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制度，都是一个收入分配制度。任何一个体制改革，归根到底都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其实也就是一个由政府主导收入分配到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变革过程。
　　我们当前仍处在这一变革之中，市场在收入分配上已经开始作为，但政府在资源分配中仍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两者互不相让使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存在着诸多令人不满意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已经影响到我们怎么评价改革开放的成就，很多人还因此质疑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了，甚至市场化改革还要不要坚持，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都开始受到挑战。
　　每个人都有质疑的权利，而经济学家则有研究的使命。透过最近的研究数据，我发现了五个容易令人困惑的假象：
　　第一：收入差距扩大是GDP增长的代价，这是最流行的。但有充足的数据表明，中国人不管是收入最高阶层，还是最低阶层，1995-1999年的收入流动性都高于美国，机会均等都大大提高。
　　中国本土的数字同样证明这一点。按照2002年的数据，浙江、福建、广东等人均GDP越高的地方，代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反而越小。按照GDP增长率来看，结论也一样。这充分说明GDP增长不仅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病因”，反而是一剂解药。
　　第二：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公平。我们通常认为，国有企业的内部工资差距较小，而完全市场化的私有企业收入差距较大，但数据表明，平均而言，我们国有企业比例越高的地区，其收入差距越大，而不是越小。
　　第三：政府的力量越大，收入差距越小。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政府转移支付能够减少贫富差距，但跨地区的数据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
　　第四：资本所得越多，收入差距越大。改革前，劳动是收入的唯一来源，改革后，收入来源多元化，尤其是资本所得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也通常被认为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助推器。但统计数字显示，资本所得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收入越高，增长速度也越快，收入差距反倒越小。
　　最后，市场化程度越高，收入差距越大。按照这个推理，市场化程度极低，政府占主导的地方收入差距应该越小，但事实让我们得出的也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樊纲的研究和2001的数据均表明，市场化指数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小。
　　怎么解决这些困惑？James Mirrlees教授曾提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因为政府不可能了解每个人的能力，因此不可能做出真正公平的分配，很多看似平等的分配其实是不公平的，因此政府必须减轻自己在分配中的角色，让信息通过租金的方式解决与效率间的矛盾。
　　当前，我们的政府仍在主导资源配置，而同时又让市场决定收入，这就使大量的资源收入以腐败的形式进入个人腰包，最终收入分配不仅损害效率，也损害公平。
　　另一个严重影响收入分配的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高，收入分配的差距就会越大。早期企业家理论就已经指出，利润与不确定性密切相关，因为利润本身不是要素的价格，而是高于要素价格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不确定性造成的。那么，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越大。但事实是，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小。
　　不确定性越高，利润越高，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就越大。原因很简单，不确定性越高，做企业的人就必须能力和胆识非常高，甚至需要绝顶聪明才行，而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必然需要利润补偿。
　　这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继续推进市场化，特别是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建立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政府和老百姓都按同样的规则办事。
　　在这方面，我觉得司法独立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性，要建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
　　最后补充一点，教育也是导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每个人的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正相关，要想缩小收入差距，政府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支持力度。但支持不是简单的给钱，而是引入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