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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崔健的《一无所有》呐喊出了时代的焦灼与困惑，作为当代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被纳入当代文化研究视野的歌者，崔健被贴上了“叛逆”与“愤怒”的标签。随着时代的迁移，崔健也在不断的改变、尝试与创新。
[关键词]崔健 歌词创作 时代语境 转型
1986年，当崔健着一件残旧的军大褂，背着一把吉他，两裤管一脚高一脚低地跑到为纪念“国际和平年”搭建的简陋舞台上，用沙哑的声音吼出《一无所有》时，他没有想到，台下的观众震撼了，疯狂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他作为中国摇滚乐第一人被载入中国音乐史的同时，也被当代文学家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视野，编写入了谢冕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与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
一、一九八六与《一无所有》
正如崔健所说：“艺术永远不可能与平行于自己的时代相脱离。”《一无所有》的一炮打响与八十年代的时代语境是分不开的。
在历经惨痛的十年文革之后，80年代中国正式步入了正常的生产以及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建设之中，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与政治虚幻理想的驱魅，人们一下子意识到了自身的艰难处境以及与西方存在的巨大差距。痛定思痛之后，国人一方面对十七年以来国家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与否定，另一方面，在审视自身的同时，又将西方文化纳入学习与模仿的范畴。于是新一轮的文化概念、科学技术的引进开始运行，激进主义的情绪开始浅滋暗长，种种社会问题淤积起来亟待解决。1986年，邓小平把改革的目标从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进到了政治体制，文化热也在这一年掀起了高潮，以致被学术界命名为“文化年”。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人们发现理想坍塌后。自己除了被刺激和唤醒了渴望、焦灼、喷怒、无奈等等情绪后，却原来一无所有。
这种物质与精神上的赤贫感与彷徨、苦闷、失落的时代情绪弥漫在一代人之中，在巨大的心理压抑下，人们急需找到一种合理合法的宣泄渠道。于是，当崔健带着他那苍凉激越的《一无所有》以摇滚乐放浪不羁的演出形象，声嘶力竭的演唱风格，震撼人心的旋律与节奏，呐喊出那压抑已久撕裂一代人心中的痛感时，一代人震撼了。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曾经的执着成为了历史无情的嘲弄，十年一梦觉醒后遭遇的却是前路的迷茫。集体主义的理想破灭之后带来的是集体的精神失落。不可否认《一无所有》所借助的摇滚形式，给当时听惯了革命歌曲、主旋律音乐和传统民歌的中国听众带来了视听感官上无与伦比的冲击和震撼效果。但崔健词作把握上恰合时代情绪这一因素，却是摇滚乐从此在中国得以迅猛传播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崔健也坦然承认：“我觉得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应该是统一的，这就是表现社会问题。其实我当时的《一无所有》就像化学反应，因为社会有接受这种反应的基础，人们常年生活压抑，没有发泄通道的情绪会通过这样一首突然的歌得到释放，产生了反应效果。”
《一无所有》奠定了崔健摇滚的言说风格，圈定了崔健摇滚乐传播的受众基础，也使很多评论据此为崔健贴上“愤怒”与“叛逆”的标签。确实，在崔健的很多歌曲中，如《一块红布》《红旗下的蛋》等都有叛逆的因子，但崔健无疑不可能叛逆到底。
二、政治文化反思与现实关怀
从1987年到2005年，崔健一共发行了五张专辑，分别是1987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91年《解决》、1994年《红旗下的蛋》、1998年《无能的力量》、2005年《给你一点颜色》。在接近漫长的二十年间，崔健的变化是明显的。在前四张专辑中，作品充斥着大量的政治符号，如红旗、红色、运动、长征，革命等。由于这些政治符号一以贯之与频繁的使用，崔健建立起了一种个人独特、风格化的话语方式。崔健主要利用这些符号所代表的传统崇高意义加以消解与反讽，以达到其严肃的政治文化反思的效果，这种反思通过隐喻的形式表现在崔健的词作上。
在崔健的歌词创作中，充满着隐喻性的意象。这些隐喻性的意象通过指涉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使崔健的歌词具有一种毫不放松的个性立场与批判的力度。崔健善于运用隐喻对一些我们认为“严肃的”、“神圣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消解。用一种轻松的、略带调侃的语言风格把我们面对的事物进行了新的解读。如《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我们听着老一辈革命家向我们诉说“长征”的艰苦以及赞扬解放军卓绝的意志时，崔健告诉我们“汗也流泪也落心中不服气，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当我们为老革命家吃苦耐劳，为了坚定的信念不懈前进的故事感动时，崔健冷静的告诉我们：“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长征纪念碑般的尊严、英雄传奇般的神圣性及其政治上的严肃性被悄悄地消解掉了同样，在《让我睡个好觉中》崔健写到：“别说我的样子是坏还是好／别问我的年龄是大还是小／别管我为什么名叫芦沟桥／别怪我对你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作为中华民族反抗史的重要标志，卢沟桥的历史影响和历史意义是众所周知的，但卢沟桥本身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在这一文本中，作为文本主体的卢沟桥，它被人为地赋予了太多的历史、政治以及文化属性。它要回到桥的最本真的生活状态，它要“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这样，作者便把卢沟桥的历史、政治以及文化属性一一消解掉了。这种个性化的立场，到了《解决》这张专辑中，便充分敞开了个体自我的感受性，去掉了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于尝试性心态所必然存在的拘谨，淋漓尽致，纵情放歌，用生命的本真力量与欲望以直接、痛快、放肆的方式在叛逆与困惑中宣泄D《一块红布》曾经因歌词“红布”的模糊隐喻及其歌词的反讽性遭遇禁播。作为崔健文本中表述爱情感觉的“一块红布”，文化界更多用政治强大的遮蔽暗指来解释它，整首歌词直接坦露了当时的经验，它真切地再现了在红色海洋的历史氛围中人的自我意识彻底泯灭的悲剧情景。悲剧在喜气洋洋的气氛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上演，表达了历史和人之间难言的角色关系。整首歌隐喻性的道出了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即人以被动和服从的态度。以和历史婚媾的方式，成为荒唐与苦难历史的同谋。在这里，崔健以一个诗人式的严肃思考与冷静的洞察用摇滚乐放肆与震撼的形式再次张扬了批叛的张力。在歌曲《红旗下的蛋》中，崔健继续运用政治代码，通过红旗隐喻意识形态，一种权利机制，一种社会话语，蛋隐喻失去个性、失去自我意识的一代，批判了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表达了时代的更替后，一种暂时找不到方向的困惑。
毫无疑问，90年代中期后，中国商品经济 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体地位，政治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文化受到了冲击后，中国的整体语境已经开始变化，人们关注的是更实质性的物质，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因而，崔健此时仍将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当作直接攻击对象，继续沿用精英式的反思已经不合时宜。崔健困惑了。面对突变，崔健选择了改变。
三、自我形象的渐变与隐现
崔健的改变体现在他摇滚乐歌词中的自我形象的渐变与隐现。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封面中的歌者，正如“一无所有”歌者形象，他“是一个怀有内心撕裂痛感的孤独者，他除了自己的个性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凭靠的事物，他对歌中的抒情对象怀有情爱的倾向，却带给他受挫和焦灼的感受，然而他并没有怀疑自己，而是自信而决绝。”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
这里的歌者可以为了理想抛弃爱情：“要爱上我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想有人跟随”，这里的歌者始终“在路上”“走”：“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得坚定而自信“我闭上眼没有过去我睁开眼只有我自己”，这个孤独者并不是不要爱情，当爱情与理想发生冲突时，他的选择是决绝的，跟我走，或是我要远走高飞。
当物质与现实毫不留情地冲击着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时候，这个“红旗下的蛋”突然发现自己被时代抛弃了，突然意识到前面的寻找，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在人们纷纷崇尚纸醉金迷生活的时候，理想开始贬值。崔健第一次感到彻底的孤独：“人们的眼神都象是烟雾，它们四周乱转但不让人在乎／我分不清楚方向也看不清楚路，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糊涂／这周围还有一股着火的味道，在无奈和愤怒之间含糊地烧着我突然一脚踩空身体发飘／我孤独地飞了”，时代改变了，曾经迷茫需要宣泄的人们转向了物质的追求之中，崔健显然还没有对这一切做好充足的准备。
北岛说：“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言》)，在1998年专辑《无能的力量》我们见识到了从苦苦追寻的理想主义者蜕变后的崔健。他退回到了现实关怀，退回到了对表象、性、欲望的具体言说，退回到一个纯粹个人生活经验的表达。对曾经拒绝的犬儒式的生活，虽然不太情愿：“我恨我的生活除了凑合没有别的目的”但开始觉得“凑合”下去也未尝不可。《混子》，“我一事无成／但不清闲自在，我白日做的梦／是想改变这时代／我现在还无能，你还要再等待／你是否还要我／如果我失败”在这里，曾经高歌“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有这千山和万水”的自信，如今却迫切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崔健也许到此时才真正的认识到：“这世界变化真叫快”。
崔健的《无能的力量》受到了评论界的批评，而在《给你一点颜色》中，他选择将自我退隐到歌词背后的策略。在这些歌词中受众或许只能感受到一个严肃的思想者在透视着思考着他所歌的现象，或只是纯粹的叙说一个故事。如《小城故事V21》叙说一个懵懵懂懂的男孩暗恋邻家的女孩却不敢表白，只好胡思乱想，最后在胡思乱想中他顿悟了生活和爱情的真谛。情节完整，但或许留下的只是一个完整的暗恋故事《蓝色骨头》用口语化的表白叙说了一个普通人最普通的幸福定义：“事业、健康与爱情”《网络处男》和《农村包围城市》介入当代现实，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摇滚乐最直接的言说方式，将社会问题直白的呈现出来。
在崔健的《给你一点颜色》中，你听不到崔健早期那喷涌而出的感情宣泄，感受不到崔健在你面前唱着他的决绝，愤怒或者困惑与失落。你只能从那种最普通，最平常的话语中捕捉到对现实，对生活的嘲弄。当然，这张专辑的内容是丰富的，多元的。在专辑中也有对民族的关怀，如《超越那一天》但不可否认的是，崔健更多的步入了理性，步入了将自己的情感收敛起来而更愿意显示自己思考的中年时代。
四、小结
告别一九八六，并不是说崔健已经背离了他一贯所坚持的摇滚理念，事实上，崔健在他的创作中一直保持着他的精神内核和表达方式。作为一个摇滚乐者，同时作为一个严肃的思考者，崔健一直不肯向流行乐坛的浅俗与甜腻低头，但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马太效应”保持固有程式的不变而稳固地攫取财富，他选择了不断的改变、尝试与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时代的艺术必须面对现实，必须把对历史传统的全部理解融合进对人的现实生存的把握中”。这些尝试对崔健来说是一种不可预测的冒险，在特立独行中，勇敢地切进当代语境。
[关键词]崔健 歌词创作 时代语境 转型
1986年，当崔健着一件残旧的军大褂，背着一把吉他，两裤管一脚高一脚低地跑到为纪念“国际和平年”搭建的简陋舞台上，用沙哑的声音吼出《一无所有》时，他没有想到，台下的观众震撼了，疯狂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他作为中国摇滚乐第一人被载入中国音乐史的同时，也被当代文学家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视野，编写入了谢冕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与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
一、一九八六与《一无所有》
正如崔健所说：“艺术永远不可能与平行于自己的时代相脱离。”《一无所有》的一炮打响与八十年代的时代语境是分不开的。
在历经惨痛的十年文革之后，80年代中国正式步入了正常的生产以及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建设之中，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与政治虚幻理想的驱魅，人们一下子意识到了自身的艰难处境以及与西方存在的巨大差距。痛定思痛之后，国人一方面对十七年以来国家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与否定，另一方面，在审视自身的同时，又将西方文化纳入学习与模仿的范畴。于是新一轮的文化概念、科学技术的引进开始运行，激进主义的情绪开始浅滋暗长，种种社会问题淤积起来亟待解决。1986年，邓小平把改革的目标从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进到了政治体制，文化热也在这一年掀起了高潮，以致被学术界命名为“文化年”。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人们发现理想坍塌后。自己除了被刺激和唤醒了渴望、焦灼、喷怒、无奈等等情绪后，却原来一无所有。
这种物质与精神上的赤贫感与彷徨、苦闷、失落的时代情绪弥漫在一代人之中，在巨大的心理压抑下，人们急需找到一种合理合法的宣泄渠道。于是，当崔健带着他那苍凉激越的《一无所有》以摇滚乐放浪不羁的演出形象，声嘶力竭的演唱风格，震撼人心的旋律与节奏，呐喊出那压抑已久撕裂一代人心中的痛感时，一代人震撼了。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曾经的执着成为了历史无情的嘲弄，十年一梦觉醒后遭遇的却是前路的迷茫。集体主义的理想破灭之后带来的是集体的精神失落。不可否认《一无所有》所借助的摇滚形式，给当时听惯了革命歌曲、主旋律音乐和传统民歌的中国听众带来了视听感官上无与伦比的冲击和震撼效果。但崔健词作把握上恰合时代情绪这一因素，却是摇滚乐从此在中国得以迅猛传播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崔健也坦然承认：“我觉得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应该是统一的，这就是表现社会问题。其实我当时的《一无所有》就像化学反应，因为社会有接受这种反应的基础，人们常年生活压抑，没有发泄通道的情绪会通过这样一首突然的歌得到释放，产生了反应效果。”
《一无所有》奠定了崔健摇滚的言说风格，圈定了崔健摇滚乐传播的受众基础，也使很多评论据此为崔健贴上“愤怒”与“叛逆”的标签。确实，在崔健的很多歌曲中，如《一块红布》《红旗下的蛋》等都有叛逆的因子，但崔健无疑不可能叛逆到底。
二、政治文化反思与现实关怀
从1987年到2005年，崔健一共发行了五张专辑，分别是1987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91年《解决》、1994年《红旗下的蛋》、1998年《无能的力量》、2005年《给你一点颜色》。在接近漫长的二十年间，崔健的变化是明显的。在前四张专辑中，作品充斥着大量的政治符号，如红旗、红色、运动、长征，革命等。由于这些政治符号一以贯之与频繁的使用，崔健建立起了一种个人独特、风格化的话语方式。崔健主要利用这些符号所代表的传统崇高意义加以消解与反讽，以达到其严肃的政治文化反思的效果，这种反思通过隐喻的形式表现在崔健的词作上。
在崔健的歌词创作中，充满着隐喻性的意象。这些隐喻性的意象通过指涉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使崔健的歌词具有一种毫不放松的个性立场与批判的力度。崔健善于运用隐喻对一些我们认为“严肃的”、“神圣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消解。用一种轻松的、略带调侃的语言风格把我们面对的事物进行了新的解读。如《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我们听着老一辈革命家向我们诉说“长征”的艰苦以及赞扬解放军卓绝的意志时，崔健告诉我们“汗也流泪也落心中不服气，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当我们为老革命家吃苦耐劳，为了坚定的信念不懈前进的故事感动时，崔健冷静的告诉我们：“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长征纪念碑般的尊严、英雄传奇般的神圣性及其政治上的严肃性被悄悄地消解掉了同样，在《让我睡个好觉中》崔健写到：“别说我的样子是坏还是好／别问我的年龄是大还是小／别管我为什么名叫芦沟桥／别怪我对你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作为中华民族反抗史的重要标志，卢沟桥的历史影响和历史意义是众所周知的，但卢沟桥本身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在这一文本中，作为文本主体的卢沟桥，它被人为地赋予了太多的历史、政治以及文化属性。它要回到桥的最本真的生活状态，它要“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这样，作者便把卢沟桥的历史、政治以及文化属性一一消解掉了。这种个性化的立场，到了《解决》这张专辑中，便充分敞开了个体自我的感受性，去掉了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于尝试性心态所必然存在的拘谨，淋漓尽致，纵情放歌，用生命的本真力量与欲望以直接、痛快、放肆的方式在叛逆与困惑中宣泄D《一块红布》曾经因歌词“红布”的模糊隐喻及其歌词的反讽性遭遇禁播。作为崔健文本中表述爱情感觉的“一块红布”，文化界更多用政治强大的遮蔽暗指来解释它，整首歌词直接坦露了当时的经验，它真切地再现了在红色海洋的历史氛围中人的自我意识彻底泯灭的悲剧情景。悲剧在喜气洋洋的气氛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上演，表达了历史和人之间难言的角色关系。整首歌隐喻性的道出了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即人以被动和服从的态度。以和历史婚媾的方式，成为荒唐与苦难历史的同谋。在这里，崔健以一个诗人式的严肃思考与冷静的洞察用摇滚乐放肆与震撼的形式再次张扬了批叛的张力。在歌曲《红旗下的蛋》中，崔健继续运用政治代码，通过红旗隐喻意识形态，一种权利机制，一种社会话语，蛋隐喻失去个性、失去自我意识的一代，批判了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表达了时代的更替后，一种暂时找不到方向的困惑。
毫无疑问，90年代中期后，中国商品经济 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体地位，政治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文化受到了冲击后，中国的整体语境已经开始变化，人们关注的是更实质性的物质，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因而，崔健此时仍将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当作直接攻击对象，继续沿用精英式的反思已经不合时宜。崔健困惑了。面对突变，崔健选择了改变。
三、自我形象的渐变与隐现
崔健的改变体现在他摇滚乐歌词中的自我形象的渐变与隐现。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封面中的歌者，正如“一无所有”歌者形象，他“是一个怀有内心撕裂痛感的孤独者，他除了自己的个性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凭靠的事物，他对歌中的抒情对象怀有情爱的倾向，却带给他受挫和焦灼的感受，然而他并没有怀疑自己，而是自信而决绝。”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
这里的歌者可以为了理想抛弃爱情：“要爱上我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想有人跟随”，这里的歌者始终“在路上”“走”：“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得坚定而自信“我闭上眼没有过去我睁开眼只有我自己”，这个孤独者并不是不要爱情，当爱情与理想发生冲突时，他的选择是决绝的，跟我走，或是我要远走高飞。
当物质与现实毫不留情地冲击着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时候，这个“红旗下的蛋”突然发现自己被时代抛弃了，突然意识到前面的寻找，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在人们纷纷崇尚纸醉金迷生活的时候，理想开始贬值。崔健第一次感到彻底的孤独：“人们的眼神都象是烟雾，它们四周乱转但不让人在乎／我分不清楚方向也看不清楚路，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糊涂／这周围还有一股着火的味道，在无奈和愤怒之间含糊地烧着我突然一脚踩空身体发飘／我孤独地飞了”，时代改变了，曾经迷茫需要宣泄的人们转向了物质的追求之中，崔健显然还没有对这一切做好充足的准备。
北岛说：“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言》)，在1998年专辑《无能的力量》我们见识到了从苦苦追寻的理想主义者蜕变后的崔健。他退回到了现实关怀，退回到了对表象、性、欲望的具体言说，退回到一个纯粹个人生活经验的表达。对曾经拒绝的犬儒式的生活，虽然不太情愿：“我恨我的生活除了凑合没有别的目的”但开始觉得“凑合”下去也未尝不可。《混子》，“我一事无成／但不清闲自在，我白日做的梦／是想改变这时代／我现在还无能，你还要再等待／你是否还要我／如果我失败”在这里，曾经高歌“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有这千山和万水”的自信，如今却迫切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崔健也许到此时才真正的认识到：“这世界变化真叫快”。
崔健的《无能的力量》受到了评论界的批评，而在《给你一点颜色》中，他选择将自我退隐到歌词背后的策略。在这些歌词中受众或许只能感受到一个严肃的思想者在透视着思考着他所歌的现象，或只是纯粹的叙说一个故事。如《小城故事V21》叙说一个懵懵懂懂的男孩暗恋邻家的女孩却不敢表白，只好胡思乱想，最后在胡思乱想中他顿悟了生活和爱情的真谛。情节完整，但或许留下的只是一个完整的暗恋故事《蓝色骨头》用口语化的表白叙说了一个普通人最普通的幸福定义：“事业、健康与爱情”《网络处男》和《农村包围城市》介入当代现实，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摇滚乐最直接的言说方式，将社会问题直白的呈现出来。
在崔健的《给你一点颜色》中，你听不到崔健早期那喷涌而出的感情宣泄，感受不到崔健在你面前唱着他的决绝，愤怒或者困惑与失落。你只能从那种最普通，最平常的话语中捕捉到对现实，对生活的嘲弄。当然，这张专辑的内容是丰富的，多元的。在专辑中也有对民族的关怀，如《超越那一天》但不可否认的是，崔健更多的步入了理性，步入了将自己的情感收敛起来而更愿意显示自己思考的中年时代。
四、小结
告别一九八六，并不是说崔健已经背离了他一贯所坚持的摇滚理念，事实上，崔健在他的创作中一直保持着他的精神内核和表达方式。作为一个摇滚乐者，同时作为一个严肃的思考者，崔健一直不肯向流行乐坛的浅俗与甜腻低头，但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马太效应”保持固有程式的不变而稳固地攫取财富，他选择了不断的改变、尝试与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时代的艺术必须面对现实，必须把对历史传统的全部理解融合进对人的现实生存的把握中”。这些尝试对崔健来说是一种不可预测的冒险，在特立独行中，勇敢地切进当代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