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是最炫的组合，他们没有响彻天籁的嗓音，他们也不懂得如何炒作，但是他们可以用最平凡的声音撕开你许久都不曾作用过的泪腺，把悲苦把乐观把最简单的幸福，像刀一样插进你心底深处最柔弱的地方。
　　初识左权盲人宣传队是在今年4月，在左权采访偶遇浙江卫视主持人亚妮在左权县里拍一部关于左权盲宣队的电影，亚妮谈起此行目的，和她放弃养尊处优的生活甘愿自己背负巨债来拍这部在如今充斥着商业化的电影市场中也许并不被看好的题材，与其说是亚妮如此义无反顾的能量吸引了我，倒不如说左权盲宣队更吸引我。那次是采访盲宣队的绝好机会，但我错过了。
　　有时候，错一次就够人后悔一辈子了。
　　抗日战争时期，左权盲宣队就在或高或低的太行山上深一脚浅一脚地为抗日队伍刺探情报，他们也和前线将士一样，在为保卫祖国抵御外辱用自己的智慧出生入死，别样报国，有的人已经年华老去，有的人已经驾鹤西去，又有新的盲人拿起唢呐，拿起铃铛，一只手搭在前面兄弟的肩上，用自己的脚丈量太行山的雄伟和浩穷。
　　时间一晃，左权盲宣队已成立70载了。亚妮说，无论他们走多少路，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只有一次。为了改变生活将无以为继的窘境，他们走了三天三夜走到省政府，只为得到一个身份的确认和一些其实很微薄的物质要求，相关人员以档案中没有记载为由拒绝了他们。他们没有静坐，没有大吵大闹，而是一个搭着另一个的肩，又走了三天三夜悄无声息地走回大山，从此，再未踏出大山半步。
　　我从未和盲宣队的队员们面对面坐下来聊过，以目下我心里的窘迫实在不敢，但我想听。亚妮曾如是描述他们：“他们的笑纯洁得如同婴儿一般，仿佛可以荡尽人间一切恩怨。”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们的笑，的确。我想盲宣队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十七大，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拜金主义仍然占上风的社会，他们的存在表明，人间还有一小片净土，可为我们层层包裹负重的心,提供一点可以畅快呼吸的天地。生活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丰富和有意义得多得多。
　　亚妮在拍电影时，没有剧本，因为她发现，再优秀的剧作家都不可能写出盲宣队员们所要演的本子，队员们下一步要走的路，要说的话，让你顿足，让你号啕大哭，让你前仰后合，让你嗟叹不已，让你后悔莫及，让你无言以对。没有人可以预料队员们要去哪儿，干什么，说什么话，所有的采声、灯光之类，剧组成员被盲宣队员们折腾得不亦乐乎，作为导演的亚妮对此当然求之不得。亚妮心有余悸的一次是，有一次拍一位队员因肛瘘要上北京看病拦车的戏，在没有任何安排的情况下，让一位队员真的站在马路上拦车，一辆大车司机在看到突然窜出来的拦路人之后，稍定了定神儿后非常恼火，破口大骂。而在此之前，亚妮和剧组所有工作人员都想了又想，要不要安排一下，万一出个岔子怎么办，但最后考虑再三，还是不作任何安排，直接上路拦车。亚妮回忆起来，仍是不能平静。不过这场戏的成功还在后面。
　　在这位队员坐上开往北京的顺风车后，亚妮对其他盲宣队员们说，他没带夜壶。话音落，其余队员皆泪下啊，有的在埋怨自己，有的在为队友担心：“没有带夜壶，北京那么大的地方他去哪找茅房啊？他要给人屎尿拉在外面，还不给人骂啊？”越说几位哭得越凶。这样的戏可是什么演员都表演不出来的。
　　后来我和亚妮渐渐没有了联系，也不知道这部以左权民歌命名的电影《桃花红杏花白》进展如何了，直到在电视荧幕上看到他们。我知道，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名人，日程安排得很满了，而且他们已经走出大山，走进外面精彩的世界很多次了，这样也好，有助于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让他们的物质生活不要受制，但是请不要以此为名害了他们，不要让他们在辗转中迷失自己。多些关注多些帮助，尽量少去打扰他们。都说盲人眼睛看不见，但心里明镜似的，不要让这多姿多彩的世界蒙蔽了他们的心，给他们一片安静祥和，给我们的心灵向往也留下一片净土。
　　喜欢他们的歌，有悲有喜有苦有甜，听“下辈子好歹睁开眼，看看这圪梁……”
　　
　　相关链接：
　　成立于1938年的山西省左权县盲人宣传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利用其隐蔽性强的优势刺探敌情，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3年10月，左权盲人宣传队第一次到北京高校巡演，在接下来的不到4年的时间里，盲人宣传队的11名成员已从当初被漠视的特殊群体，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为众人所知晓。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田青称他们是“活着的阿炳”，中国盲人协会主席甘伯林将他们称之为“中国盲人说唱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