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世贤，山西省运城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现任运城市见义勇为协会会长，是见义勇为先进工作者。多年来，他一直为见义勇为人员的利益多方奔走，为英雄解除后顾之忧。8年中，先后有7名见义勇为人员的子女受到他的资助继续学业。这几年里，张世贤用自己写书的卖书款，先后资助82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和战略机遇期，当此之下，各级党政干部必须来一个“换脑子”。笔者认为，“换脑子”就是要换掉不适合当前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和谐发展。
　　“换脑子”，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有着不同的内涵。比如，清末的“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解放初期的由“单干”到合作化，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到“以公有制位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等。
　　如何做到换脑子？依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任山西省闻喜县委书记时率先在全县大搞包产到户，就是在“换脑子”中开展起来的经验：一是反复学习1977年《光明日报》刊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理论“换脑子”，笔者反复阅读，思路越发开阔。二是派党政干部到搞包产到户较早的安徽、河南等地学习，借鉴外地经验“换脑子”。三是在全县举办“三委（支委、队委、管委）二员（党员团员）”学习班，以讲解和典型发言为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让参会人员“换脑子”。四是深入调查研究，用正反典型开导大家“换脑子”。
　　1977年6月至1978年底，笔者走遍了全县所有村庄，访问了1万多农户，接触了4万多名社员群众，所见所闻使笔者大开脑子。在北垣一个生产大队，社员辛苦劳动一年，一个劳动日的工资只有三分钱，社员们编顺口溜说：“劳动一整天，一盒洋火（火柴，一盒二分钱）一根烟（白皮烟，一根一分钱）。”在后宫公社兴夭生产大队，社员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只能分到50斤小麦、50斤玉米、50斤地瓜、50斤萝卜，一个劳动日5分钱，社员们说“五个五”。在河底公社洞子沟生产大队，满地都是石沙，解放初期还是树木绿荫遮天，可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为大炼钢铁，把全村的树木砍了个精光，合作化时期社员们还能吃饱饭，可自从学了大寨，社员们就挨饥受饿。1978年10月15日，笔者与同时任河底公社党委书记的刘振龙在这个大队召开了有2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有个老头说：“张书记，你们成天讲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生产大队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没有钱到信用社贷款，没有粮就到公社粮站拉返销粮，这就是我们生产大队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老头的一席话让我的脸皮顿时热辣辣的，心想：难道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就是这样么？
　　在走访社员群众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好典型。白石公社小南疙瘩生产队，这是个山庄窝铺，只有三户人家，吃“大锅饭”时社员们不仅交不起公粮，还要吃国家返销粮，而在1978年搞了“包产到户”后，不仅一家交足了5000斤公粮，而且还有余粮，当笔者与时任白石公社党委书记的王学义同志在1978年10月7日来到这个生产队时，生产队长薛保安对我说：“不瞒张书记，今年我队搞了包产到户，我一家就交足了5000斤公粮，我们生产队还想再给国家交5000斤公粮。”我说：“你们这山沟，连吉普车都开不到，今天我们还步行了二里路，你们就养猪交国家吧！”薛说：“听张书记的，我们就养猪交国家吧！”在年终召开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县委特地为这个生产队发了奖状，意想不到的是有人编顺口溜：县委书记到小南，支持单干薛保安……
　　最典型的是裴社公社南郭生产队，村民们说“南郭”“难过”，为啥？就是社员们辛苦劳作一年，吃不饱，穿不暖。1977年冬，23岁的孙炳新出任南部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上任伊始，他就同两个生产队副队长讨论怎么样才能让社员们吃饱穿暖，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议“换脑子”——搞“包产到户”。刚开始不敢全面搞，只是把103亩棉田承包给7户社员，并签订了合同：一是不能向外人说，就是坐牢杀头也不能说；二是一定要搞好生产，不能给人们留下口实；三是年终一定要兑现，决不能让社员失望。果然，一包就灵，年终一算账，亩产和总产都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特别是下阳公社峪堡大队，过去是个“人无粮马无草，吃水还得到邻村挑”的穷队，1978年搞了多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亩产量提高，社员们吃饱穿暖了，而且对全县家庭联产承包制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笔者写这些典型，不是表功，而要说的是这些典型的涌现，都是在“换脑子”的前提下产生的，所以要实现又好又快、和谐发展，也要来一个“换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