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茅盾的故里浙江乌镇举行。从公布获奖结果到颁奖的这一周时间里，茅盾文学奖早已被众人评说。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的《暗算》、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一下子成为近期被人们提及最多的图书。
　　“市场化”是本届茅盾文学奖不同于以前几届的一个关键词。它不再是一个拘泥于文学圖内的评奖，在结果公布之前，将入围作品全部放到某网站上做一次集体展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网民的点击和评价，虽然影响不到评选结果，但网民意见必然会给评委带来触动，这触动有可能在下一届评选中有所体现。茅盾文学奖由一个圈内奖项变为一个大众奖项也因此初露端倪。
　　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在网上公示并进行商业化试验(先期免费阅读后期收费阅读)有两个好处，一是借助网络影响扩大了作品的知名度，二是为以后作家更加积极地参与评选增加了更大的驱动力。至于商业化会不会影响文学评奖的纯粹性，倒不必过于担心，谁能保证和商业一点儿都不沾边的文学奖，就是那么绝对公正呢?
　　前两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后，有种说法是，茅盾文学奖已经成了各种社会力量、文化力量折中的结果。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仍避免不了“折中”的痕迹，有评论认为，正是因为“折中”，才让茅盾文学奖成为一个没有个性的奖项。对于茅盾文学奖推不出好作品，作家石康曾说，“奖金太少了，得有1000万才行”。但真有了1000万，茅盾文学奖就能推出重量级的获奖作品吗?石康显然对奖金和作品质量只进行了简单的换算。仅有奖金是出不了好的文学作品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出现，寄希望于一个国家的文学氛围如何，一个作家的创作自由程度如何，读者对文学的热情如何，只有这三者都达到相应的高度，文学奖项的激励功能才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否则，再怎么做出姿态以示权威的文学奖都是摆设。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后，在某网站进行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有38％的网民对于获奖作品“一部也没有读过”。而据媒体报道，本届获奖结果公布后，获奖作品的销量“并无明显增加”。这些客观地说明了一个事实，“茅盾文学奖”已经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市场影响力。
　　茅盾文学奖的市场影响力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的销量过百万册，就不乏茅盾文学奖的巨大推动力。《尘埃落定》在2000年获奖时，当年的销量便猛冲到20多万册。但日后茅盾文学奖的影响渐成颓势，主要原因恐怕还不在缺乏好作品支持上，读者审美和阅读习惯的变化，以及图书品种的丰富性，才是导致茅盾文学奖关注度高而阅读率低的症结所在。
　　作为茅盾先生捐出25万元以个人名义设立的一个文学奖项，坚持不懈举办至今已属相当不易，媒体和网民对于本届茅盾文学奖的关注，也隐喻公众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仍有较高期待。只是，当茅盾文学奖承担不了这种期待所带来的压力时，读者的失落情绪难免体现到对获奖作品的冷漠上来。
　　茅盾文学奖为获奖作家带来了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看看诺贝尔文学奖为获奖作家带来了什么：一笔不菲的奖金，世界性的声誉，被翻译到数十国家出版的作品，世界文学史上留下重要一笔……显而易见，其中的每一项，都是目前的茅盾文学奖所不能够带来的。
　　既然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茅盾文学奖当作对获奖作家的创作进行全面总结的一个好机会。了解和重新评述其创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和贡献，不仅是增加茅盾文学奖含金量的一个契机，也是培养具备公共形态的作家的良好机会。但获奖结果公布后，我们看到的是媒体发布的官方消息以及对作品蜻蜓点水式的介绍、评论家对作品的点评，至于作品获奖的深层次原因——与社会、时代的隐秘联系，与公众精神的契合程度有多少，没有人愿意花费多一点的时间和精力去探讨和分析。
　　在其他文学奖项近乎毫无影响力的状况下，茅盾文学奖的存在有其一定的标志性意义。它小心翼翼迈出的亲近市场的一步，也证实它的确在努力拓展自己更为宽泛的影响性。是循规蹈矩地按照早期制定的“形而上”的评选规则稳步前进，还是全面遵从市场意愿去赢取读者的信任?对于茅盾文学奖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选择前者，无疑会局限作品的多题材、多风格和时代性；选择后者，难免又会对设立这个奖项的初衷有所悖离。在真正具有征服性的长篇小说出现之前，也许茅盾文学奖只能扮演协调各方意见的老好人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