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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中俄历史的相似性，两国的文学在某些方面也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任意一个泱泱大国都会有其苦难的历史。所以本文将以政治苦难为主，试比较中俄两国文学中的苦难意识。
关键词：中俄文学；政治苦难；苦难意识
前苏联作家艾赫马托娃曾说过：“谁记住一切，谁就心情沉重。”苦难的历史不应被遗忘。我们记住这些苦难的历史，是为了警醒，是为了避免灾难的重演。幸好，我们看到有责任担当的作家们记录下了那些灾难的过往。
一、苦难意识
有苦难并不一定会有苦难意识。其中的关键是受难者自身对苦难的反思。也就是说，苦难意识应包括对苦难根源的追索、对苦难意义的思考以及对苦难所持的或逃避或反抗的态度。进一步说，苦难意识是对让人生存困难的认知，对人生存状态的洞察以及对人历史命运的内省和探索。对苦难的关注是人最切近的关注，苦难使人严肃地思考自然、社会、历史和人自身。
二、中俄苦难历史的相似
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苏联一直扮演着中国“老大哥”的角色。中俄两国又何止是在探索社会主义这段历史上有相似之处呢。
革命前，俄国人民饱受农奴制的欺凌和践踏。革命后俄国人民并没有真正摆脱强权的奴役——大清洗和古格拉的迫害同样令人发指。解冻后没多久，这个超级帝国又在弹指间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巨大滑坡。
中国人民先是受封建统治的戕害。之后又陷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中。建国后，自然灾害及频繁的政治运动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加害于人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仍面临着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道德重建的世俗性苦难体验。
正是基于这相似的苦难史，我们在中俄两国文学中看到对这苦难千万遍的书写。
三、文学艺术中苦难意识的比较
（一）苦难根源——大多来自强权政治
索尔仁尼琴曾说：沉迷于历史是一直眼睛失明，而忘记历史则是两只眼睛都失明。索氏秉持着“不原谅，不忘记，不相信”的原则和专制集权进行斗争，其《古拉格群岛》便是反映集权主义的巨著。他本人曾因在通信中对斯大林不敬而被流放，《古拉格群岛》一出版，索氏更是被驱逐出国；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俄国文学在那一系列的小人物形象，他们处于强权政治中，只能成为“被欺辱与被侮辱”的对象；拉吉舍夫因在作品中揭发批判了俄国农奴制的残忍和腐朽，结果被判处死刑。书写政治苦难，反而又受难于政治苦难的俄国作家有很多，在中国，这样的作家也同样存在。
自鲁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很难看见这样义愤填膺的作家。直到七八十年代，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出现，有一大批作家才开始对“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十年文革的回忆。因为在文革时期，无数的工程师、艺术家等知识分子被迫害，知识分子吃够了嘴巴上的亏。严歌苓《陆犯焉识》中就揭露了十年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以及处于政治混乱时期亲情的扭曲。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反映了“反右”扩大化时期，处于食物恐慌与政治焦虑中人性的变异和道德的沦丧，其中关于人饥饿状态的描写更是触目惊心。
（二）苦难的意义
在中国，人们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倡导苦难中坚忍不拔的精神，把苦难当做获得成功的一种历练；在俄国，苦难往往具有神圣性，受难的人被称为圣人。他们在苦难面前表现出的是镇定、坚忍，甚至是喜爱和乐于承受苦难。
（三）对苦难的态度
俄罗斯的东正教把苦难视为神圣，他们认为没有经历苦难的灵魂是有罪的，只有苦难才能救赎人身上的罪恶，才能使有罪的灵魂变得纯净，从而真正接近上帝。因此俄国人民乐于接受苦难、并积极赴难，同时也为忍受苦难找到了出路。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沉迷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致被处死。于是，在空前的灾难面前，俄诗人爆发了：曼德尔施塔姆以自己的诗表达抗议；扎米亚京在反乌托邦小说中对制度本身予以警告；法捷耶夫自找的一枪是对文化迫害的抗争；《复活》中，聂赫留朵夫与马斯洛娃共赴流放地，主动和政治犯与穷苦农民待在一起，通过承受苦难来赎回年轻是犯下的罪过。但是，俄国文学中，作者经常让主人公通过宗教得以救赎：《安娜卡列宁娜》中列文改革失败后，在宗教里找到解脱；《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索尼娅的引导下也走向上帝以获得救赎。
中国显然没有如此浓厚的宗教色彩，因此便不像俄国那样甘于、乐于忍受痛苦。在巨大的苦难面前，中国人更多的是抱怨“老天不公”，他们问天问命问天地是否还有良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得到救赎，而是批判本科避免的灾祸。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苦难小说多 是从个人或受难者的角度，且以“回忆”为主。可是有的作家并未真正受到迫害，可以预想这种未经受真实苦难的作家对于苦难总是欠缺深度思考。所以中国很多小说只是停留在描绘苦难的水平或者将这些情节以抒情化的方法进行处理，虽强调了人的内心理特征，却没有将其上升为伟大的悲剧。当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扭曲了社会价值观的时候，人们只有燃烧自己的勇气和自身的力量才能看到光明与希望。索氏意识到了，而杨显惠却没有意识到。
三、小结
因苦难历史的相似性，中俄两国的文学在苦难意识方面也呈现一定的相似。但由于俄国受东正教影响，使之对苦难的意义理解和态度有别于中国。
参考文献：
[1]杨显惠.夹边沟记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2]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M].陈汉章，田大畏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
关键词：中俄文学；政治苦难；苦难意识
前苏联作家艾赫马托娃曾说过：“谁记住一切，谁就心情沉重。”苦难的历史不应被遗忘。我们记住这些苦难的历史，是为了警醒，是为了避免灾难的重演。幸好，我们看到有责任担当的作家们记录下了那些灾难的过往。
一、苦难意识
有苦难并不一定会有苦难意识。其中的关键是受难者自身对苦难的反思。也就是说，苦难意识应包括对苦难根源的追索、对苦难意义的思考以及对苦难所持的或逃避或反抗的态度。进一步说，苦难意识是对让人生存困难的认知，对人生存状态的洞察以及对人历史命运的内省和探索。对苦难的关注是人最切近的关注，苦难使人严肃地思考自然、社会、历史和人自身。
二、中俄苦难历史的相似
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苏联一直扮演着中国“老大哥”的角色。中俄两国又何止是在探索社会主义这段历史上有相似之处呢。
革命前，俄国人民饱受农奴制的欺凌和践踏。革命后俄国人民并没有真正摆脱强权的奴役——大清洗和古格拉的迫害同样令人发指。解冻后没多久，这个超级帝国又在弹指间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巨大滑坡。
中国人民先是受封建统治的戕害。之后又陷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中。建国后，自然灾害及频繁的政治运动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加害于人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仍面临着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道德重建的世俗性苦难体验。
正是基于这相似的苦难史，我们在中俄两国文学中看到对这苦难千万遍的书写。
三、文学艺术中苦难意识的比较
（一）苦难根源——大多来自强权政治
索尔仁尼琴曾说：沉迷于历史是一直眼睛失明，而忘记历史则是两只眼睛都失明。索氏秉持着“不原谅，不忘记，不相信”的原则和专制集权进行斗争，其《古拉格群岛》便是反映集权主义的巨著。他本人曾因在通信中对斯大林不敬而被流放，《古拉格群岛》一出版，索氏更是被驱逐出国；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俄国文学在那一系列的小人物形象，他们处于强权政治中，只能成为“被欺辱与被侮辱”的对象；拉吉舍夫因在作品中揭发批判了俄国农奴制的残忍和腐朽，结果被判处死刑。书写政治苦难，反而又受难于政治苦难的俄国作家有很多，在中国，这样的作家也同样存在。
自鲁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很难看见这样义愤填膺的作家。直到七八十年代，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出现，有一大批作家才开始对“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十年文革的回忆。因为在文革时期，无数的工程师、艺术家等知识分子被迫害，知识分子吃够了嘴巴上的亏。严歌苓《陆犯焉识》中就揭露了十年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以及处于政治混乱时期亲情的扭曲。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反映了“反右”扩大化时期，处于食物恐慌与政治焦虑中人性的变异和道德的沦丧，其中关于人饥饿状态的描写更是触目惊心。
（二）苦难的意义
在中国，人们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倡导苦难中坚忍不拔的精神，把苦难当做获得成功的一种历练；在俄国，苦难往往具有神圣性，受难的人被称为圣人。他们在苦难面前表现出的是镇定、坚忍，甚至是喜爱和乐于承受苦难。
（三）对苦难的态度
俄罗斯的东正教把苦难视为神圣，他们认为没有经历苦难的灵魂是有罪的，只有苦难才能救赎人身上的罪恶，才能使有罪的灵魂变得纯净，从而真正接近上帝。因此俄国人民乐于接受苦难、并积极赴难，同时也为忍受苦难找到了出路。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沉迷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致被处死。于是，在空前的灾难面前，俄诗人爆发了：曼德尔施塔姆以自己的诗表达抗议；扎米亚京在反乌托邦小说中对制度本身予以警告；法捷耶夫自找的一枪是对文化迫害的抗争；《复活》中，聂赫留朵夫与马斯洛娃共赴流放地，主动和政治犯与穷苦农民待在一起，通过承受苦难来赎回年轻是犯下的罪过。但是，俄国文学中，作者经常让主人公通过宗教得以救赎：《安娜卡列宁娜》中列文改革失败后，在宗教里找到解脱；《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索尼娅的引导下也走向上帝以获得救赎。
中国显然没有如此浓厚的宗教色彩，因此便不像俄国那样甘于、乐于忍受痛苦。在巨大的苦难面前，中国人更多的是抱怨“老天不公”，他们问天问命问天地是否还有良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得到救赎，而是批判本科避免的灾祸。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苦难小说多 是从个人或受难者的角度，且以“回忆”为主。可是有的作家并未真正受到迫害，可以预想这种未经受真实苦难的作家对于苦难总是欠缺深度思考。所以中国很多小说只是停留在描绘苦难的水平或者将这些情节以抒情化的方法进行处理，虽强调了人的内心理特征，却没有将其上升为伟大的悲剧。当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扭曲了社会价值观的时候，人们只有燃烧自己的勇气和自身的力量才能看到光明与希望。索氏意识到了，而杨显惠却没有意识到。
三、小结
因苦难历史的相似性，中俄两国的文学在苦难意识方面也呈现一定的相似。但由于俄国受东正教影响，使之对苦难的意义理解和态度有别于中国。
参考文献：
[1]杨显惠.夹边沟记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2]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M].陈汉章，田大畏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