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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仙洲为我国著名机械学家、机械工程教育家，早年抱定“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理念，然而随着理想的受挫其政治态度一度消沉。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暂的疑虑、思考与比较，刘仙洲最终于1955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建国后最早入党的知名老教授，在当时学术界、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刘仙洲于建国前后政治态度的变化颇具代表性，反映了部分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历程。本文对以刘仙洲为典型案例的部分知识分子政治态度变迁轨迹的探讨，有助于重新审视新政权与知识分子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刘仙洲 知识分子 政治态度
作者简介：郑凯亮，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415
目前学界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多集中于对该运动的全景式描述、改造政策的梳理及总体评价，而对特定知识分子群体于建国前后政治态度变化历程的研究却鲜有涉及。实际上，关于亲身经历大陆新生政权创立的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变迁存在不同轨迹，拙文无意一一剖析，仅将以刘仙洲为典型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于建国前后失望、疑虑与最后选择入党的独特轨迹视作一种具典型性的政治归宿问题模式之一进行考察。刘仙洲是我国著名机械学家、机械工程教育家，建国后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1955年其以65岁高龄加入中共，为解放后最早入党的知名老教授，曾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本文即以刘仙洲1949年前后政治態度的变化为线索，对以其为典型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变化轨迹作一初步探究，试图以此窥见知识分子群体与国家互动关系的一个侧面。
一、建国前刘仙洲的政治态度
刘仙洲原名鹤，又名振华，字仙舟，1890年出生于河北省完县唐兴店村一户劳动农民家庭，早年在保定崇实中学、育德中学读书时，受当地进步革命思想的影响，曾于1908年加入同盟会并曾多次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后于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后曾在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担任机械学专任教员。1924年，刘仙洲怀着“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的愿望应聘任北洋大学校长，到任伊始即拟定《北洋大学附设工读协作机械工学门意见书》并对该校师资状况、系科设置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其一些改革设想终因政府刁难、经费困难等因素制约而无从实现，故于1928年愤而辞去北洋大学校长职位，应聘到东北大学任教。此时的刘仙洲，因对国民政府官僚派系斗争不满，已有意远离政治，从其对东北大学聘任其为机械系主任的任命始终未予接受便可窥见一斑。
1928年到建国前的20年里，刘仙洲在政治态度上处于失望状态，决心不问政治，甚至不愿担任行政工作，而以埋头业务、著书教书度日。1936年出版的《清华副刊》曾提到其这种生活状态：“他虽说是当过四年的北洋大学校长，在唐山交通大学，也当过总务主任，但是他常对人说，他的性情，是最喜欢读书的，是不喜欢办事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曾试图召一些名教授入党，因刘仙洲早年曾为同盟会员，故当局以同盟会员转为国民党员为理所当然，不经其同意从其工资中直接扣除党费，遭刘氏强烈抗议，并以“我当年加入同盟会正是反对你们现在这种作风”进行反驳。抗战胜利后，刘仙洲因对当局不满，一度心灰意懒，1947年，从美国进修归来的刘仙洲路经南京，国民党政府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设宴邀请，欲以其出任北洋大學校长，刘氏闻讯后当晚即不辞而别，后教育部公布其为北洋大学校长，甚至有报纸刊登了原北洋大学校长茅以升辞职、空缺由其接充的快讯，其亦坚辞不就，当时的《大公报》、《世界日报》纷纷猜测其坚辞不就的原因，无奈之余，刘氏以“身体健康不佳，头疼头晕等症复发，恐有脑溢血之危险”搪塞，始终未赴任。其甚至曾十分感叹地对朋友说：“我剩下的一段时间，顶多在教十年书，再写五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
大体来说，建国前刘仙洲的政治态度经历了一个趋向消沉的过程，这与其“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理想的受挫密切相关。可以说，其建国前经历颇能代表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心路历程。如原重工业部化学工业设计院设计总负责人卢焕章便与刘仙洲有着相似的政治历程，其早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抵御外诲，使我国摆脱贫弱，曾抱定“工业救国”信念，后在国民政府的工业机构工作，但在化工厂建设计划上的屡屡夭折使其感到苦闷，据其自述：“抗战即已胜利，谁来当这个政府的领导只是中国政治家的事，与我是无关的，而我也不可能过问其事的。”与刘仙洲一样，民国初年曾任众议院议员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建国前亦曾长期不问政治，认为业务和政治可以分开。
二、建国后刘仙洲政治态度的转变及影响
建国初期，出于种种考虑，的确有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共及新生政权抱着观望、等待乃至疑虑的态度，刘仙洲亦不例外。因对新中国不了解，两次拒绝了当时科技界推选其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盛情。后新政府欲请其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亦被其婉言谢绝。
刘仙洲对中国共产党及新政权态度的真正转变始于1950年，而这主要源于其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诉求及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改革的顺利推进，使其对中共的态度不断趋于认同。1950年其参加了农业部召开的推广十万台水车以解决华北抗旱急需的会议。实际上，刘仙洲早于1920年即出于“工业救国”的理想千方百计推广过200台，而此次推广工作使其倍感振奋，初步认识到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50年初首次参加河北省政府有关防汛救灾、兴修水利等工作的实践使其对中共的态度趋于认同。关于以上经历，其后曾自述：“中国国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有本质的不同，它是言行一致的，它的一切计划和措施都是为人民的。由于这些事实，我对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很高的信仰。”1952年，刘仙洲慨然接受教育部以其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任命，期间与时任清华校长蒋南翔紧密合作。刘氏后又担任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常委、委员等职，由“不问政治”转变为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有学者指出，建国初期那些有犹豫心态的知识分子因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和政绩而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表示皈依新政权，成为高校知识分子主动改造思想的基础。而刘仙洲便属于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甚至在政治归宿问题上走的更远。 其次，刘仙洲对中共态度的转变亦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关。实际上，像刘仙洲这样于建国后入党的知识分子，曾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重新认识、接受一套新的思想体系的难题，然而信仰的转变并非易事。在《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刘氏曾对此有一段回忆。关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字眼，起初刘仙洲只赞成人民民主，而对“专政”充满不洁与疑虑。应指出的是，像刘仙洲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一般均曾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对“民主”的印象深刻。刘氏本人即提到蔡元培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主义的经历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后经对“民主自由”的问题加以认真比较与思索，加之对建国初期政治生活的亲身经历与感悟，刘仙洲对“民主专政”有了新的体认，思想状况发生了变化。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接受亦经历了长时间的过程，1955年加入中共的他抗日战争时期便与地下党共同进行革命活动，其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我虽然知道些社会科学的名词，但并不曾好好学习过马克思李宁主义理论……”原因是“自己也没有下决心去钻研”，直到建国后至入党的6年多政治实践中才逐步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话语。
刘仙洲首次表露出入党的意愿是在1953年3月5日，即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之日。对此，陈舜瑶曾有回忆：此日正值清华大学召开教学研讨会，忽闻斯大林逝世噩耗，刘老心情悲痛，归家路上激动地对其吐露出入党的心声，此后加强了对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1955年11月，清华大学召开讨论其入党的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其入党申请。由于其同时代知名学者中最早申请入党的特殊身份，使得校内外许多学者列席了支部大会。刘仙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位入党的老教授，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高级知识分子中最早参加共产党人之一。当时《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均发表了其入党的消息，刘氏本人于《人民日报》发表《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文，在清华大学乃至全国教育界、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首先，刘仙洲通过入党彻底抛弃了“超政治”、“政治和业务可以分开”的思想，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如对其他党员，即便是自己的学生“都谦虚诚恳，总觉得别人入党早，‘闻道在先’，处事能很好配合……”，对工作总是努力完成。实际上，与刘仙洲有著相似经历的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一般在入党之后怀有强烈的“落后”心态，可以说，这种心态普遍存在于当时经历思想改造特别是入党知识分子群体中。
此外，刘仙洲的入党举动深刻影响了清华知识分子的政治抉择，紧随其后，清华有一批教授、副教授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55年刘仙洲入党到1962年的7年间，清华老教师队伍在政治面貌上发生很大变化，期间先后加入中共的教授、副教授有张子高、梁思成、张维、张光斗、李酉山、张任、史国衡、李辑祥、吴良镛等三十余人，此外一批老讲师亦入了党。这其中许多人曾直言刘仙洲对其入党的启发与帮助，如李辑祥即视刘仙洲为政治上、业务上的学习榜样。
最后，刘仙洲入党的影响亦扩展至清华以外。为扩大影响，中央组织部曾邀请刘仙洲到各地介绍其思想转变历程。如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入党时便提到刘仙洲入党及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讲话对其产生的鼓舞。据其回忆，当得知刘仙洲入党的消息时，感到“非常兴奋”，认为“共产党是不拒绝任何人的……不论是年老年轻，都有可能加入党的组织……”原天津大学副校长、教授赵金生亦受其影响，再次向所在单位申请入党，然而直到1978年才实现。
三、结语
1949年前后我国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整体情况十分复杂，仅就亲身经历新生政权创立及1951年前后大陆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其具体政治态度亦不一致。拙文仅就以刘仙洲为典型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在建国前后的政治态度变化历程作了初步探讨。刘仙洲作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且为建国后最早入党的知名老教授，一般对该群体内其它人的政治抉择或多或少产生了示范作用。关于这一群体的整体情况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这类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在建国前多抱有“教育救國”、“工业救国”等理念，然而面对理想的受挫、政治的腐败，长时期内对当局乃至政治活动态度冷谈。除刘仙洲外，诸如陈垣、卢焕章、欧阳予倩等高级知识分子均有相似经历。二是这类知识分子在建国后有着主动接近、认同新政权的积极心态，除客观条件的促使外，亦通过比较、学习逐步接近并最终加入了中共。有学者将当时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转变立场的公开表态归结为一种“政治立场、思想改造和个人学术观点相关联的思潮”的表现，并将其视为一种“政治投机风气”，甚至以“封建社会揣摩帝王心术”相比附。须知出的是，在当时特定政治条件下，部分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存在从众心理及投机色彩，但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建国初期高校知识分子的主流政治态度是积极认同新政权，具体到拙文所言及的这类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三是建国后经过政治态度的转化，这一群体彻底放弃了政治上长期的消极态度，担负起必要的行政工作并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积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刘仙洲纪念文集》编辑小组.刘仙洲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2]教授生涯：刘仙洲.清华副刊.1936 （44）.
[3]教育与文化：刘仙洲继任北洋大学校长.教育通讯（汉口）.1947 （4）.
[4]卢焕章.从我的思想转变过程来体会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重工业通讯.1956 （3）.
[5]陈垣.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新知识出版社编辑.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
[6]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7]刘仙洲.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知识出版社编辑.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
[8]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几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入党感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9]陈垣.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新知识出版社编辑.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
[10]邢兆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学海.2003（4）.
关键词 刘仙洲 知识分子 政治态度
作者简介：郑凯亮，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415
目前学界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多集中于对该运动的全景式描述、改造政策的梳理及总体评价，而对特定知识分子群体于建国前后政治态度变化历程的研究却鲜有涉及。实际上，关于亲身经历大陆新生政权创立的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变迁存在不同轨迹，拙文无意一一剖析，仅将以刘仙洲为典型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于建国前后失望、疑虑与最后选择入党的独特轨迹视作一种具典型性的政治归宿问题模式之一进行考察。刘仙洲是我国著名机械学家、机械工程教育家，建国后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1955年其以65岁高龄加入中共，为解放后最早入党的知名老教授，曾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本文即以刘仙洲1949年前后政治態度的变化为线索，对以其为典型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变化轨迹作一初步探究，试图以此窥见知识分子群体与国家互动关系的一个侧面。
一、建国前刘仙洲的政治态度
刘仙洲原名鹤，又名振华，字仙舟，1890年出生于河北省完县唐兴店村一户劳动农民家庭，早年在保定崇实中学、育德中学读书时，受当地进步革命思想的影响，曾于1908年加入同盟会并曾多次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后于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后曾在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担任机械学专任教员。1924年，刘仙洲怀着“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的愿望应聘任北洋大学校长，到任伊始即拟定《北洋大学附设工读协作机械工学门意见书》并对该校师资状况、系科设置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其一些改革设想终因政府刁难、经费困难等因素制约而无从实现，故于1928年愤而辞去北洋大学校长职位，应聘到东北大学任教。此时的刘仙洲，因对国民政府官僚派系斗争不满，已有意远离政治，从其对东北大学聘任其为机械系主任的任命始终未予接受便可窥见一斑。
1928年到建国前的20年里，刘仙洲在政治态度上处于失望状态，决心不问政治，甚至不愿担任行政工作，而以埋头业务、著书教书度日。1936年出版的《清华副刊》曾提到其这种生活状态：“他虽说是当过四年的北洋大学校长，在唐山交通大学，也当过总务主任，但是他常对人说，他的性情，是最喜欢读书的，是不喜欢办事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曾试图召一些名教授入党，因刘仙洲早年曾为同盟会员，故当局以同盟会员转为国民党员为理所当然，不经其同意从其工资中直接扣除党费，遭刘氏强烈抗议，并以“我当年加入同盟会正是反对你们现在这种作风”进行反驳。抗战胜利后，刘仙洲因对当局不满，一度心灰意懒，1947年，从美国进修归来的刘仙洲路经南京，国民党政府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设宴邀请，欲以其出任北洋大學校长，刘氏闻讯后当晚即不辞而别，后教育部公布其为北洋大学校长，甚至有报纸刊登了原北洋大学校长茅以升辞职、空缺由其接充的快讯，其亦坚辞不就，当时的《大公报》、《世界日报》纷纷猜测其坚辞不就的原因，无奈之余，刘氏以“身体健康不佳，头疼头晕等症复发，恐有脑溢血之危险”搪塞，始终未赴任。其甚至曾十分感叹地对朋友说：“我剩下的一段时间，顶多在教十年书，再写五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
大体来说，建国前刘仙洲的政治态度经历了一个趋向消沉的过程，这与其“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理想的受挫密切相关。可以说，其建国前经历颇能代表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心路历程。如原重工业部化学工业设计院设计总负责人卢焕章便与刘仙洲有着相似的政治历程，其早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抵御外诲，使我国摆脱贫弱，曾抱定“工业救国”信念，后在国民政府的工业机构工作，但在化工厂建设计划上的屡屡夭折使其感到苦闷，据其自述：“抗战即已胜利，谁来当这个政府的领导只是中国政治家的事，与我是无关的，而我也不可能过问其事的。”与刘仙洲一样，民国初年曾任众议院议员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建国前亦曾长期不问政治，认为业务和政治可以分开。
二、建国后刘仙洲政治态度的转变及影响
建国初期，出于种种考虑，的确有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共及新生政权抱着观望、等待乃至疑虑的态度，刘仙洲亦不例外。因对新中国不了解，两次拒绝了当时科技界推选其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盛情。后新政府欲请其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亦被其婉言谢绝。
刘仙洲对中国共产党及新政权态度的真正转变始于1950年，而这主要源于其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诉求及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改革的顺利推进，使其对中共的态度不断趋于认同。1950年其参加了农业部召开的推广十万台水车以解决华北抗旱急需的会议。实际上，刘仙洲早于1920年即出于“工业救国”的理想千方百计推广过200台，而此次推广工作使其倍感振奋，初步认识到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50年初首次参加河北省政府有关防汛救灾、兴修水利等工作的实践使其对中共的态度趋于认同。关于以上经历，其后曾自述：“中国国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有本质的不同，它是言行一致的，它的一切计划和措施都是为人民的。由于这些事实，我对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很高的信仰。”1952年，刘仙洲慨然接受教育部以其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任命，期间与时任清华校长蒋南翔紧密合作。刘氏后又担任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常委、委员等职，由“不问政治”转变为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有学者指出，建国初期那些有犹豫心态的知识分子因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和政绩而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表示皈依新政权，成为高校知识分子主动改造思想的基础。而刘仙洲便属于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甚至在政治归宿问题上走的更远。 其次，刘仙洲对中共态度的转变亦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关。实际上，像刘仙洲这样于建国后入党的知识分子，曾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重新认识、接受一套新的思想体系的难题，然而信仰的转变并非易事。在《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刘氏曾对此有一段回忆。关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字眼，起初刘仙洲只赞成人民民主，而对“专政”充满不洁与疑虑。应指出的是，像刘仙洲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一般均曾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对“民主”的印象深刻。刘氏本人即提到蔡元培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主义的经历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后经对“民主自由”的问题加以认真比较与思索，加之对建国初期政治生活的亲身经历与感悟，刘仙洲对“民主专政”有了新的体认，思想状况发生了变化。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接受亦经历了长时间的过程，1955年加入中共的他抗日战争时期便与地下党共同进行革命活动，其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我虽然知道些社会科学的名词，但并不曾好好学习过马克思李宁主义理论……”原因是“自己也没有下决心去钻研”，直到建国后至入党的6年多政治实践中才逐步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话语。
刘仙洲首次表露出入党的意愿是在1953年3月5日，即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之日。对此，陈舜瑶曾有回忆：此日正值清华大学召开教学研讨会，忽闻斯大林逝世噩耗，刘老心情悲痛，归家路上激动地对其吐露出入党的心声，此后加强了对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1955年11月，清华大学召开讨论其入党的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其入党申请。由于其同时代知名学者中最早申请入党的特殊身份，使得校内外许多学者列席了支部大会。刘仙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位入党的老教授，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高级知识分子中最早参加共产党人之一。当时《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均发表了其入党的消息，刘氏本人于《人民日报》发表《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文，在清华大学乃至全国教育界、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首先，刘仙洲通过入党彻底抛弃了“超政治”、“政治和业务可以分开”的思想，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如对其他党员，即便是自己的学生“都谦虚诚恳，总觉得别人入党早，‘闻道在先’，处事能很好配合……”，对工作总是努力完成。实际上，与刘仙洲有著相似经历的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一般在入党之后怀有强烈的“落后”心态，可以说，这种心态普遍存在于当时经历思想改造特别是入党知识分子群体中。
此外，刘仙洲的入党举动深刻影响了清华知识分子的政治抉择，紧随其后，清华有一批教授、副教授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55年刘仙洲入党到1962年的7年间，清华老教师队伍在政治面貌上发生很大变化，期间先后加入中共的教授、副教授有张子高、梁思成、张维、张光斗、李酉山、张任、史国衡、李辑祥、吴良镛等三十余人，此外一批老讲师亦入了党。这其中许多人曾直言刘仙洲对其入党的启发与帮助，如李辑祥即视刘仙洲为政治上、业务上的学习榜样。
最后，刘仙洲入党的影响亦扩展至清华以外。为扩大影响，中央组织部曾邀请刘仙洲到各地介绍其思想转变历程。如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入党时便提到刘仙洲入党及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讲话对其产生的鼓舞。据其回忆，当得知刘仙洲入党的消息时，感到“非常兴奋”，认为“共产党是不拒绝任何人的……不论是年老年轻，都有可能加入党的组织……”原天津大学副校长、教授赵金生亦受其影响，再次向所在单位申请入党，然而直到1978年才实现。
三、结语
1949年前后我国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整体情况十分复杂，仅就亲身经历新生政权创立及1951年前后大陆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其具体政治态度亦不一致。拙文仅就以刘仙洲为典型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在建国前后的政治态度变化历程作了初步探讨。刘仙洲作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且为建国后最早入党的知名老教授，一般对该群体内其它人的政治抉择或多或少产生了示范作用。关于这一群体的整体情况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这类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在建国前多抱有“教育救國”、“工业救国”等理念，然而面对理想的受挫、政治的腐败，长时期内对当局乃至政治活动态度冷谈。除刘仙洲外，诸如陈垣、卢焕章、欧阳予倩等高级知识分子均有相似经历。二是这类知识分子在建国后有着主动接近、认同新政权的积极心态，除客观条件的促使外，亦通过比较、学习逐步接近并最终加入了中共。有学者将当时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转变立场的公开表态归结为一种“政治立场、思想改造和个人学术观点相关联的思潮”的表现，并将其视为一种“政治投机风气”，甚至以“封建社会揣摩帝王心术”相比附。须知出的是，在当时特定政治条件下，部分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存在从众心理及投机色彩，但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建国初期高校知识分子的主流政治态度是积极认同新政权，具体到拙文所言及的这类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三是建国后经过政治态度的转化，这一群体彻底放弃了政治上长期的消极态度，担负起必要的行政工作并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积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刘仙洲纪念文集》编辑小组.刘仙洲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2]教授生涯：刘仙洲.清华副刊.1936 （44）.
[3]教育与文化：刘仙洲继任北洋大学校长.教育通讯（汉口）.1947 （4）.
[4]卢焕章.从我的思想转变过程来体会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重工业通讯.1956 （3）.
[5]陈垣.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新知识出版社编辑.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
[6]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7]刘仙洲.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知识出版社编辑.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
[8]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几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入党感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9]陈垣.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新知识出版社编辑.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
[10]邢兆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学海.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