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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新时代面向基层群众提供文化服务的重要平台。通过梳理有关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研究概况，从三个方面综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现有研究：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并发挥现实作用的时代价值、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设计与运行过程的现存问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未来发展路径探索。此外，通过分析国内近两年内的研究动态，为进一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以及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时代价值;现存问题;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4-0141-03
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决定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在我国的县一级地方全面开展，这一决定旨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通过加强文化服务的新兴阵地建设，把握好提供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并通过建设这一重要的战略阵地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奠定了整体基调，学者们面临现实问题，也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价值、问题及发展路径开展了具体研究。
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并发挥现实作用的时代价值
对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现实作用的时代价值，学者们主要从治理效能、文明实践、文化建设的角度进行分析。例如杨达（2019）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有利于“内循环”与“外循环”两者内外协同，最终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大格局[1]。邓帅（2020）提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推动我国新时代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2]。熊若愚（2020）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不仅可以傳播党的创新理论、加深人民群众对于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还可以使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人心[3]。刘富珍等（2020）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其现实性上可以发挥凝聚、引导群众的重要作用[4]。同时，在其提供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还将集体意志与群众现实需要有机耦合，是党和国家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两中心一平台”建设（即融媒体中心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守正创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王毅（2020）主张，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在其现实性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传播平台与领域的局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正能量[5]。张知众（2020）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打好“五大战役”、实现“九个突破”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引擎[6]。陶建荣（2020）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将使得政府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通过文化阵地的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7]。
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设计与运行过程的现存问题
对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设计与运行过程的现存问题，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整体运作流程上看，学者们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志愿者队伍建设与群众参与机制三个角度进行研究。如邓帅（2020）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队伍建设过程中存在参与者范围过小、管理制度不健全、志愿者积极性不高等问题[2]。刘富珍等（2020）指出，志愿者整体素质仍然不高，队伍结构仍需优化，亟待通过人才引进或专业培训提高专业志愿者比例[4]。
另一部分学者则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服务供给端与服务提供端两方面分析中心建设的现实问题，主要包括：杨达（2019）以贵州省为例，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群众参与机制尚不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缺位、有效供给不足[1]。江苏省盐城市文明办的相关工作人员（2020）指出，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过程中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部分干部和基层群众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二是阵地建设与实际需求尚有差距，三是志愿服务质量不高[8]。章寿荣、程俊杰（2020）在率先归纳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即活动开展方式缺乏吸引力，参与者老龄化[9]。
还有学者同地域对比的角度分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存在的问题，如尹群（2020）江苏泰兴市为例，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存在“横向相比不平衡，纵向对比不均衡”的情况，导致一些试点地区管理思维固化、官僚主义严重，使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陷入形式主义[10]。
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未来发展路径探索
对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未来路径探索，从整体上看，学界主要从提高群众接受程度明确建设理念、明确建设主体、提高宣传效能、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的角度进行路径探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从提高群众接受程度的角度看，张长森等（2020）[11]、幸晓斌（2020）[12]指出应把群众喜不喜欢、接不接受作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最高的衡量标准，李海、古小东（2020）[13]也在该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应开展解决居民实际需求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关活动;匡和平（2020）[14]则进一步提出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将文化服务主体社会化，通过界定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区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不同活动层次。薛智金（2020）指出，统筹阵地资源、做实思想政治工作、对接群众需求可分别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整合能力、引导能力与服务能力[15]。
从明确建设理念的角度看，匡和平（2020）[14]主张政治性是第一属性，党的领导应当始终是各地区、各有关单位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首要原则。张雨瀛（2020）[16]也进一步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就是要通过面对面交流拉近党和群众的距离。陶建荣（2020）[7]、尹群（2020）[10]均认为，新时代文明中心实践建设需要常态化、长效化。翟元斌（2020）[17]认为，把握好文明实践建设的标准化程度与个性化特色之间的平衡是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的中心课题，其通过介绍沈阳市沈北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实践，提出了“5链”建设格局，即布局“4+N”文明实践矩阵、构建服务群众需求智能平台、打造精准可持续志愿服务品牌、提高系统运作开放程度和联动机制与引领保障文明实践方向。 从明确建设主体的角度看，杨达（2019）[1]与王毅（2020）[5]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首先要明确“做什么”“谁来做”“怎样做”“做多久”的问题，还提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有助于乡村社会治理，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正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三治融合”视域下相关作用路径，并针对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提升措施，主要包括统一建设标准、坚持志愿服务需求导向与共享平台资源。
从提高宣传效能的角度看，张知众（2020）[6]以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为例，指出通过顶层设计、组织推动、志愿服务、突出优势资源、引进智库、树立样板等六个策略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和融媒体中心建设实现深度融合。郑颖（2020）以江西上饶为例，认为可以通过注重发展网络化、数字化平台积极探索“互联网+文化+文明”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发展模式，并与5G、VR和物联等高新技术有机融合[18]。齐耀铭、黄惠萍（2020）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要善于抓住文明景区、文化特色、风土人情这些城市和地域名片开展工作[19]。杜少华（2020）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际运行中产生的宣传方面工作主要有：中心工作人员线上与群众线下的互动、人员宣讲与群众活动联动以及各类志愿服务和讲座培训等活动，以此将地域文化深入基层，让群众讲自己的故事[20]。
从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的角度看，邓帅（2020）[2]关注到了志愿服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志愿者队伍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和实践者，而针对当前志愿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扩大志愿者队伍规模、提高选拔标、加强人员培训、规范管理体制与落实激励机制确保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高效进行，而刘富珍等（2020）[4]主张通过外引内培，在探索建立志愿服务城乡统筹发展机制的同时压实村干部的管理责任，通过引进外部人才、挖掘内部人才以建设优秀的农村志愿服务队伍体系，促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可持续发展。熊若愚（2020）[3]则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提供的质量是第一位的，兼顾志愿服务也是较好的选择，他主张，应加强阵地建设、队伍建设、机制建设、提高传播有效性并增强中心吸引力，其还提出了以群众为中心的三大发展策略，即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
参考文献：
[1] 杨达.贵州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基层治理探索[J].红旗文稿，2019，（24）：9-11.
[2] 邓帅.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有效运行[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20，（3）：14-19.
[3] 熊若愚.如何提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质量研究述要[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6）：18-22.
[4] 劉富珍，万佩佩，田戈燕.农村、农民志愿服务队伍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调研——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视角[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20，（2）：28-34.
[5] 王毅.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普及社科知识[J].社会主义论坛，2020，（9）：34-35.
[6] 张知众.筑牢“六要”基石 全力抓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工作[J].新长征，2020，（9）：18-19.
[7] 陶建荣.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经济和社会意义研究——基于安徽省当涂县调研[J].营销界，2020，（21）：106-110.
[8] 规范阵地建设 确保载体亲民——对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调研与思考[J].雷锋，2020，（8）：67-68.
[9] 章寿荣，程俊杰.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标准化建设：理论本质与实现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20，（3）：42-45.
[10] 尹群.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发挥先进典型作用探究[J].中国地市报人，2020，（4）：58-60.
[11] 张长森，窦芒，仇学平.以文化人打造“江淮乐土”——江苏省阜宁县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见闻[J].雷锋，2020，（7）：60-63.
[12] 幸晓斌.围绕主线 创新探索 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J].先锋，2020，（6）：55-56.
[13] 李海，古小东.乡村振兴背景下广东梅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内涵、路径与经验[J].南方农村，2020，（4）：42-47+55.
[14] 匡和平.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小榄样本”[J].党建，2020，（9）：43-44.
[15] 薛智金.提升四种能力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J].新长征，2020，（9）：20-21.
[16] 张雨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清镇经验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20，（23）：14-15.
[17] 翟元斌.擦亮底色，文明实践光耀幸福沈北——沈阳市沈北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主任衣丽娜访谈录[J].雷锋，2020，（11）：72-75.
[18] 郑颖.东风荡漾花千树——上饶市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纪实[J].当代江西，2020，（6）：20-22.
[19] 齐耀铭，黄惠萍.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福建探索[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20，（2）：114-118.
[20] 杜少华.两个中心建设的河南样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项城实践[J].城市党报研究，2020，（9）：76-78.
关键词：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时代价值;现存问题;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4-0141-03
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决定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在我国的县一级地方全面开展，这一决定旨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通过加强文化服务的新兴阵地建设，把握好提供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并通过建设这一重要的战略阵地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奠定了整体基调，学者们面临现实问题，也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价值、问题及发展路径开展了具体研究。
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并发挥现实作用的时代价值
对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现实作用的时代价值，学者们主要从治理效能、文明实践、文化建设的角度进行分析。例如杨达（2019）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有利于“内循环”与“外循环”两者内外协同，最终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大格局[1]。邓帅（2020）提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推动我国新时代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2]。熊若愚（2020）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不仅可以傳播党的创新理论、加深人民群众对于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还可以使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人心[3]。刘富珍等（2020）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其现实性上可以发挥凝聚、引导群众的重要作用[4]。同时，在其提供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还将集体意志与群众现实需要有机耦合，是党和国家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两中心一平台”建设（即融媒体中心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守正创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王毅（2020）主张，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在其现实性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传播平台与领域的局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正能量[5]。张知众（2020）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打好“五大战役”、实现“九个突破”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引擎[6]。陶建荣（2020）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将使得政府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通过文化阵地的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7]。
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设计与运行过程的现存问题
对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设计与运行过程的现存问题，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整体运作流程上看，学者们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志愿者队伍建设与群众参与机制三个角度进行研究。如邓帅（2020）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队伍建设过程中存在参与者范围过小、管理制度不健全、志愿者积极性不高等问题[2]。刘富珍等（2020）指出，志愿者整体素质仍然不高，队伍结构仍需优化，亟待通过人才引进或专业培训提高专业志愿者比例[4]。
另一部分学者则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服务供给端与服务提供端两方面分析中心建设的现实问题，主要包括：杨达（2019）以贵州省为例，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群众参与机制尚不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缺位、有效供给不足[1]。江苏省盐城市文明办的相关工作人员（2020）指出，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过程中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部分干部和基层群众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二是阵地建设与实际需求尚有差距，三是志愿服务质量不高[8]。章寿荣、程俊杰（2020）在率先归纳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即活动开展方式缺乏吸引力，参与者老龄化[9]。
还有学者同地域对比的角度分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存在的问题，如尹群（2020）江苏泰兴市为例，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存在“横向相比不平衡，纵向对比不均衡”的情况，导致一些试点地区管理思维固化、官僚主义严重，使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陷入形式主义[10]。
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未来发展路径探索
对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未来路径探索，从整体上看，学界主要从提高群众接受程度明确建设理念、明确建设主体、提高宣传效能、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的角度进行路径探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从提高群众接受程度的角度看，张长森等（2020）[11]、幸晓斌（2020）[12]指出应把群众喜不喜欢、接不接受作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最高的衡量标准，李海、古小东（2020）[13]也在该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应开展解决居民实际需求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关活动;匡和平（2020）[14]则进一步提出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将文化服务主体社会化，通过界定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区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不同活动层次。薛智金（2020）指出，统筹阵地资源、做实思想政治工作、对接群众需求可分别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整合能力、引导能力与服务能力[15]。
从明确建设理念的角度看，匡和平（2020）[14]主张政治性是第一属性，党的领导应当始终是各地区、各有关单位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首要原则。张雨瀛（2020）[16]也进一步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就是要通过面对面交流拉近党和群众的距离。陶建荣（2020）[7]、尹群（2020）[10]均认为，新时代文明中心实践建设需要常态化、长效化。翟元斌（2020）[17]认为，把握好文明实践建设的标准化程度与个性化特色之间的平衡是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的中心课题，其通过介绍沈阳市沈北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实践，提出了“5链”建设格局，即布局“4+N”文明实践矩阵、构建服务群众需求智能平台、打造精准可持续志愿服务品牌、提高系统运作开放程度和联动机制与引领保障文明实践方向。 从明确建设主体的角度看，杨达（2019）[1]与王毅（2020）[5]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首先要明确“做什么”“谁来做”“怎样做”“做多久”的问题，还提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有助于乡村社会治理，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正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三治融合”视域下相关作用路径，并针对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提升措施，主要包括统一建设标准、坚持志愿服务需求导向与共享平台资源。
从提高宣传效能的角度看，张知众（2020）[6]以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为例，指出通过顶层设计、组织推动、志愿服务、突出优势资源、引进智库、树立样板等六个策略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和融媒体中心建设实现深度融合。郑颖（2020）以江西上饶为例，认为可以通过注重发展网络化、数字化平台积极探索“互联网+文化+文明”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发展模式，并与5G、VR和物联等高新技术有机融合[18]。齐耀铭、黄惠萍（2020）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要善于抓住文明景区、文化特色、风土人情这些城市和地域名片开展工作[19]。杜少华（2020）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际运行中产生的宣传方面工作主要有：中心工作人员线上与群众线下的互动、人员宣讲与群众活动联动以及各类志愿服务和讲座培训等活动，以此将地域文化深入基层，让群众讲自己的故事[20]。
从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的角度看，邓帅（2020）[2]关注到了志愿服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志愿者队伍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和实践者，而针对当前志愿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扩大志愿者队伍规模、提高选拔标、加强人员培训、规范管理体制与落实激励机制确保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高效进行，而刘富珍等（2020）[4]主张通过外引内培，在探索建立志愿服务城乡统筹发展机制的同时压实村干部的管理责任，通过引进外部人才、挖掘内部人才以建设优秀的农村志愿服务队伍体系，促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可持续发展。熊若愚（2020）[3]则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提供的质量是第一位的，兼顾志愿服务也是较好的选择，他主张，应加强阵地建设、队伍建设、机制建设、提高传播有效性并增强中心吸引力，其还提出了以群众为中心的三大发展策略，即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
参考文献：
[1] 杨达.贵州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基层治理探索[J].红旗文稿，2019，（24）：9-11.
[2] 邓帅.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有效运行[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20，（3）：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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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尹群.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发挥先进典型作用探究[J].中国地市报人，2020，（4）：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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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幸晓斌.围绕主线 创新探索 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J].先锋，2020，（6）：55-56.
[13] 李海，古小东.乡村振兴背景下广东梅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内涵、路径与经验[J].南方农村，2020，（4）：42-47+55.
[14] 匡和平.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小榄样本”[J].党建，2020，（9）：43-44.
[15] 薛智金.提升四种能力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J].新长征，2020，（9）：20-21.
[16] 张雨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清镇经验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20，（23）：14-15.
[17] 翟元斌.擦亮底色，文明实践光耀幸福沈北——沈阳市沈北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主任衣丽娜访谈录[J].雷锋，2020，（11）：72-75.
[18] 郑颖.东风荡漾花千树——上饶市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纪实[J].当代江西，2020，（6）：20-22.
[19] 齐耀铭，黄惠萍.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福建探索[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20，（2）：1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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