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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北平》是老舍的散文名篇，被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收录在必修一的“月是故乡明”专题中。教材书下注释①写道：“选自《乡风市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有改动”。查找钱理群先生编的《乡风市声》，第一篇即是《想北平》，文后注明：“选自一九三六年《宇宙风》第十九期”。事实上，《想北平》最早正是发表在这一期的《宇宙风》上的。
比较《宇宙风》《乡风市声》和苏教版教材上的《想北平》，我们发现，前两个版本从句子、词语到标点都是完成一致的，但令人惊异的是：苏教版的《想北平》却与前两个版本有多达76处不同！其中，句子共变动8处，改2处，删6处；字词共变动39处，改24处，删8处，增7处；另外还有29处标点的变动。尽管教材的注释中明确写着“有改动”三个字，但这“改动”未免也太多了点。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一番较为细致深入地探究。
不难看出，因为文章是用作语文教材，字句需要符合现行的语言文字使用规范，所以苏教版对《想北平》做出了一些合理而且必须的改动。
最明显的是“的、地、得”三个字的使用。这三个字是从1919年“白话文运动”后才开始区分的，此前还有很多人将它们写作“底”。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的、地、得”的区别才正式定型，并沿用了下来。而现在，《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为我们使用这三个字提供了依据和标准。老舍写《想北平》的1936年，正处于这三个字从区分到定型的过渡时期。在文章中，老舍只使用了“的”和“得”，他将“地”都写作了“的”，如“我独自微微的笑着”“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等，苏教版在选文时，将这类“的”都改成了符合现行语言规范的“地”。
与之相似的还有标点符号“、”和“，”的使用。《标点符号用法》是1951年才由原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颁布的，其后几经修改，现行的国家标准是2011年版的《标点符号用法》（GBT15834-2011）。依据该标准，“用于并列词语之间”的标点符号应为顿号。苏教版教材将“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等几句中的逗号都改成了顿号，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除以此外，还有个别词语的改动，也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将“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中的“捡”改成了“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捡”是“拾取”的意思，而“拣”是“挑选”之意。从前后文看，这里的确用“拣”更加准确。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在苏教版教材的《想北平》中，有不少的改动是值得商榷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有不少改动冲淡了文章语言的“京味”。
从元代开始，北京就已经正式被定为国都。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宫廷文化、缙绅文化和民俗文化不断地碰撞融合，才最终形成了“京味”文化。这种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则表现在北京方言“既雅又俗”“雅俗共赏”的特点上。这其中的“雅”，指的是北京方言留存了相当一部分官话和文言的词语，比如“待见”“褒贬”“拾掇”“阵仗”“真章”等等。而其中的“俗”，指的是北京方言吸收了很多来自闾巷街道的民俗词汇，比如“闹心”“机灵”“趁手”“个色”“吧唧”等等。这两大体系词汇的直接混合使用，就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京味”。
老舍一生中有42年是在北京度过的，“京味”被公认为老舍语言的最大特点。但我们读苏教版的《想北平》时，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究其原因，主要是苏教版将《想北平》原稿中一些有“京味”的词语改换成了现代汉语的通行词汇，虽然显得更加浅白通顺，但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比如文章第一句话，老舍的原稿是“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苏教版将“设若”改成了“如果”。“设若”本是一个文言词汇，在《古汉语虚词词典》（中国社会科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中能够直接找到，表示假设。《论语·子张》“设若我之大贤，则所在见容也”；《东轩笔录》“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宋书·刘义庆传》“中古设若天必降灾，宁可千里逃避邪”等句中的“设若”都是这种用法，可以翻译成“如果”。老舍本人也常常使用这个词。在《骆驼祥子》中，有“想起虎妞，设若当个朋友看，她确实不错”；在《春风》中，有“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在《济南的秋天》中，有“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那便是个济南”。这些“设若”也都表示“如果”。教材用“如果”直接替换“设若”，意思固然没有变化，也的确能让南方的学生无障碍地理解，但却是在用现代汉语的通行词汇替换保留在北京方言中的文言词，这就大大削弱了语言的“京味”。
再比如“但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一句，苏教版改成了“但要我把北平一一道來，我没办法”。其中最重要的改动是换掉了“单摆浮搁”这个词。在《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第三卷中收录了这个词条，解释为“各有各的位置，缺少应有的联系”，并注明为“北京官话”（热河地区的方言）。注释后所举地例子即是《想北平》中的这句话。事实上，这个词的确是来自百姓口语中的，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作品《相面》里有就这么一组对话：“‘这小伙长得真叫漂亮，无关多匀称，鼻子、眼睛跟嘴都单摆浮搁的。’‘废话，凑一块儿成包子啦！’”里面的“单摆浮搁”也正是这个意思。苏教版将来自街巷的北京方言改成通行的现代汉语，“京味”自然淡了很多。
与以上两种类似的改动还有把“论说”改成“虽然”，把“差点事儿”改成“差点儿”，把“好些美丽的地方”改成“许多美丽的地方”等等。
如前所述，《想北平》最早发表于1936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何梅协定”签订，“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北平几乎成为“孤岛”。而出生在北平，“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的老舍此时并不在北平，37岁的他正在山东大学任教。1936年夏天，因为山东大学学生抗日爱国活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校方又屈从于反动势力，老舍愤然辞去教职，之后都留在青岛专门从事写作。在这样的背景下，老舍饱含深情地把自己对故土家乡的想念述诸纸笔，《想北平》甫一发表，即成经典。其拳拳之心，赤子之情令人感动，为人称颂。 而苏教版教材对《想北平》的一些改动，减弱了老舍对北平的想念之情。我们认为这类改动也是欠妥当的。
比如文章的最后一句，原稿是“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苏教版教材改成了“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虽然只是两个标点的改变，但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区别。老舍的原稿是第一、第二两句一层，第三、第四两句一层，之间用分号隔开。从语意上说，“要落泪了”是“真想念北平呀”的结果，和“想念”关系紧密。改动的句子则是前三句一层，第四句一层，中间用句号隔开。从语意上说，“要落泪了”是“不再说”的原因，和“不说”关系紧密。很明显，老舍的原句更能直接地体现作者对北平一往情深的“想”。
又比如原稿中“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被苏教版改成了“美国包着纸的橘子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表面上看，苏教版的改动使句子显得更加“和谐”，“美国包着纸的橘子”和“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很是相对。但老舍的原句明明是用分号将“橘子”和“玉李”分开来的，并不是要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前半句的一个“哼”字，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讥讽和不屑——美国的橘子居然还包着纸！橘子是在阳光雨露中生长的，越自然越香甜，怎么可以用纸包起来！老舍讥讽不屑的，是橘子“包着纸”，而不是包着纸的“橘子”。这种讥讽和不屑表达得越强烈，后面对“北平的带着霜的玉李”的赞美和自豪就越强烈。相较之下，改句的情感就弱了不少。
还有原稿中“到底是可爱呀！”“省钱省事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呀！”等几处的感叹词“呀”和后面标点“！”都被苏教版删去了。也许是改动者觉得这个“呀！”出现得多了，显得太幼稚，但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呀！”恰恰正能反映出身在青岛的老舍对于故乡古都强烈的想念。他想到这些情景是那么地真实可爱，所以喜形于色，不自禁就眉飞色舞地“呀！”了起来。更何况，老舍在前文中是把“北平”比作自己的“母亲”的，孩子在“母亲”面前永远是稚嫩烂漫的，这个“呀！”正是最传神的表现。一删之后，文句老气顿生，感情也显得太过客观冷静了。
综上所述，在苏教版教材对老舍《想北平》做出的改动中，有一些符合现行语言文字规范，是值得肯定的；但还有不少的改动，或者淡了原文的“京味”，或者损了老舍的“想念”，是值得商榷的。退一步说，即便这些改动都是合情合理的，对老舍这样作家的經典作品做出这么多的改动，真的合适吗？对此，我们不禁想问：谁动了老舍的“北平”？
[作者通联：江苏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比较《宇宙风》《乡风市声》和苏教版教材上的《想北平》，我们发现，前两个版本从句子、词语到标点都是完成一致的，但令人惊异的是：苏教版的《想北平》却与前两个版本有多达76处不同！其中，句子共变动8处，改2处，删6处；字词共变动39处，改24处，删8处，增7处；另外还有29处标点的变动。尽管教材的注释中明确写着“有改动”三个字，但这“改动”未免也太多了点。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一番较为细致深入地探究。
不难看出，因为文章是用作语文教材，字句需要符合现行的语言文字使用规范，所以苏教版对《想北平》做出了一些合理而且必须的改动。
最明显的是“的、地、得”三个字的使用。这三个字是从1919年“白话文运动”后才开始区分的，此前还有很多人将它们写作“底”。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的、地、得”的区别才正式定型，并沿用了下来。而现在，《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为我们使用这三个字提供了依据和标准。老舍写《想北平》的1936年，正处于这三个字从区分到定型的过渡时期。在文章中，老舍只使用了“的”和“得”，他将“地”都写作了“的”，如“我独自微微的笑着”“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等，苏教版在选文时，将这类“的”都改成了符合现行语言规范的“地”。
与之相似的还有标点符号“、”和“，”的使用。《标点符号用法》是1951年才由原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颁布的，其后几经修改，现行的国家标准是2011年版的《标点符号用法》（GBT15834-2011）。依据该标准，“用于并列词语之间”的标点符号应为顿号。苏教版教材将“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等几句中的逗号都改成了顿号，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除以此外，还有个别词语的改动，也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将“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中的“捡”改成了“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捡”是“拾取”的意思，而“拣”是“挑选”之意。从前后文看，这里的确用“拣”更加准确。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在苏教版教材的《想北平》中，有不少的改动是值得商榷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有不少改动冲淡了文章语言的“京味”。
从元代开始，北京就已经正式被定为国都。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宫廷文化、缙绅文化和民俗文化不断地碰撞融合，才最终形成了“京味”文化。这种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则表现在北京方言“既雅又俗”“雅俗共赏”的特点上。这其中的“雅”，指的是北京方言留存了相当一部分官话和文言的词语，比如“待见”“褒贬”“拾掇”“阵仗”“真章”等等。而其中的“俗”，指的是北京方言吸收了很多来自闾巷街道的民俗词汇，比如“闹心”“机灵”“趁手”“个色”“吧唧”等等。这两大体系词汇的直接混合使用，就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京味”。
老舍一生中有42年是在北京度过的，“京味”被公认为老舍语言的最大特点。但我们读苏教版的《想北平》时，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究其原因，主要是苏教版将《想北平》原稿中一些有“京味”的词语改换成了现代汉语的通行词汇，虽然显得更加浅白通顺，但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比如文章第一句话，老舍的原稿是“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苏教版将“设若”改成了“如果”。“设若”本是一个文言词汇，在《古汉语虚词词典》（中国社会科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中能够直接找到，表示假设。《论语·子张》“设若我之大贤，则所在见容也”；《东轩笔录》“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宋书·刘义庆传》“中古设若天必降灾，宁可千里逃避邪”等句中的“设若”都是这种用法，可以翻译成“如果”。老舍本人也常常使用这个词。在《骆驼祥子》中，有“想起虎妞，设若当个朋友看，她确实不错”；在《春风》中，有“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在《济南的秋天》中，有“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那便是个济南”。这些“设若”也都表示“如果”。教材用“如果”直接替换“设若”，意思固然没有变化，也的确能让南方的学生无障碍地理解，但却是在用现代汉语的通行词汇替换保留在北京方言中的文言词，这就大大削弱了语言的“京味”。
再比如“但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一句，苏教版改成了“但要我把北平一一道來，我没办法”。其中最重要的改动是换掉了“单摆浮搁”这个词。在《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第三卷中收录了这个词条，解释为“各有各的位置，缺少应有的联系”，并注明为“北京官话”（热河地区的方言）。注释后所举地例子即是《想北平》中的这句话。事实上，这个词的确是来自百姓口语中的，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作品《相面》里有就这么一组对话：“‘这小伙长得真叫漂亮，无关多匀称，鼻子、眼睛跟嘴都单摆浮搁的。’‘废话，凑一块儿成包子啦！’”里面的“单摆浮搁”也正是这个意思。苏教版将来自街巷的北京方言改成通行的现代汉语，“京味”自然淡了很多。
与以上两种类似的改动还有把“论说”改成“虽然”，把“差点事儿”改成“差点儿”，把“好些美丽的地方”改成“许多美丽的地方”等等。
如前所述，《想北平》最早发表于1936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何梅协定”签订，“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北平几乎成为“孤岛”。而出生在北平，“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的老舍此时并不在北平，37岁的他正在山东大学任教。1936年夏天，因为山东大学学生抗日爱国活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校方又屈从于反动势力，老舍愤然辞去教职，之后都留在青岛专门从事写作。在这样的背景下，老舍饱含深情地把自己对故土家乡的想念述诸纸笔，《想北平》甫一发表，即成经典。其拳拳之心，赤子之情令人感动，为人称颂。 而苏教版教材对《想北平》的一些改动，减弱了老舍对北平的想念之情。我们认为这类改动也是欠妥当的。
比如文章的最后一句，原稿是“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苏教版教材改成了“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虽然只是两个标点的改变，但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区别。老舍的原稿是第一、第二两句一层，第三、第四两句一层，之间用分号隔开。从语意上说，“要落泪了”是“真想念北平呀”的结果，和“想念”关系紧密。改动的句子则是前三句一层，第四句一层，中间用句号隔开。从语意上说，“要落泪了”是“不再说”的原因，和“不说”关系紧密。很明显，老舍的原句更能直接地体现作者对北平一往情深的“想”。
又比如原稿中“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被苏教版改成了“美国包着纸的橘子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表面上看，苏教版的改动使句子显得更加“和谐”，“美国包着纸的橘子”和“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很是相对。但老舍的原句明明是用分号将“橘子”和“玉李”分开来的，并不是要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前半句的一个“哼”字，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讥讽和不屑——美国的橘子居然还包着纸！橘子是在阳光雨露中生长的，越自然越香甜，怎么可以用纸包起来！老舍讥讽不屑的，是橘子“包着纸”，而不是包着纸的“橘子”。这种讥讽和不屑表达得越强烈，后面对“北平的带着霜的玉李”的赞美和自豪就越强烈。相较之下，改句的情感就弱了不少。
还有原稿中“到底是可爱呀！”“省钱省事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呀！”等几处的感叹词“呀”和后面标点“！”都被苏教版删去了。也许是改动者觉得这个“呀！”出现得多了，显得太幼稚，但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呀！”恰恰正能反映出身在青岛的老舍对于故乡古都强烈的想念。他想到这些情景是那么地真实可爱，所以喜形于色，不自禁就眉飞色舞地“呀！”了起来。更何况，老舍在前文中是把“北平”比作自己的“母亲”的，孩子在“母亲”面前永远是稚嫩烂漫的，这个“呀！”正是最传神的表现。一删之后，文句老气顿生，感情也显得太过客观冷静了。
综上所述，在苏教版教材对老舍《想北平》做出的改动中，有一些符合现行语言文字规范，是值得肯定的；但还有不少的改动，或者淡了原文的“京味”，或者损了老舍的“想念”，是值得商榷的。退一步说，即便这些改动都是合情合理的，对老舍这样作家的經典作品做出这么多的改动，真的合适吗？对此，我们不禁想问：谁动了老舍的“北平”？
[作者通联：江苏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