的放松，因为只有有所畏惧，才不敢放纵。“德”前冠以“敬”字，是把它作为德的精神上的推动力。后来朱熹从修养方面对“敬”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
“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
由上可见，《尚书》的“敬德”，不仅包括正心修身的工夫，而且包括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修身与治国是紧密相连的，修身是为了治国。这也是后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所本。
2．2．3 “敬德保民”思想与“仁者寿”的关系
纵观《尚书·周书》，周公、召公所提出的“敬德报民”大致包括以下内涵①要体察民情，不增加民的额外负担；②要正确对待民的过失，重在教育；③要关注、帮助民中的弱者；④“慎罚”这四个方面。“敬德报民”的提出，是对民的力量的敬畏和承认，是一种重民思想的集中体现，并由重民而发展为要采取有利于民的政策。“敬德报民”作为西周统治者励精图治的指导思想确实收到了显著成效。它的提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里程碑式的事件，这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的形成、文化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基础和骨架的作用。其对孔子的“仁学”形成也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孔子所创立的“仁”学，内涵是多方面的，但核心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爱包括民在内的所有人。“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结晶，是他所理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最高准则。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仁者寿”的观点可以说是儒家道德养生思想最为集中的典型体现。而上面提到过的“有为”是儒家养生思想的出发点。修身是实现“仁”的基础，表现为精神生活的完善和对社会道德规范的遵从。儒家认为，“仁”者所以能“寿”，是因为具有“仁”的品德的君子，在处世上就会胸怀坦荡，不忧不惧，所谓“仁者不忧”，以及具备谦虚和乐、“泰而不骄”（《论语·子路》）的品格。汉代董仲舒的解释是“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心”（《春秋繁露·训天之道》），孟子则从反面论证为“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正如唐代孙思邈的《孙真人卫生歌》所云：“心诚意正思虑除。”精神情绪对健康的影响已为现代医学所证实，在这点上，“仁”源于伦理又超越了伦理，具有较为科学的养生意义。
2．2．4 《尚书》中自省、自责的修养观对儒家道德养生的影响
《尚书·无逸》云：“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赶含怒。”就是说，当小人怨他们骂他们时，他们则愈认真检点自己的行为，这揭示了正是这种自省、自责精神才是使他们成为明哲之君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周公对自责、自省精神的倡导。
孔子为自我修养提出了自省、自讼、自戒、自责、反求等重要范畴。这五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自省，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内心审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自讼，就是要自觉地在思想观念中开展是非美恶的斗争。自戒，就是戒备不良意念的萌芽。如孔子认为在各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心理状态，易产生各种违反道德的事，也要预先加以戒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指出加以节制、约束的重要性。自责，是对自己的过失进行自我谴责，也就是今之所谓的自我批评。自反，是对未能实现仁，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孔子说实行仁如像射箭，“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身”。孟子也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射箭不中的，不能怪弓箭或埋怨他人，只能检讨自己的技艺。君子亦如此，当自己的言行偏离了仁的标准，就应该从内心深处检查原因。这体现了主体对自身价值的注重和对自我道德的信任。但道德修养单凭外在压力是难以奏效的，这只能基于道德主体的自觉自愿地去进行。孔子提倡的自省、自讼、自戒、自责、自反充分体现了主体的高度自律性和主观能动性。也正是这“五省”成就了儒家的“修己安人”的目标，进一步达到其“仁者”、“圣人”的理想要求。这样人便会心底坦荡、心宽体胖，回归到“仁者寿”的养生状态。可见孔子提出的“五自”道德修养观是《尚书》自省、自责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3 结论
儒家养生思想的产生与《诗经》和《尚书》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教导弟子们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仅体现了儒家对博物学和医学方面价值的关注与认识，而更重要的是在对这一草一木的认识后其对养生的重要价值。如葛、萧、艾在远古巫医中的运用正体现了《诗经》中蕴涵着养生的因素。儒家养德以及养生的基本途径就是：“修身养性”、“正心” 而“正其心者”，要“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把涵养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诚”这一思想是直接源于《尚书》中“诚”的涵养的思想。《尚书》的“敬德”思想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有为”养生思想之所本。《尚书·周书》，周公、召公所提出的“敬德报民”思想影响了孔子“仁学”的构成，而“仁者寿”的观点是儒家道德养生思想最为集中的典型体现。《尚书·无逸》中自省、自责的修养观为孔子提出“自省、自讼、自戒、自责、自反”的道德养生观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谢蕙蓉.儒家养生思想辨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1:29-33.
[2]陈来.古代文明的演进与儒家思想的根源[R]. 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2005.2.2.
[3]中国古典名著百部.论语·孟子[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2:164.
[4]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6:99-103.
[5]游唤民.《尚书思想研究》[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4：172-182.
关键词： 《诗》； 《书》； 儒家；养生思想；影响
中图分类号： G804 文章编号：1009-783X(2007)03-0105-03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Confucian ideology is the mainstrea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which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various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onfucian ideology of keeping fit has reflected the basic teachings of Confucianism and ha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way of keeping fit. Confucius advocates greatly the culture embodied in the six classical books, which are the “Poems”, the “Book”, the “Ritual”, the “Book of Change”, the “Music and Happiness”, and the “Chun and Qiu Period”.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uthors have consulted a great amount of materials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of the two classical books, the “Poems” and the “Book” o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onfucian ideology of keeping fit.
Key words：The “Poems”； The “Book”; Confucianism; The ideology of keeping fit; Influence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养生思想是其基本学说的折射，并对中国养生理论和方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儒家养生思想的核心是：“修身养性，存心养性”。“贵生”和“有为”是儒家养生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仁者寿”是儒家的养生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舍生取义”体现了儒家对生命的社会价值的重视[1]。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我们公认他是儒家思想学派的创立者[2]。孔子崇尚六经的文化，六经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如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那么六经对儒家的养生思想有没有影响？本文就《诗》、《书》这两部经典对儒家养生思想的影响进行论述。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诗》、《书》这两部经典对儒家养生思想的影响。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法。翻阅大量与《诗》、《书》、养生及儒家思想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对比考证。
2 研究内容
2．1 《诗经》中蕴涵着养生的因素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原名为《诗》，后来被儒家列为经典，才称为《诗经》。《诗·关雎》序孔颖达《正义》云；“《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这也许是最早地申明诗歌的医药作用的正面主张吧。这正体现了《诗经》具备一定的养生学的价值。
《论语·阳货》篇记述孔子号召“小子”们学习《诗经》：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在著名的“兴、观、群、怨”四大功效之后，孔子最后提出这种“多识”的要求。儒家圣人为什么要文明人去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称呢？刘宝楠《论语正义》综合前人见解做出如下解释：“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气性。”《尔雅》于鸟兽草木，皆专篇释之。而《神农本草》，亦详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学，儒者所甚重矣。孔子希望借助于学习《诗经》，能使人们恢复当初那种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的亲缘关系，保持对一草一木的细微认识和敏锐体察。据统计，《诗经》中的习见植物名有132种之多。刘宝楠在解释“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意义时特别注意到药用方面，这就暗示了《诗经》在博物学和药学方面的认识价值[4]。笔者认为孔子教导弟子们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不只是关注《诗经》在博物学和药物学方面单纯的认识价值，这里面还存在着“贵生”的因素，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便很明白。此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对自然依赖性极大，野食占有很大比例，如果不懂得各种动植物性能，误食的后果可想而知。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医的诞生和逐渐完善与这不无关系。《诗经·芣莒》：“采采芣(fu)莒(yi)，薄言采之。采采芣莒，薄言有之。采采芣莒，薄言掇(duo)之，采采芣莒，薄言捋(luo)之。采采芣莒，薄言袺(jie)之。采采芣莒，薄言襭（xie）之”。反映了妇女采摘“芣莒”的快乐场景，这是因为“芣苡”不以主食为主，而以宜孕多子为性能，在人口决定国力和无后为大的社会，就很明白她（他）们的用意。这样其最终是要达到“养生”的目的：即要贵生。
美国学者周策纵认为远古巫医传统与《诗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古巫医与云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一书中对这些联系做了独到的考证和阐释。如从巫医闭户治疗术出发说明《鲁颂·閟宫》一诗所反映的神医制度；从希腊巫医的薰烟沐浴出发解释《生民》中姜嫄“克禋克祀”的举措。又如从巫药用途看《诗经》中的植物名。《王风·采葛》中提到的葛、萧、艾三种均为巫医必用之药。葛有繁衍生殖的象征意义，可用于求子祭祀如高谋；艾如《孟子》说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用于针灸；萧在《说文》中训“艾蒿”，同为巫医治疗之术，葛也可能有此用途。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主张，我们研究一种思想的起源，首要的是要关注这个思想体系的内部的元素，在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怎么样发展，怎么样承接，怎么样改造。 由此可见，养生文化并不是先秦理性主义思潮对“天道”、“鬼神”等巫觋文化的否定后才得以发展的。因为巫觋文化中也蕴涵着养生思想的因素。
2．2 《尚书》对儒家养生思想的影响
《尚书》是儒家养生思想的来源之一。《尚书》蕴涵了值得重视的关于自我修养的思想，其中《尚书·无逸》可说是一篇谈修养的专论。《尚书》的修养观对后来儒家养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2．1 “诚”的涵养与修身
《尚书》中关于“诚”的涵养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尚书·康诰》：“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意思是说不要用不好的想法不当之理遮住你这内心的诚，于是你的德就会明，心也会康乐。这体现出‘心’好象是土壤，‘诚’好象是主根，‘德’则是从‘诚’这条主根上生长出来的苗叶花朵。可见，“德”是产生于“诚”的。《尚书·高宗肜日》：天既孚命正厥德（孚与忱皆为诚），天已经用诚赋予人们来端正人们的德，讲的“德”也是孚制于“诚”，而“诚”来自天。可见，《康诰》那段话是从“诚”与“德”的关系方面来立论的，含蕴了“德”由“诚”产生，诚（忱）是“德”之本，修养最根本的是涵养“诚”。这一思想直接影响着《周易》和儒家[5]。
“诚”（孚）是《周易》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周易》特别强调君王要涵养“诚”，“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只要心中有诚，就一切通达，行动就会取得很大成就；有了“孚”（诚），道就因之而彰明，“王用享于西山，”君王就能象文武一样到岐山去进行祭祀，就可以恢复到西周初年的盛世。《周易》还进一步阐述了诚与德的关系，《益卦》九五：“有孚惠心，勿用元吉。有孚惠我德。”惠，赐给人以好处。这里做赋予解。就是说上天用诚赋予我们的心，这不用问是十分吉利的；上天用诚赋予我们，使我们具有鹅。这与《尚书》是一脉相承的，诚来自天，德由诚来派生。
儒家养德以及养生的基本途径就是：“修身养性”、“正心”。《大学》的主旨是修身治国平天下，指出了“修身”在于先正心，“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并具体列举了正心的德目-孝、弟、慈、仁、义、恕、让、敬等。而“正其心者”，要“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把涵养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正如朱熹所云：“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孟子特别强调“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要在自省、明善中涵养诚。荀子更是把涵养诚作为修身之本的。他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就是说，君子怡养心神没有比诚更好的了，要达到诚的极境，只有恪守“仁”，只有力行“义”。讲的是要通过实行守仁行义来涵养诚。又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君子必须守住诚，使之勿失，讲的更是涵养诚。总之，儒家是把涵养诚置于修身的首位的。只有诚，人心才纯正、善良；只有诚，上对下方显宽厚仁爱之心，下对上才存敬威虔恭之意。这样既会贯彻儒家的“礼”，又体现其“仁”，进而达到“知者”或“仁者”，最终走向“知者乐，仁者寿”的养生境界。显然，这是本于《尚书》的。
2．2．2 儒家“有为”养生思想的渊源
儒家所谓的“人”的概念始终是“社会人”而非“个体人”，他们从其社会理想出发，主张培养那种“明明德于天下”的君子，不以纯粹的养生为要务，而是关注作为整体的社会人的生命存在，属于道德养生的范畴，这是它与道家、医家养生的根本区别。《礼记·儒行》中记述：“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可见养生的目的是“有为”。宋代儒生张载曾把儒家这种“有为”的理想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语录》），就是要为理想的社会大同目标奋斗，实现经世济民的政治报复，这是儒家最看中的现实目标。正是儒家怀抱“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政治理想，历代儒者把生命的价值和养生的必要统一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中。
《尚书》反复强调要“敬德”，并指出桀、纣是由于“不敬德”才亡国的（具体见《尚书·召诰》）。它的正面意义是只有“敬德”才能获天辅而有天下，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谓“敬德”的“德”字，照字面上来看是从值（古直字）从心。意思是要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如郭沫若指出的，“从《尚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模-后人所谓的‘礼’”。而“敬”字，敬者警也，本意是要人警觉，时刻努力，不可有丝毫的放松，因为只有有所畏惧，才不敢放纵。“德”前冠以“敬”字，是把它作为德的精神上的推动力。后来朱熹从修养方面对“敬”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
“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
由上可见，《尚书》的“敬德”，不仅包括正心修身的工夫，而且包括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修身与治国是紧密相连的，修身是为了治国。这也是后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所本。
2．2．3 “敬德保民”思想与“仁者寿”的关系
纵观《尚书·周书》，周公、召公所提出的“敬德报民”大致包括以下内涵①要体察民情，不增加民的额外负担；②要正确对待民的过失，重在教育；③要关注、帮助民中的弱者；④“慎罚”这四个方面。“敬德报民”的提出，是对民的力量的敬畏和承认，是一种重民思想的集中体现，并由重民而发展为要采取有利于民的政策。“敬德报民”作为西周统治者励精图治的指导思想确实收到了显著成效。它的提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里程碑式的事件，这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的形成、文化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基础和骨架的作用。其对孔子的“仁学”形成也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孔子所创立的“仁”学，内涵是多方面的，但核心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爱包括民在内的所有人。“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结晶，是他所理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最高准则。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仁者寿”的观点可以说是儒家道德养生思想最为集中的典型体现。而上面提到过的“有为”是儒家养生思想的出发点。修身是实现“仁”的基础，表现为精神生活的完善和对社会道德规范的遵从。儒家认为，“仁”者所以能“寿”，是因为具有“仁”的品德的君子，在处世上就会胸怀坦荡，不忧不惧，所谓“仁者不忧”，以及具备谦虚和乐、“泰而不骄”（《论语·子路》）的品格。汉代董仲舒的解释是“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心”（《春秋繁露·训天之道》），孟子则从反面论证为“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正如唐代孙思邈的《孙真人卫生歌》所云：“心诚意正思虑除。”精神情绪对健康的影响已为现代医学所证实，在这点上，“仁”源于伦理又超越了伦理，具有较为科学的养生意义。
2．2．4 《尚书》中自省、自责的修养观对儒家道德养生的影响
《尚书·无逸》云：“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赶含怒。”就是说，当小人怨他们骂他们时，他们则愈认真检点自己的行为，这揭示了正是这种自省、自责精神才是使他们成为明哲之君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周公对自责、自省精神的倡导。
孔子为自我修养提出了自省、自讼、自戒、自责、反求等重要范畴。这五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自省，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内心审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自讼，就是要自觉地在思想观念中开展是非美恶的斗争。自戒，就是戒备不良意念的萌芽。如孔子认为在各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心理状态，易产生各种违反道德的事，也要预先加以戒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指出加以节制、约束的重要性。自责，是对自己的过失进行自我谴责，也就是今之所谓的自我批评。自反，是对未能实现仁，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孔子说实行仁如像射箭，“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身”。孟子也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射箭不中的，不能怪弓箭或埋怨他人，只能检讨自己的技艺。君子亦如此，当自己的言行偏离了仁的标准，就应该从内心深处检查原因。这体现了主体对自身价值的注重和对自我道德的信任。但道德修养单凭外在压力是难以奏效的，这只能基于道德主体的自觉自愿地去进行。孔子提倡的自省、自讼、自戒、自责、自反充分体现了主体的高度自律性和主观能动性。也正是这“五省”成就了儒家的“修己安人”的目标，进一步达到其“仁者”、“圣人”的理想要求。这样人便会心底坦荡、心宽体胖，回归到“仁者寿”的养生状态。可见孔子提出的“五自”道德修养观是《尚书》自省、自责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3 结论
儒家养生思想的产生与《诗经》和《尚书》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教导弟子们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仅体现了儒家对博物学和医学方面价值的关注与认识，而更重要的是在对这一草一木的认识后其对养生的重要价值。如葛、萧、艾在远古巫医中的运用正体现了《诗经》中蕴涵着养生的因素。儒家养德以及养生的基本途径就是：“修身养性”、“正心” 而“正其心者”，要“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把涵养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诚”这一思想是直接源于《尚书》中“诚”的涵养的思想。《尚书》的“敬德”思想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有为”养生思想之所本。《尚书·周书》，周公、召公所提出的“敬德报民”思想影响了孔子“仁学”的构成，而“仁者寿”的观点是儒家道德养生思想最为集中的典型体现。《尚书·无逸》中自省、自责的修养观为孔子提出“自省、自讼、自戒、自责、自反”的道德养生观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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