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档案馆社会化遭遇“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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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路径依赖理论,从传统制度和文化、档案馆职能和传统服务模式以及领导者和公众行为倾向与个人偏好三个方面分析档案馆社会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效应,揭示现象背后隐藏的逻辑。同时分析档案馆走出路径依赖的内动力和外推力,为档案馆步入较为成熟的社会化提供可行的路径。
  关键词:路径依赖;社会转型;档案馆社会化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学术上的观点有很多种。根据讨论的语境,本文倾向于这种解释,即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社会转型意味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由此成为一个万象的图景。我国社会从封闭向开放的变迁呼唤各行各业运行模式的转型与制度的创新。档案馆的开放与公共档案馆的建设等一系列社会化运作即是在此背景下的适时应对。
  为了推动档案馆社会化,我国近10年来已陆续出台了不少有关档案开放与面向公众服务的措施和方案,档案学者和实践工作者也就这个问题各抒己见,献计献策。这些改革措施和方案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对推动档案馆社会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反观现状,我们发现档案馆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原有的运行模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沿着原有的轨迹运行。其表现是多方面的。一言以蔽之,档案信息供应与需求程度都较低,档案馆社会化进程缓慢。对于该现象,学界早已洞察,并对此有不同的阐释。这些观点视角不同,各有侧重,但似乎对现象背后逻辑与内在机制的探求不足。本文将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路径依赖理论,从传统制度和文化、档案馆职能和传统服务模式以及领导者和公众行为倾向与个人偏好三个方面分析档案馆社会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效应,揭示现象背后隐藏的逻辑。同时分析档案馆走出路径依赖的内动力和外推力。为档案馆步入较为成熟的社会化提供可行的路径。
  
  1.多重视角解读档案馆社会化转型困境
  
  学界对档案馆社会化困境的阐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公众档案意识与素养欠缺。认为档案对公众具有神秘感,该神秘感主要源于档案的封闭、半封闭式管理以及绝对集中的档案管理体制。虽然档案馆实行档案开放制度,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得到认可,但由于档案与政府机构活动的密切关系,公众档案意识的觉醒尚需时日。另一方面,公民与档案馆关系的密切程度同公众的整体素质有关,而且往往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公众的文化素养越高,其重视档案信息价值的重要性,自觉利用这一信息资源的程度越高。而公众素养则与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有关。我国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文明程度尚有距离,因而公众素养欠缺。
  第二,档案馆利用不方便。认为我国的公共档案馆无论是从建筑形象、库房设施、利用手续还是管理人员的服务质量都让人望而却步,有些档案馆甚至要利用者到银行去缴费,以致有人发出了“档案馆,你让我休闲不起”的感叹。
  第三,档案馆与社会互动不足。认为一些档案馆或者是被丰富和珍贵的馆藏所束缚。沾沾自喜,不思进取,或者是埋头于繁复的无止境的整理工作,见物不见人,这就难免思想僵化,跟不上社会发展,难以满足社会利用需求。更谈不上根据社会发展趋势敏捷地做出反应,去做一些前瞻性工作。而对于公众的“档案即党案”、“档案就是人事档案”的认识,主要是由于档案馆宣传不够。
  第四,档案的价值属性使然。认为档案凭证价值的用少性、时效性与专业性、区域性和一次性以及档案情报价值的转移性是档案利用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对于大部分具有凭证价值的档案来说,不论档案工作者如何下大力气,采取怎样的措施开发其信息资源,都不可能提高其利用率,也不可能扩大其利用者的人数。档案情报价值一般通过转移到各种各样形式的其他“强势信息媒体” (如图书、报刊、网络等)中而被公众利用,档案则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档案原件利用率的下降也就是很自然的现象。
  第五,档案馆的传统运行模式具有“合法性”。拙文《“合法性”机制视角下的我国档案馆社会化》以社会学制度学派的“合法性”机制为视角,分析了为什么档案馆服务不到位,公众却不予以质疑?为什么即使档案馆大力宣传。却仍然“门可罗雀”?认为档案馆的这种运行模式已成为公众接受的“社会事实”,因而具有“合法性”。
  从现有文献看,无论是档案意识薄弱还是公众素养不够高,无论是档案馆利用不方便还是与社会互动不够都是现象。对于普遍性现象背后的逻辑与内在机制的解释,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领导不重视或者宣传不够等,应该挖掘其制度性因素。拙文《“合法性”机制视角下的我国档案馆社会化》即是在制度框架下的初步思考。本文试图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看似不合理的现象会有其“合法性”来源?本文认为,档案馆这种模式转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是仍然“锁定”在原有运行轨道上的现象可以用制度变迁中的一个概念来解释,即路径依赖,也就是说转型期档案馆社会化遭遇路径依赖。
  
  2.转型期档案馆社会化的路径依赖效应
  
  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领域中的一个概念,最早用于解释技术变迁时技术演进的自我强化机制。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而后面更为优秀的技术由于没有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被“锁定”。诺斯将上述思路推广到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指出:“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他认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他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新的选择会受到众多历史因素的制约,形成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
  档案馆从传统封闭的国家管理模式向开放的社会化管理模式的转型事实上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每种制度的选择都要受初始条件和主观偏好的影响,档案馆社会化的发展,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档案馆社会化转型不仅受初始制度安排、文化观念和传统职能的影响,也受到固有服务模式和领导者行为倾向等方面的影响。
  2.1对传统制度和文化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初始制度安排一旦形成后,即会对这种制度有着强烈的需求,组织以及组织行动者总是努力去维护和强化这一制度,使它沿着既定的轨道持续下去。我国档案馆的运行也是如此, “被赋予浓厚官方色彩的档案馆,长期以来沿袭着历史传统的‘国家模式’,被罩上‘国家档案馆’的神秘光环”。我国管理体制特征使得档案馆必然会强化其作为国家与政府权力工具的功能,弱化其维护社会记忆和开发利用的功能。这一制度选择决定了档案管理理念的封闭性,导致档案开放速度趋于缓慢。   另一方面,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模式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和行为取向。文化是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具有稳定性,也是制度变迁中具有惯性和滞后性的因素。诺斯认为,作为非正规约束的文化在制度的演进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是路径依赖性的重要来源。制度演进中历史文化所带来的惯性和滞后性使得原有的运行模式总带有某种“旧”有的痕迹,从而导致路径依赖现象的产生。档案的封闭与开放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某种文化一旦形成,便会自然演化成一种制度性的环境。这种制度性环境形成了档案高高在上、为统治者所有、具有“神秘感”的一副冷漠面孔。利用档案一直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使用档案则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档案在公众心目中已经被“神化”了。尽管现在不乏档案开放与利用的宣传,但历史积淀已经形成,因循的趋势在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前文所述的公众档案意识尚未觉醒即是由于对传统制度和文化的路径依赖所造成。
  2.2对档案馆职能和传统服务模式的路径依赖。档案馆的核心职能是档案保存职能还是利用服务职能,在档案馆社会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学者们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但从学者们的争辩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档案馆产生的初期,档案馆的核心职能是保存档案,而随着档案的开放利用,档案馆试图强化它的服务利用功能。然而,由于对早期保管职能的依赖性,档案馆的利用服务职能并没有如愿彰显。人们对档案的价值属性的认知(即前文所述的档案凭证价值的用少性和情报价值的转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档案馆组织行动者对原有封闭运行模式的路径依赖,
  在我国古代,档案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政务查考服务,主要表现为行政利用方面,虽然有编史修志利用,但都是在统治阶级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近代档案馆比古代有所进步,表现也不外乎政务查考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就是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档案馆也没有超出政务查考服务的范围。因此,长期以来,档案馆无论是服务内容还是服务对象都是相对固定的,形成一种被动、完成任务式的服务。这种服务模式也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不会像图书馆那样为了吸引读者,不断丰富、调整和更新馆藏,也不会像博物馆那样为了吸引参观者而大打文物牌,更不会像商家那样为了吸引顾客而不断翻新广告。当我们要突出档案馆的社会化服务时,旧有的服务模式所形成的惯性一时很难改变,跟不上社会发展,难以满足用户的信息与服务需求。
  2.3对领导者和公众行为倾向与个人偏好的路径依赖。在制度化还不是很成熟的我国,个体行动者的作用和影响有时是举足轻重的,尤其是在档案部门,领导的观念与行为选择直接决定和制约着档案馆的运行模式、路径选择。无怪乎一些学者在探讨很多问题的原因和对策时都会将领导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提出。领导的知识背景、认知能力、价值观念、行为偏好甚至于行为习惯都会决定档案馆行动的选择原则。而领导的这些自身固有的特征是在长期环境和工作中形成的,很难改变。当要进行制度创新与变革时,领导的这些固有特征就会发挥作用,自觉不自觉地因循旧有的制度运行。假如某个档案馆的领导强调档案馆的保管职能,那么强化社会化工作就很容易让他们误认为“不务正业”。其次,公众的行为倾向和个人偏好也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公众亲近图书馆、博物馆疏远档案馆的行为倾向和选择是长期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惰性。公众一般认为档案馆同人们的工作、生活很远,对于公民来说,档案馆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事物,离开档案馆,人们的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档案与档案馆在他们心中的这种固有印象不是短期宣传就可以立竿见影的。
  
  3.档案馆如何走出路径依赖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一种制度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想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而既有路径的扭转,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或外生变量的推动才能得以成功。因此,档案馆要实现普遍的社会化转型,除了自身的内动力之外,还需要外在力量的支持。
  首先,要借助的外生变量是国家和政府。我国是一个具有明显“强国家、弱社会”结构特征的国家,“强国家”体制可以在扭转路径依赖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国家和政府应该充分运用行政资源这一支“看得见的手”,借助国家的力量,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档案馆社会化,引导领导者和公众接受新的文化观念和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推动档案馆社会化的发展,引导档案馆运行模式的变迁。事实上,我国电子政务的飞速发展与现行文件的开放说明了国家非常重视政府信息的开放度和透明度,这为档案馆的社会化运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我们可以利用同类组织的外部效应,组织的制度趋同理论告诉我们,组织间相互模仿或互相示范时,在面临不确定问题并为该问题寻求答案时,一个组织往往采取其他组织在面对类似的不确定性时所采取的成功的解决方式。我们可以将那些得到社会和公众认可和称颂的档案馆作为品牌予以推广,那么,这些品牌自然会起到示范作用,其他档案馆也会争相模仿,从而超越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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