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也会犯错误，而且不是偶尔，犯了错误怎么办？臣下、百姓是不能批评的，说不好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但有点自知之明的帝王，一旦醒悟过来，就会发个“罪己诏”，也就是帝王的一份检讨书。
　　“罪己诏”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来表达皇帝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二来可以笼络人心，造成“团结一心”的局面。中国古籍中记载的第一份“罪己诏”，是《尚书》中的《汤诰》，《秦誓》则是秦穆公偷袭郑国惨败后的罪己文。后来，还有《诗经》中周成王的罪己诗《周颂?小毖》。汉文帝是第一位正式发下“罪己诏”的皇帝，最后一份“罪己诏”是袁世凯在取消帝制后发过的类似文书。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统计，在《二十五史》中共有89位皇帝下过264份“罪己诏”，平均每8年就下一份，皇帝们也够“诚恳”的。
　　“罪己诏”里，以唐太宗的姿态最高，当然也可以说调子最高。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唐太宗下“罪己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他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话说得是够漂亮的。
　　而“罪己诏”里心情最沉痛的，则非汉武帝莫属。汉武帝晚年，任用江充，酿成“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受诛连者数万人；受方士欺骗，求仙炼丹；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干了很多狂妄悖谬之事。痛定思痛，他在 “轮台罪己诏”中自责悔过（“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这“罪己诏”到底有没有用呢？应该说有的有用，有的没用，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发了一道《罪己大赦诏》，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据史料记载，唐德宗颁“诏”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有时也没用。崇祯皇帝是下过“罪己诏”最多的皇帝之一，前后写过6次，态度很诚恳，检讨也颇到位。可当时大势已去，义军匪盗蜂起，女真人步步紧逼，吏治空前糜烂，军事一塌糊涂，大厦将倾，写再多“罪己诏”也没用。于是，李自成军队攻入北京后，他自缢煤山，留下最后一道“罪己诏”：“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平心而论，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权倾天下，尊严无比，百姓疾苦重要，皇帝面子也很重要，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已经十分难得了，倘再写成文告颁示天下，就更属不易。至于是出于至诚，还是迫于无奈，有几分真心，几分作秀，那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总比死不认错，固执到底要好吧。有了“罪己诏”这个不成文的制度，对那些无法无天的帝王多少总是个约束。毕竟，在已没有帝王的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就听到有领导人这样说：“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沙叶新《检讨文化》）其实，如果能学学历代那些睿智的帝王，诚恳反省自己，检讨既往错误，吸取经验教训，接受大家监督，后来的“十年浩劫”或许能够幸免，民众、国家免遭折腾，其身后的历史定评也会高得多。
　　
　　（作者系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人文社科系教授、郑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